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叔敖(公元前約630年~公元前593年)，又稱蒍敖、蒍艾獵或蒍饒，羋姓，蔿氏，名敖，字孫叔，春秋時期楚國名相，于水利兵法均有極大貢獻。祖父蔿呂臣，父親蔿賈。孫叔敖因為其子封于寢，而“寢”通“孫”，先秦人習慣將字放在名之前，故楚國人通稱“孫叔敖”。下面是孫叔敖歷史簡介。

　　人物生平

　　孫叔敖是楚莊王時為楚國令尹，以賢能聞名于世。

　　《淮南子·人間訓》：孫叔敖在出任令尹前，“決期思之水(今河南淮濱縣境的史河)，而灌雩雩之野”，即帶領當?shù)厝嗣衽d建水利工程，灌溉農作物，這項水利工程，就是中國古代歷史上著名的“期思陂”(《太平御覽·地部》：“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春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楚國名相，蒍氏，名敖，字叔敖，一名蒍獵，蚡冒之后，“世為列姬，國地朝廷”。

　　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國令尹(楚相)，輔佐楚莊王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fā)展經濟，政績赫然。主持興修了芍陂(今安豐塘)，改善了農業(yè)生產條件，增強了國力。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列其為第一人。相傳孫叔敖少年時，曾遇兩頭蛇，時俗認為見此蛇者必死，他想：要死只我一人，不要再叫旁人看見。于是，他斬殺了這蛇，埋入山丘，其品德為族人贊佩(出典見《賈子》)。那山丘因而得名 “蛇入山”在今江陵城北約二十里。及成年，因父親獲罪，他舉遷期思(今淮濱期思鎮(zhèn))邑。受到了后人的傳頌和尊崇。期思城西南有埋蛇嶺系孫叔敖埋蛇處，也叫埋蛇冢，史志作敦蛇丘。因期思縣治后劃入固始，《嘉靖固始志》把 "寢野歧蛇 " 列為八景之一。

　　主要功績

　　約公元前605年，孫叔敖在期思，雩婁(今河南省淮濱縣史河灣試驗區(qū)境內)主持興修水利，建成中國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婁灌區(qū)(期思陂)，相當于現(xiàn)代新建的梅山灌區(qū)中干渠所灌地區(qū)。據(jù)記載他還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壽縣安豐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帶也興修過水利。

　　莊王曾認為當時楚國的車子太小，遂命令全國一律改造高大的車子。孫叔敖勸諫，若以命令行事，會招致百姓反感，不如把都市街巷兩頭的門限做高，低小的車過不去，人們就會自覺改造高車了。莊王又嫌原來通行的貨幣太小，改鑄大幣，強令通行，人民使用不便，引起市場混亂。他認為“便民為要”，勸說莊王恢復通行小貨幣，市場又趨繁榮。孫叔敖還是杰出的軍事家，他選擇適合于楚國的條文，立為軍法，對各軍的行動、任務、紀律等都制定了明確規(guī)定，運用于訓練和實戰(zhàn)。莊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軍在訴地(今河南正陽一帶)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當，計劃周密，物資準備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務。次年，楚與晉大戰(zhàn)于邲，他輔助莊王機智靈活地指揮了這場戰(zhàn)斗，剛一出動戰(zhàn)車，他即鼓動楚軍勇猛沖擊，一鼓作氣，迅速逼近晉軍，使其措手不及，倉惶潰散，逃歸黃河以北，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轉向楚國。

