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分為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其分水嶺是在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滅掉智氏，瓜分晉國為標志。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春秋戰國歷史發展，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春秋戰國歷史·簡介

　　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東周在戰國后期(前256年)被秦國所滅，所以春秋戰國時代在時間上并不全然包含在東周王朝里面。西周時期，周天子保持著天下共主的威權。平王東遷以后，東周開始，周室開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義，而無實際的控制能力。中原各國也因社會經濟條件不同，大國間爭奪霸主的局面出現了，各國的兼并與爭霸促成了各個地區的統一。因此，東周時期的社會大動蕩，為全國性的統一準備了條件。

　　春秋戰國分為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其分水嶺是在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滅掉智氏，瓜分晉國為標志。

　　春秋時期，簡稱春秋，指前770年-前476年，是屬于東周的一個時期。春秋時代周王的勢力減弱，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另一說認為春秋五霸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

　　戰國時期簡稱戰國，指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東周后期至秦統一中原前，各國混戰不休，故被后世稱之為"戰國"。"戰國"一名取自于西漢劉向所編注的《戰國策》。

　　春秋戰國歷史發展·政治和社會背景

　　作為對公元前221年之前的先秦史有意義的認識理解，我們必須從廣義上對周代(傳統時期為公元前1122—前256年)出現的政治和社會形勢進行了解。在那個時代最后兩三個世紀的動蕩對中華民族許多形形色色的變化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西周時期，周天子保持著天下共主的威權。平王東遷以后，東周開始，周室開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義，而無實際的控制能力。同時，一些被稱為蠻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響或民族融合的基礎上很快趕了上來。

　　當周王室推翻商朝時(可能約在公元前1025年，而不是傳統的公元前1122年)，新統治者將征服的土地分封給王室成員、緊密盟友和原商朝統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獲準保持原來土地的地方豪強。這樣，中華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實體;據認為，在周代的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前481年)已有約170個政治實體。當然，其中絕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們在內部分成采邑，又被分給每個統治家族的親戚或官員。在這個過程中，由于戰爭連綿不斷，許多諸侯國被消滅，或者其面積大為縮小，所以當周代的下一個分期戰國(公元前403—前221年)來臨時，只剩下了七個大國。七國中包括遠處華夏大家庭極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當公元前770年一次夷狄的進攻迫使周王室放棄今西安(在陜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陽(河南)附近建立新都，也就是東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遠不如前)時，它已經喪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權力。這些諸侯國到了戰國初期已經變成了完全獨立的國家。

　　春秋戰國歷史發展·技術變化

　　當前考古學界認為，中國開始使用鐵的時間不會晚于公元前7世紀，或者甚至不會晚于公元前6世紀。在文獻記載中，最早的材料見之于《左傳》，此書記載公元前513年晉國鑄刑法于一套鐵鼎之上。從戰國時代的墓葬中發掘出來的兵器、農具和器皿都是鐵制的，許多學者認為這幾個世紀農業產量已經增加，正在發展的冶鐵技術很可能是一個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擴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術和肥料，特別是耕種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應把這些及其他的技術改進的效果估計過高。在整個戰國時期，鐵相對地說依然是很少的，當時的鐵常常是鑄鐵，而不是鍛造的，因此比較軟而脆。許多工具繼續用青銅、石塊、木料或貝殼制成。此外，改進的農業技術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別難以估量和確定其時間。因此，關于畜拉犁在何時開始取代遠為原始但顯然長期沿用的鋤耕的問題，引起了很大的論戰。根據極為不足的證據，中國的學者各自把拖拉犁的開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個或兩個世紀，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獻中最早的明確的材料，其時間只能定在漢代(約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過這個材料表明有一段相當長的較早的發展時期。

　　春秋戰國歷史發展·人口變化

　　農業的改進很可能伴隨著人口的增長，盡管同時戰爭加劇了。在戰國時期，城市似乎大為增加，而且規模擴大，設計也復雜了。幾個跡象之一，如考古發掘所顯示的，是它們的幾段城墻相當長。但是這里所提到的證據又是分散的，遠不能提供具體人口的近似數字。一個例外是，有一文獻材料假定，齊國國都的人口為35萬，此數是浮夸的，不能認真考慮，盡管有的學者已經利用了這個材料。(附錄3將討論這個數字及其他有問題的統計數。)

　　春秋戰國歷史發展·軍事變化

　　戰國時期的史料給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戰爭日益加劇。所以許綽云編寫的統計材料乍一看顯得令人吃驚：根據這項材料，公元前722—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沒有戰爭，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沒有戰爭的年份不少于89年。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主觀的印象比用統計學來衡量更有意義，因為后一種方法掩蓋了一個事實，即春秋時期與戰國時期相比，戰爭雖然更加頻繁，同時有更多的國家卷入，但規模要小得多，時間較短，也不那么激烈。

