管仲是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被譽為“法家先驅”、“圣人之師”、“華夏文明的保護者”、“華夏第一相”。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管仲改革的作用介紹，歡迎大家閱讀。

　　管仲改革的作用介紹

　　行政改革

　　管仲整頓行政管理系統，“叁其國而伍其鄙”。所謂“叁其國”，就是將國劃分為21鄉，士居15鄉，工居3鄉，商居3鄉，分設3官管理。所謂“伍其鄙”，就是將鄙野(國都之外的廣大地區)分為5屬，設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屬下有縣、鄉、卒、邑4級，分別設立縣帥、鄉帥、卒帥、司官管理。整頓行政系統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農、工、商各就其業，從而使部落的殘余影響被徹底革除，行政區域的組織結構更加精細化，并且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穩定。

　　人事改革

　　國中“慈孝”、“聰慧”、“拳勇”出眾者，由鄉長推薦試用，稱職的委任為吏，任用稱職的又可以晉升，直至升為上卿助理。選賢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祿制，擴大了人才來源，這一制度成為日后科舉制度的雛形。

　　兵制改革

　　其原則是“作內政而寄軍令”，其措施是“參其國而伍其鄙”，其內容為：將全國分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工商之鄉不從事作戰，實際從事作戰的是士鄉十五。五鄉為一帥，有一萬一千人。由齊君率為中軍，兩個上卿各率五鄉為左右軍，是為三軍，就是“參其國”。一鄉有十連，一連有四里，一里有十軌，一軌有五家，五家為一軌，這就是“伍其鄙”。軌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處在一起，因為利害禍福相同，所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強”。(見《國語·齊語》)。這是一種社會與軍事相結合的戰斗體制，亦為后來大規模的戰爭作了準備。

　　經濟政策

　　管仲相齊的經濟政策是“遂滋民，與無財”(《國語·齊語》)，“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或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史記·平準書》)，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管子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也”，“山海”就是鐵和鹽(《管子·海王》)。若此記載為可信，則于管仲時就已經實行了統治鹽鐵的經濟政策了。

　　管子熟練的運用輕重之術對外策劃了衡山之謀、石壁謀和菁茅謀，堪稱古代貨幣戰爭的經典案例。

　　管仲實行了糧食，“準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漢書·食貨志》下)。這種“準平”制，平衡糧價，間接承認了農民自由買賣糧食的權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農的生產利潤。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質好壞、產量高低來確定賦稅征收額，同于馬克思級差地租。

　　管仲面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為了有效利用齊國的林木和漁業資源，制定了“山澤各致其時”。即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即禁止人們為了眼前利益而濫伐濫捕,以保護樹木和魚類的正常生長、免遭破壞。伐木和捕獵只準在適當的季節進行。

　　管仲修齊太公“九府圜法”，在齊國設立了專管貨幣的機構——“輕重九府呻”。齊國由政府統一鑄造貨幣，這種規范的貨幣呈刀形，名為“齊法化”或“節墨法化”，俗稱“齊刀”。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統的闡述了消費對生產的促進效用。

　　法制改革

　　管仲以法治國，“事斷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儀表，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奸。百姓知主之從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確;殺有罪，不寬赦;執行刑罰一定說到做到，民眾就會畏懼。權威明示于眾，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嚴格執法，公開執法。

　　“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譯過來就是：國君統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開，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國君立法不能統一，下面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會增加。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公開公平公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虧令則死，益令則死，不行令則死，留令則死，不從令則死。五者死而無赦，唯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譯過來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沒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說，隨意增刪法令的，不執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須處死，法令有了權威，下面的人就畏懼了。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實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公元前685年，齊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國的法制主義理念，在齊國實施。此后，“事斷于法”便成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論。在這一基本理論的指導下，管仲整肅齊國內政，上下齊心，國家實力得到迅速提升，從而實現了稱霸中原。

　　社會改革

　　管仲推行禮法并重，即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稱為“德治”，形成了“霸業”和“禮治”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即禮、法統一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治國的過程中，禮義教化與厲行法制是相輔相成的，“明智禮足以教之……鄉置師以導之;然后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致矣”(《權修》)。這一理論較之儒家的重禮教輕法制，較之秦晉法家的嚴刑峻法，較之道家的消極無為思想，無疑是一種更全面、更有價值的理論。

　　外交主張

　　管仲輔佐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號，打敗侵燕的北戎，“存邢救衛”，制止了狄人的侵襲，又舉兵擊敗了兵力強盛的楚國。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大會各國諸侯，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此次盟會齊桓公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戰略獲得了很大成功，后來孔子稱贊管仲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發，左開衣襟，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管仲歷史評價

　　孔子曾稱贊管仲：“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篇》)意思是：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發，左開衣襟，成為野蠻人了。又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

　　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歷史上管仲相齊，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諸葛亮相蜀,使劉備與曹操,孫權三分天下.二人皆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而且居功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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