　　由于行政、治軍有功，楚莊王多次重額封賞，孫叔敖堅辭不受。為官多年，家中卻沒有積蓄，臨終時，連棺槨也沒有。司馬遷《史記》中記為“循吏”第一。去世后，歸葬于江陵白土里。另在沙頭鎮(zhèn)(今沙市區(qū))有衣冠冢。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立有“楚令尹孫叔敖墓”石碑。墓在今中山公園東北隅。孫叔敖，姓蔿名敖字孫叔，一字艾獵。春秋時楚國江陵人。父蔿賈任楚國司馬，戰(zhàn)功顯赫，后為楚將都越椒殘殺。楚莊王時，由前令尹虞丘推薦，任孫叔敖為令尹。司馬遷稱他“三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任相期間，編修《仆區(qū)》(楚國刑書名)，法制大振。又“ 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孫叔敖善于用兵，楚莊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率申息之師在(今河南省滎陽東北)大勝晉兵。任令尹前，曾在今商城縣境“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即利用大別山上來水，在泉河、石槽河上游修建水陂塘，形成水藤結瓜式的期思陂，既防下游水澇，又供上游灌溉，是中國最早見于記載的大型灌溉工程。三國時，曹魏的劉馥重加整治，明代維修擴充，嘉靖時固始縣境內陂塘、湖港、溝堰達932處。其遺址今又成為梅山、鲇魚山灌區(qū)的組成部分。他還開鑿“芍陂”(今安徽省壽縣城南安豐塘)。清朝夏尚忠追紀其事：“溯其初制，引六安百余里之水，自賢姑墩入塘，極北至安豐縣折而東至老廟集，折而南至皂口，又南合于墩，周圍凡一百余里，此孫公當日之全塘也。”《水經注》稱：“陂有五門，吐納川流”。東漢、三國、唐肅宗、元忽必烈均在此廣為屯田，大獲其利。建國后，又溝通淠河總干渠，引來佛子嶺、磨子潭、響洪匐三大水庫之水，成為淠史杭灌區(qū)一座中型反調節(jié)水庫，效益得到更大發(fā)揮。除上述工程外，孫叔敖還興建安徽霍邱縣的水門塘，治理湖北的沮水和云夢澤，促進了楚國的農業(yè)發(fā)展，后人為紀念他，在安豐塘北堤建有孫公祠，在湖北沙市公園建有孫叔敖衣冠冢，在期思集立碑并建有楚相孫公廟。1957年毛澤東路過信陽，稱贊孫叔敖是水利專家。

　　政治成就

　　為官之道

　　孫叔敖是古代為官清正廉潔的典范。孫叔敖在任令尹期間，三上三下，升遷和恢復職位時不沾沾自喜;失去權勢時不悔恨不嘆息。孫叔敖作為宰相，權力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他輕車簡從，吃穿簡樸，妻兒不衣帛，連馬都不食粟。成為《呂氏春秋》、《茍子·非相》中記載的圣人。楚莊王二十年前后(約公元前594年)，孫叔敖患疽病去世。作為一位令尹，家里竟窮得徒有四壁，連棺木也未準備。他死后，兒子窮得穿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

　　孫叔敖是楚莊王時的令尹，被后世視作列國名相。《列子·說符》記載：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隱士曾對孫叔敖說：“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問他何謂“三怨”，這位隱士回答說：“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告訴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爵位、權力和俸祿是一個人做官的三種伴生物，并且一般與官職的高低成正比，一個人希望獲得更高的官職，也正因為伴隨這種官職而來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權力和更厚的俸祿，他個人的尊嚴、價值和享受由是也會得到更大的滿足或更充分的實現(xiàn)。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個方面：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數(shù)愈少。一個人獲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占據(jù)了更多的人所覬覦獲得的目標，堵塞了眾人企圖逐層晉升、獲取尊榮的狹窄之路，必然招致眾人的嫉妒。其次，一種政權機構能夠施予社會的總權力具有一個客觀的限度，其中的一個人擁有了更大的權力，必使主上的權力減少，而且更大的權力也構成了對主上地位的威脅，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惡。另外，豐厚的俸祿會使一個人拉大他與眾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極易促成他驕奢淫逸的生活習氣，從而招致眾人的怨恨：孫叔敖是當時楚王手下官職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訴他高職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惡和怨恨，這一誠懇的提醒包含著他對社會生活的全面觀察和深沉的思考。

　　孫叔敖并沒有否認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愿蒙受三怨;作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闡明了自己居處高位而避免三怨的基該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氣越是卑下。低爵位和無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礎，一個人占據(jù)了榮耀顯貴的高爵之位，其顯貴本質上是以不曾顯貴的廣大民眾為存在基礎的，因而他絕不能對居處下位的民眾頤指氣使，盛氣凌人，而應當愈懷卑謙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眾的榮耀最大程度地還給民眾本身。孫叔敖正是保持了這種卑下心態(tài)，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權力越大，他處事就越是謹慎小心。在一定的權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權力界限，把自己的行為謹慎地控制于該界限之中，對于涉界的事情絕不擅權用事，留給上峰發(fā)揮意志的充分余地，徹底免除其受威脅之感;與此同時，他也明白自己權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禮儀規(guī)范和各種現(xiàn)實要求去處事，力求處政的平穩(wěn)和妥善。孫叔敖以這種謹慎小心的處事風格，在最高的權力位置上避免了主上的憎惡。另外，他的俸祿越厚，他對民眾的施予就越廣博。豐厚的俸祿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樂的本錢，而是他周濟貧寒、施惠于民的資本，借此他顯示了自己做官為民和厚施博愛的無私的高尚情操，民眾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

