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先秦諸子中不可多得的農民思想家，其理論之深湛不僅體現在政治領域，更擴及邏輯哲學。其言語常由小及大，連類比譬，逐層推理，蘊含著卓然不群的辯論藝術。具體地說，他將探理析疑的手段列為八種，分別叫作：或、假、效、辟、侔、援、推、幾。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相關資料。

　　八大辯論絕技一、“或、假、效”常被用來防備守衛，故又稱“戍言三范”

　　《墨經》中這樣解釋“或、假、效”三種邏輯哲學：“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

　　即：“或”是表示一類事物中僅有一部分是如此，并非全部都是如此。“假”是表示思想上的假定，并非表示現實就是這樣。“效”是為辯論提供標準的規范和底線，以免漫無目的、失去道義。

　　白馬是馬，乘白馬是乘馬。獲是人，愛獲是愛人。臧是人，愛臧是愛人。這是屬于“是而然”(前提肯定，結論也肯定)的情況。

　　獲的父母是人，獲事奉她的父母不能簡單說成“事奉人”(指作別人的奴仆)。她的妹妹是美人，她愛妹妹更不能說是“愛美人”。車是木頭做的，乘車不能說是“乘木頭”。船是木頭做的，入船不能說是“入木”。強盜雖然是人，但某地強盜多，不能簡單地說“某地人多”;某地沒有強盜，也不能簡單地說“某地沒有人”。怎么知道這一點呢?討厭某地強盜多，并不是討厭某地人多;想讓某地沒有強盜，并不是想讓某地沒有人。世上的人大家都贊成這一些。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我們說“強盜雖然是人，愛強盜卻不能說是‘愛人’，不愛強盜不能說是‘不愛人’，殺強盜也不能簡單地說是‘殺人’”，就也應該是沒有困難的。這是屬于“是而不然”(前提肯定，而結論否定)的情況。

　　“讀書”不等于“書”，“好讀書”卻等于“好書”。“斗雞”不等于“雞”，“好斗雞”卻等于“好雞”。“將要入井”不等于“入井”，阻止“將要入井”卻等于阻止“入井”。“將要出門”不等于“出門”，阻止“將要出門”卻等于阻止“出門”。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說“‘將要夭折’不等于‘夭折’，阻止‘將要夭折’卻等于阻止‘夭折’。儒家主張‘有命’論，不等于真的有‘命’這東西存在;墨家‘非執有命’，卻等于‘非命’”就也應該是沒有困難的。這是屬于“不是而然”(前提否定，而結論肯定)的情況。

　　在以上三個一線貫穿的案例中，墨子舉重若輕的從形式上駁倒了“殺強盜等于殺人”與及儒家的‘有命’論。這是對“或”的運用。

　　假使天下都能相親相愛，愛別人就像愛自己，還能有不孝的嗎?看待父親兄長及君上像自己一樣，怎么會做出不孝的事情呢?還有不慈愛的嗎?看待兒子、弟弟及臣子象看待自己一樣，怎么會做出不慈愛的事情呢?這樣不慈愛就沒有了。還有強盜和賊寇嗎?看待別人的家象自己的家一樣，誰還盜竊?看待別人就像自己一樣，誰還害人?所以強盜和賊寇就沒有了。

　　此處，墨子連用排比，且兼反問，句式明快，論證有力。但是類似“愛人若愛其身”的事情，在現實生活中十分鮮見，故而只能以聯想虛構匡其不足。這是對“假”的運用。

　　但是，僅僅將“或”和“假”務于精熟，只能讓自己的立論不易被破而已。想要讓人真正的從情理上加以信服，還要在話外之音中滲入“為天下興利除害”的道德理想。

　　墨子認為，如果對方對于“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這些最基本的社會規范都不認同，那么大可不必再做毫無意義的口舌之爭。這就是“效”。

　　八大辯論絕技二、“辟、侔、援、推”多用作攻辯爭論，也叫“出故四法”