　　春秋時期的戰事是由駕戰車的貴族所支配，他們根據騎兵的規則交戰，對他們來說，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實際所得。戰國時期的戰事由職業的將領所支配，他們為雇傭他們的任何國家拼死作戰，爭奪領土和資源。戰車的作用(在不規則的地形中戰車總是難以駕駛的)大為降低，而群體步兵的作用則相應地提高了。在公元前4世紀末，中國人(特別是公元前307年的趙國)從亞洲腹地騎馬的游牧民族那里學會了作為步兵的一個重要補充手段的騎射術。很可能約在同一時期，中國人發明了弩，在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它一直是一種主要的兵器。軍事技術的其他進展包括與攻防有城墻的城池有關的那些戰術改進。

　　從計量的方面說，出現了關于戰國時期后期軍隊規模報道的可信性的問題。所產生的一個類似的問題與大戰的傷亡數有關。在附錄3中，對這兩個問題都要作更詳細的討論。

　　春秋戰國歷史發展·政治變化

　　在周朝創立時的貴族成了世襲的統治家族的創始人，它們隨著時間的消逝，日益脫離了周統治者的羈絆。特別在公元前770年周被迫從西往東遷移后，它的統治者們終于被它以前的屬國所漠視，甚至實際上被遺忘了。因此，公元前256年秦最后滅周已不再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在那個時候以前，原來受周朝領導的諸侯國早已發展成為不同程度地具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的獨立國家了，但它們之間互設軍事和關卡的壁壘，隨時準備搞縱橫捭闔，時而進行戰爭，時而議和。同時，在各個國家內部，有幾國政權日益集中，損害了臣屬于它們的世襲的土地擁有者和官員的利益。其主要方法是把國土組合成名為郡、縣的新行政單位。這類單位通常由該國中央政府任命和支付俸祿的郡守和縣令分別管理，郡守和縣令對中央政府負責;他們的職位一般也不是世襲的。開始時這個制度可能是為管理新殖民的或從別國新奪取的土地而設置。但是逐漸地，它可能終于用于國內封地擁有者的土地，他們的權力和財富因而受到了限制。

　　縣是這兩種單位中較早的一種，它最早出現于公元前688年的秦國。但是有理由對這個時間提出疑問和認為這種行政實體實際上可能發端于南方的楚國，在那里縣肯定在公元前598年被提到，可以想象，它可能早已存在了。郡遠比縣晚，最早的材料提到它出現于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國。郡有軍事淵源，這與縣相比要明顯得多，它使新獲得的邊境土地置于國家的中央控制之下;而在很多情況下，縣似乎由世襲的地方行政長官控制。在一開始，郡被認為不如縣重要，因為它地處邊陲;但果真如此的話，情況很快逆轉。縣終于形成了從屬于郡的一級行政單位。到周的最后一個世紀，一個郡可以劃分為一個到二十幾個縣。郡縣制對秦帝國和后世歷史的重要意義將在下面討論。

　　春秋戰國歷史發展·行政變化

　　在秦和幾個同時代的諸侯國中，與上面提到的政治變化同時出現的是一種朝著更加周密的中央政府制度和機構發展的趨勢。擔任的職務日益職業化和專業化——總之，這種官僚管理形式的發展趨勢將成為中華帝國的最突出的特征。

　　一個重大的發展是種種計量方法的采用，諸如保持人口和稅賦的簿冊、莊稼收成的統計，等等。秦使用這些技術的情況將在下面屢次提到。

　　另一個重要的制度革新是采用成文的法典化法律。這種法律日益代替了傳統和主要是不成文的、但被默認的那些稱之為“禮”(此字有不同的解釋，如“傳統習俗”、“禮貌行為的通例”、“禮儀儀式”等)的習慣行為的準則。最早的一個確鑿無疑的例子是公元前536年鄭國把刑書刻在一套青銅鼎上。在公元前513、501年及以后的年代，有的國家采取了類似的步驟;在秦國，法典化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秦孝公及其顧問商鞅時期進行的。

　　從“刑書”一詞的字面看，這些法律主要是刑事性質的。并非所有國家都頒布過這些法律，這些法律也不是同樣地施行于各階層的人民。但是，它們的出現，與其他行政變化一起，在創建一個官僚帝國的逐漸加快的過程中是很重要的。主張朝這個方向變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后世稱之為法家，而秦全心全意地采納這些思想和方法的行動無疑是它能夠從諸侯國向帝國發展的主要原因。

　　春秋戰國歷史發展·農業關系變化

　　在周初的幾個世紀中，占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顯然作為依附者(以家庭為單位)依附于他們為封建主耕種的土地上。這種土地使用制是一種被描述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幾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雖然現代學者幾乎對它的實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問。實際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約公元前372—約前289年)及其他周末和漢代學者所總結成的幾何圖形。根據這些人的理想化的記述，每一塊稱之為井的大方塊土地，象棋盤那樣分成九小塊土地，其中八塊分別由占用它們的家庭為自己的需要耕種。中央的第九塊由八家共同耕種，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權的物品。

　　井田制一直是許多后來的作者帶著濃厚感情來對待的一個題目，他們懷舊地追憶在更早和更單純的時代中共同生活的種種想象的美德。但是，作為一個真正實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壓力，它幾乎不可能給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動他們提高超過最低需要的產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義務供應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護他們及其家庭。