　　孫叔敖以自己的為相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關于高位三怨的世態(tài)斷言，表現(xiàn)了一位名相高超的處事方式。

　　治國之道

　　楚莊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孫叔敖拜為令尹(即國相)，主張“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極為重視民生經濟，制定、實施有關政策法令，盡力使農、工、賈各得其便。

　　當時的楚國通行貝殼形狀的銅幣，叫做"蟻鼻錢"。莊王卻嫌它重量太輕，下令將小幣鑄成大幣，老百姓卻覺得不方便，特別是商人們更是蒙受了巨大損失，紛紛放棄商業(yè)經營，這使得市場非常蕭條。更嚴重的是，市民們都不愿意在城市里居住謀生了，這就影響了社會的安定。

　　孫叔敖知道后，就去見莊王，請求他恢復原來的幣制。莊王答應了，結果三天后，市場又恢復到原來繁榮的局面。

　　當時，淮水流域常常會鬧水災，影響了農業(yè)的發(fā)展。孫叔敖為使百姓富足，國家強盛，就去親自調查，主持興修水利設施。最著名的就是芍陂。芍陂原來是一片低洼地，孫叔敖就發(fā)動農民數(shù)十萬人，修筑堤堰連接東西的山嶺，開鑿水渠引來河水，造出了一個人工大湖。有水閘可以調節(jié)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澆田，從而振興了楚國的經濟。楚國出現(xiàn)了一個“家富人喜，優(yōu)贍樂業(yè)，式序在朝，行無螟蜮，豐年蕃庶”的全盛時期。

　　孫叔敖不但政治業(yè)績突出，他還在發(fā)展社會經濟方面做出了貢獻。不但重視農業(yè)，還注重牧業(yè)和漁業(yè)的發(fā)展。他勸導百姓利用秋冬農閑季節(jié)上山采伐竹木，再在春夏多水季節(jié)通過河道運出去賣掉。這樣使資源得到合理利用，也利于國家富足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孫叔敖這種因勢利導的經濟觀點比司馬遷早了五百年，但卻和司馬遷的觀點相近。其經濟思想，發(fā)展經濟的措施也是值得稱道的。　　孫叔敖(公元前約630年~公元前593年)，又稱蒍敖、蒍艾獵或蒍饒，羋姓，蔿氏，名敖，字孫叔，春秋時期楚國名相，于水利兵法均有極大貢獻。祖父蔿呂臣，父親蔿賈。孫叔敖因為其子封于寢，而“寢”通“孫”，先秦人習慣將字放在名之前，故楚國人通稱“孫叔敖”。下面是孫叔敖歷史簡介。

　　人物生平

　　孫叔敖是楚莊王時為楚國令尹，以賢能聞名于世。

　　《淮南子·人間訓》：孫叔敖在出任令尹前，“決期思之水(今河南淮濱縣境的史河)，而灌雩雩之野”，即帶領當?shù)厝嗣衽d建水利工程，灌溉農作物，這項水利工程，就是中國古代歷史上著名的“期思陂”(《太平御覽·地部》：“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春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楚國名相，蒍氏，名敖，字叔敖，一名蒍獵，蚡冒之后，“世為列姬，國地朝廷”。

　　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國令尹(楚相)，輔佐楚莊王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fā)展經濟，政績赫然。主持興修了芍陂(今安豐塘)，改善了農業(yè)生產條件，增強了國力。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列其為第一人。相傳孫叔敖少年時，曾遇兩頭蛇，時俗認為見此蛇者必死，他想：要死只我一人，不要再叫旁人看見。于是，他斬殺了這蛇，埋入山丘，其品德為族人贊佩(出典見《賈子》)。那山丘因而得名 “蛇入山”在今江陵城北約二十里。及成年，因父親獲罪，他舉遷期思(今淮濱期思鎮(zhèn))邑。受到了后人的傳頌和尊崇。期思城西南有埋蛇嶺系孫叔敖埋蛇處，也叫埋蛇冢，史志作敦蛇丘。因期思縣治后劃入固始，《嘉靖固始志》把 "寢野歧蛇 " 列為八景之一。

　　主要功績

　　約公元前605年，孫叔敖在期思，雩婁(今河南省淮濱縣史河灣試驗區(qū)境內)主持興修水利，建成中國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婁灌區(qū)(期思陂)，相當于現(xiàn)代新建的梅山灌區(qū)中干渠所灌地區(qū)。據(jù)記載他還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壽縣安豐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帶也興修過水利。