　　《墨子·小取》篇這樣概括辟、侔、援、推四種手段：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簡而言之，“辟”就是舉例說明，“侔”為類比推進，“援”即為攀援引證，“推”則大都同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

　　《墨子·非攻下》開篇就說：“對于當今天下所贊美的人，該有怎樣的說法呢?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贊譽他呢?還是他在上不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不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大家才贊譽他呢?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必定會說：‘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人們才贊譽他。’現在天下所共同認為是義的，是圣王的法則。但現在天下許多諸侯大概還在盡力于攻戰兼并，那就只是僅有譽義的虛名，而不考察其實際。這就象瞎子與常人一同能叫出白黑的名稱，卻不能辨別那個物體一樣，這難道能說會辨別嗎?”

　　這里墨子用不辨墨白的盲者比喻不辨是非的天下人，以證明大道難識，這就叫作“辟”。

　　何者為“侔”?

　　《墨子?兼愛上》說：“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這里“君自愛”、“父自愛”、“兄自愛”的說法就是類比推進，即“侔”。

　　《墨子·非攻上》有一段指責百姓只知“竊鉤者誅”的論述，上面說：“現在這里有一個人，看見少許黑色就說是黑的，看見很多黑色卻說是白的，那么人們就會認為這個人不懂得白和黑的區別?，F在小范圍內做不對的事，人們都知道指責其錯誤;大范圍內做進攻別國的壞事，卻不知道指責其錯誤，反而跟著稱贊他為義舉。這可以算是懂得義與不義的區別嗎?”

　　這里便是運用“援”的手法，反問對方既然“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這是不懂得“黑白之辨”的行為，那么“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就一定也是不懂得“義與不義”的區別了。

　　關于“推”式手法，在墨子反駁公孟子的論述中，可以循跡一二：公孟子說‘沒有鬼神。’又說‘君子一定要學習祭禮。’墨子說‘主張沒有鬼神卻勸人學習祭禮，這就像沒有賓客卻學習接待賓客的禮節，沒有魚卻結魚網一樣。’公孟子對墨子說‘您認為守三年喪期是錯的，那么您主張的守三日喪期也不對。’墨子說‘你用三年的喪期攻擊三日的喪期，就好像裸體的人說掀衣露體的人不恭敬一樣。’

　　以上便是墨子辯論藝術中的七大語言哲學，也是現今花辯和素辯中最常用的方法。但是，墨子卻認為言辭“多方、殊類、異故”，所以“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亦即提醒修習辯術之人，一定要始終以“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為要旨，切不可混淆是非，爭論不休，以后停者為勝。

　　八大辯論絕技三、“幾”多用作以小見大，見微知著，故又稱“斷事一器”

　　什么是幾呢?帛書《五行》經文說：“幾而知之，天也?！对姟吩唬?lsquo;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帛書《五行》篇“說”云：“‘幾而知之，天也。’幾也者，賚數也。唯有天德者，然后幾而知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上帝臨汝，言幾之也。毋貳爾心，俱幾之也。”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在事物有預兆的階段就能夠知道它的，就是天德”，所謂“有預兆”就是有數(道理)。只有合天德(道)的圣人，才能“在事物有預兆的階段就能夠知道它”?！对娊洝分杏?ldquo;上帝御臨于你，你不要有貳心”，所謂“上帝御臨于你”，就是有征兆顯示的意思。所謂“你不要有貳心”，就是要與“天合其精微之幾”。

　　《周易正義》注云：“幾者去無入有，理而無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睹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昭，鑒于未形也。合抱之木，起于毫末。吉兇之彰，始于微兆，故為吉之先見也。”

　　古代圣賢，知幾知微，幾近于神，甚至超越數百年預知未來，真所謂“唯有天德者，然后幾而知之”。一則歷史上廣為流傳的故事說：“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后齊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圣人能知微矣。”(《韓詩外傳·卷十》)

　　由于以上所述太過書面化，我再用白話文幫大家引申一二，以幫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幾”的內涵。