　　莊王曾認為當時楚國的車子太小，遂命令全國一律改造高大的車子。孫叔敖勸諫，若以命令行事，會招致百姓反感，不如把都市街巷兩頭的門限做高，低小的車過不去，人們就會自覺改造高車了。莊王又嫌原來通行的貨幣太小，改鑄大幣，強令通行，人民使用不便，引起市場混亂。他認為“便民為要”，勸說莊王恢復通行小貨幣，市場又趨繁榮。孫叔敖還是杰出的軍事家，他選擇適合于楚國的條文，立為軍法，對各軍的行動、任務、紀律等都制定了明確規(guī)定，運用于訓練和實戰(zhàn)。莊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軍在訴地(今河南正陽一帶)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當，計劃周密，物資準備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務。次年，楚與晉大戰(zhàn)于邲，他輔助莊王機智靈活地指揮了這場戰(zhàn)斗，剛一出動戰(zhàn)車，他即鼓動楚軍勇猛沖擊，一鼓作氣，迅速逼近晉軍，使其措手不及，倉惶潰散，逃歸黃河以北，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轉向楚國。

　　由于行政、治軍有功，楚莊王多次重額封賞，孫叔敖堅辭不受。為官多年，家中卻沒有積蓄，臨終時，連棺槨也沒有。司馬遷《史記》中記為“循吏”第一。去世后，歸葬于江陵白土里。另在沙頭鎮(zhèn)(今沙市區(qū))有衣冠冢。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立有“楚令尹孫叔敖墓”石碑。墓在今中山公園東北隅。孫叔敖，姓蔿名敖字孫叔，一字艾獵。春秋時楚國江陵人。父蔿賈任楚國司馬，戰(zhàn)功顯赫，后為楚將都越椒殘殺。楚莊王時，由前令尹虞丘推薦，任孫叔敖為令尹。司馬遷稱他“三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任相期間，編修《仆區(qū)》(楚國刑書名)，法制大振。又“ 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孫叔敖善于用兵，楚莊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率申息之師在(今河南省滎陽東北)大勝晉兵。任令尹前，曾在今商城縣境“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即利用大別山上來水，在泉河、石槽河上游修建水陂塘，形成水藤結瓜式的期思陂，既防下游水澇，又供上游灌溉，是中國最早見于記載的大型灌溉工程。三國時，曹魏的劉馥重加整治，明代維修擴充，嘉靖時固始縣境內陂塘、湖港、溝堰達932處。其遺址今又成為梅山、鲇魚山灌區(qū)的組成部分。他還開鑿“芍陂”(今安徽省壽縣城南安豐塘)。清朝夏尚忠追紀其事：“溯其初制，引六安百余里之水，自賢姑墩入塘，極北至安豐縣折而東至老廟集，折而南至皂口，又南合于墩，周圍凡一百余里，此孫公當日之全塘也。”《水經注》稱：“陂有五門，吐納川流”。東漢、三國、唐肅宗、元忽必烈均在此廣為屯田，大獲其利。建國后，又溝通淠河總干渠，引來佛子嶺、磨子潭、響洪匐三大水庫之水，成為淠史杭灌區(qū)一座中型反調節(jié)水庫，效益得到更大發(fā)揮。除上述工程外，孫叔敖還興建安徽霍邱縣的水門塘，治理湖北的沮水和云夢澤，促進了楚國的農業(yè)發(fā)展，后人為紀念他，在安豐塘北堤建有孫公祠，在湖北沙市公園建有孫叔敖衣冠冢，在期思集立碑并建有楚相孫公廟。1957年毛澤東路過信陽，稱贊孫叔敖是水利專家。

　　政治成就

　　為官之道

　　孫叔敖是古代為官清正廉潔的典范。孫叔敖在任令尹期間，三上三下，升遷和恢復職位時不沾沾自喜;失去權勢時不悔恨不嘆息。孫叔敖作為宰相，權力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他輕車簡從，吃穿簡樸，妻兒不衣帛，連馬都不食粟。成為《呂氏春秋》、《茍子·非相》中記載的圣人。楚莊王二十年前后(約公元前594年)，孫叔敖患疽病去世。作為一位令尹，家里竟窮得徒有四壁，連棺木也未準備。他死后，兒子窮得穿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