　　為什么，周公說“尊尊親親”，姜子牙能提前知道“魯國從此要衰落呢?”因為，“尊尊親親”這套理念，與后世儒家的核心要義相合。我們知道，儒家有利有弊。所謂的“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他們以義輔時，和順陰陽，昌明教化。其信徒在修養個人的道德品質之際，主張“肉食者”為政以德，師法堯舜，效仿成康，廣施恩澤，這是儒家的高明之處。

　　故而南朝大家范曄贊美儒家說：“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談者仁義，所傳者，圣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但是，他們所倡導的《六經》內容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因為這套宏論除經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傳注和說解文字不下千萬，就是祖孫三代世守一經，也無法精通它的學說，一輩子也不能完全通曉它的禮制。所以，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也提出了尖刻的批評“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

　　正因為這套理念如果作為方針政策實行起來，一定會“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所以，姜子牙料定魯國要從此弱敗。

　　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殺之君矣。’

　　為什么周公可以推斷出“后世一定會有劫殺之君的人?”這不是虛妄的猜測。實是因為‘舉賢尚功’這套方法，與后世的“法家”同出一脈。

　　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員。他們提出“權借在下、利異外借、托於似類、利害有反、參疑內爭、敵國廢置”這六種國之大患，實在可以說是明察秋毫。而后主張厚賞重罰、榮譽同軌 、賞罰敬信、獎懲公允，用此輔助禮制來治理天下。這是法家的長處。

　　但是，在消除“六患”的同時，卻引來“疑詔詭使、倒言反事”等帝王之術為禍朝堂，導致后世為君者放棄人倫勸導，單一信奉權謀算計，這是法家的弊端。

　　所以，后世一定會有劫殺其君的臣子。

　　“幾”可謂是“冥于道，絕于器”的純粹邏輯，如果不是善于清心凈己、經驗豐富、六根澄澈且兼善于以小見大、見微知著的人，難以將其靈活運用。《韓非子》中記錄了這樣一個例子，堪稱“幾”這一法門運用的典范，叫做“象箸之憂”。

　　話說紂王剛剛即位，有一次在宴請群臣時，使用象牙制作的筷子吃飯?；由钜詾閼n，認為大難將至，于是遁世避禍。他人不解，問其何以至此?箕子解釋說：“使用象牙筷子一定不會在陶制器皿里使用，一定會配合使用犀牛角杯或玉杯才相稱;象筷玉杯一定不會用于吃豆類食品熬的濃湯，一定要去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兒;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兒就一定不會穿粗布短衣，不會在茅屋下面食用，就一定要穿多層的織錦衣服，住上寬敞房屋和高臺……照這樣下去，恐怕將天下榨干，也無法滿足其欲望!”過了五年，商約擺設肉林，建炮烙之刑，登上酒糟山，俯臨酒池，他果然因而喪身。所以《老子》說：“能夠看到事物的萌芽狀態，就叫做‘明’。”誠是此理。

　　其實古代的先賢圣哲在思謀慮事時，沒有一刻不在使用“幾”的法門，不過是程度或輕或重罷了。想當年，諸葛瑾看到自己那個愛耍小聰明的兒子，就悲嘆“恪大不興我家，將大赤我族也”，就預感到這小子要給自己的門庭招災，后來果不出其然，諸葛恪在主政后因為獨斷濫權、文過飾非，被孫峻聯合孫亮設計殺害，夷滅三族;披香博士淖方成一看到趙飛燕、趙合德的美色，就斷言：“此禍水也，必滅火矣!”后來也得到應驗。漢成帝因為她們，幾近廢輟國事。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墨子實是我國邏輯學領域內的一代天驕，其所發明的類推及辯理模式，特別是“侔”、“幾”式類推法的發現，對于現代人的“格物致知”具有革命性意義——因為“幾而知之，天也”，對天道的認知踐履，是長期浸淫于簡單“形式邏輯”的當世學者極度陌生和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