　　孫叔敖是楚莊王時的令尹，被后世視作列國名相。《列子·說符》記載：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隱士曾對孫叔敖說：“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問他何謂“三怨”，這位隱士回答說：“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告訴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爵位、權力和俸祿是一個人做官的三種伴生物，并且一般與官職的高低成正比，一個人希望獲得更高的官職，也正因為伴隨這種官職而來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權力和更厚的俸祿，他個人的尊嚴、價值和享受由是也會得到更大的滿足或更充分的實現(xiàn)。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個方面：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數(shù)愈少。一個人獲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占據(jù)了更多的人所覬覦獲得的目標，堵塞了眾人企圖逐層晉升、獲取尊榮的狹窄之路，必然招致眾人的嫉妒。其次，一種政權機構能夠施予社會的總權力具有一個客觀的限度，其中的一個人擁有了更大的權力，必使主上的權力減少，而且更大的權力也構成了對主上地位的威脅，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惡。另外，豐厚的俸祿會使一個人拉大他與眾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極易促成他驕奢淫逸的生活習氣，從而招致眾人的怨恨：孫叔敖是當時楚王手下官職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訴他高職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惡和怨恨，這一誠懇的提醒包含著他對社會生活的全面觀察和深沉的思考。

　　孫叔敖并沒有否認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愿蒙受三怨;作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闡明了自己居處高位而避免三怨的基該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氣越是卑下。低爵位和無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礎，一個人占據(jù)了榮耀顯貴的高爵之位，其顯貴本質上是以不曾顯貴的廣大民眾為存在基礎的，因而他絕不能對居處下位的民眾頤指氣使，盛氣凌人，而應當愈懷卑謙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眾的榮耀最大程度地還給民眾本身。孫叔敖正是保持了這種卑下心態(tài)，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權力越大，他處事就越是謹慎小心。在一定的權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權力界限，把自己的行為謹慎地控制于該界限之中，對于涉界的事情絕不擅權用事，留給上峰發(fā)揮意志的充分余地，徹底免除其受威脅之感;與此同時，他也明白自己權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禮儀規(guī)范和各種現(xiàn)實要求去處事，力求處政的平穩(wěn)和妥善。孫叔敖以這種謹慎小心的處事風格，在最高的權力位置上避免了主上的憎惡。另外，他的俸祿越厚，他對民眾的施予就越廣博。豐厚的俸祿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樂的本錢，而是他周濟貧寒、施惠于民的資本，借此他顯示了自己做官為民和厚施博愛的無私的高尚情操，民眾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

　　孫叔敖以自己的為相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關于高位三怨的世態(tài)斷言，表現(xiàn)了一位名相高超的處事方式。

　　治國之道

　　楚莊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孫叔敖拜為令尹(即國相)，主張“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極為重視民生經濟，制定、實施有關政策法令，盡力使農、工、賈各得其便。

　　當時的楚國通行貝殼形狀的銅幣，叫做"蟻鼻錢"。莊王卻嫌它重量太輕，下令將小幣鑄成大幣，老百姓卻覺得不方便，特別是商人們更是蒙受了巨大損失，紛紛放棄商業(yè)經營，這使得市場非常蕭條。更嚴重的是，市民們都不愿意在城市里居住謀生了，這就影響了社會的安定。

　　孫叔敖知道后，就去見莊王，請求他恢復原來的幣制。莊王答應了，結果三天后，市場又恢復到原來繁榮的局面。

　　當時，淮水流域常常會鬧水災，影響了農業(yè)的發(fā)展。孫叔敖為使百姓富足，國家強盛，就去親自調查，主持興修水利設施。最著名的就是芍陂。芍陂原來是一片低洼地，孫叔敖就發(fā)動農民數(shù)十萬人，修筑堤堰連接東西的山嶺，開鑿水渠引來河水，造出了一個人工大湖。有水閘可以調節(jié)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澆田，從而振興了楚國的經濟。楚國出現(xiàn)了一個“家富人喜，優(yōu)贍樂業(yè)，式序在朝，行無螟蜮，豐年蕃庶”的全盛時期。

　　孫叔敖不但政治業(yè)績突出，他還在發(fā)展社會經濟方面做出了貢獻。不但重視農業(yè)，還注重牧業(yè)和漁業(yè)的發(fā)展。他勸導百姓利用秋冬農閑季節(jié)上山采伐竹木，再在春夏多水季節(jié)通過河道運出去賣掉。這樣使資源得到合理利用，也利于國家富足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孫叔敖這種因勢利導的經濟觀點比司馬遷早了五百年，但卻和司馬遷的觀點相近。其經濟思想，發(fā)展經濟的措施也是值得稱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