　　但是，據史籍記載，公元前594年從魯國開始的新的稅制已在幾個國家紛紛出籠。雖然記載的條目簡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說，新稅似乎基本上包括農民的實物支付，以代替原來的個人勞役。在有些情況下，這些支付可能直接繳給該國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給種植者依附的封建主，這樣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間傳統關系的逐步解體。由于各國越來越多地耕種原來的荒地(這些地不在傳統的分封制領地以內)，這種解體加快了。

　　有人爭辯說，作為半獨立耕作者的農民的這種新自由可能鼓勵他們更勤奮地勞動，從而有助于提高所假設的晚周的農業產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農民完全負責他們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來提供的保護。到了周代的最后一個世紀，土地的買賣已經變得很普遍;結果富人獲取大量土地，而農民則再次淪為佃戶或作為農業勞動者而被人雇傭。如果有貧富差距，那么從晚周而至秦漢差距已經擴大而不是縮小了。但是史料的缺乏和含糊不清往往只能使以上的概括成為一種猜測。

　　春秋戰國歷史發展·權力關系變化

　　不應假設，那些在晚周行使政治權力或為自己購地的人一定是在周初曾經統治諸侯國或擁有地產的貴族的后裔。相反，變化的動力在最高的政治階層導致了越來越厲害的社會變動。許多舊的貴族門第衰敗或消失，而被一些出身微賤的人所代替，這些人血統上與最高層的家族沒有直接關系。

　　這些青云直上的人大部分可能來自稱為士的低層邊緣的貴族;這些人有良好的出身，但沒有貴族的爵位，他們充當武士、官吏、國家政府和貴族家庭的監管者，或者靠土地為生，有時他們自己也種地。許綽云根據對春秋時期在政治上活動的516人及戰國時期在政治上活動的713人所作的統計研究，發現后一個時期出身微賤的人的百分比兩倍于前一個時期：春秋時期為26%，戰國時期為55%。

　　約在最后一個世紀，社會出身不明的人的隊伍由于平民出身的人(如商人)——他們的財富能使他們取得土地和權力——的加入而進一步擴大。一個新的地主和官吏階級以這種種方式，到戰國后期已經形成，它是整個中華帝國史中一直作為統治精英的學者——紳士階級的鼻祖。

　　春秋戰國歷史發展·工商業變化

　　晚周時期工商業無疑有了相當的發展，雖然象其他許多情況那樣，無法精確地估量所發生的情況。一個重要的標志是在不同的國家出現了不同的、有固定價值的金屬貨幣，在公元前5和4世紀更是如此。(據說秦的通貨最早在公元前336年發行。)這類錢幣顯然便于商業交易，雖然某些象谷物和布那樣的商品，特別在大宗交易中繼續用作交換媒介。商業的發展當然有助于城市的成長，并且還出現了工業按地點進行專業化的趨勢。《史記》和其他史籍還記載了幾個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貢，直至秦統一全國之前不久的丞相呂不韋。大商人不經營主要商品，它們量大，容易壞，只有在短缺時才有利可圖;他們寧愿集中經營奢侈品或者通山澤之利。政府并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樣直接關心這些商品。

　　春秋戰國歷史發展·思想變化

　　從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起，周代的最后三個世紀出現了成體系的思辨思想，它主要體現在六七個思想學派中，但別的不容易歸于任何學派的個別思想家也表現出這種思想。這些學派和思想家可能主要來自正在興起的士的階層，他們的討論和著作不可避免地集中在這個時代有力的變革使之成為如此緊迫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上。為了方便，這一章將使用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名稱來稱呼這些思想結構，雖然通常被貼上這類標簽的周代思想家可能并不象漢代的學者那樣覺得他們屬于最早由漢代學者劃分的各具特色的那些獨立“學派”。

　　在許多新的思想傾向(經常發現表現于一個以上的“學派”)中，這里只能列出很少的幾個：(1)傾向于放棄關于天地運行的超自然的和神話的舊解釋，而代之以非人格化的力量和趨勢(如道、陰陽、五行)作出的解釋。(2)至少在理論上強調統治者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即高貴的出身再輔之以合格的智能和道德，從而使他能當之無愧地承擔十分重要的統治任務。(3)但是由于統治權在正常的情況下是世襲的，于是相應地強調訓練一個受教育的非世襲官吏階級，以充當統治者的顧問。這一強調標志著斷然背離了任職只取決于良好的出身這一傳統的觀點，同時朝著根據競爭性的考試吸收官員的中華帝國文官制度的方向發展。(4)強調社會和諧的理想，雖然這種和諧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換句話說，這一強調的基礎是，每個人準備接受他在一個有等級的結構中的特定地位，盡其最大的努力履行與那個地位有關的社會職責。(5)強調大一統，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統一，也包括思想意識和文化的統一，同時它也為和平、好政府和社會福利提供一個必不可少的基礎。

　　最后一個主題所暗示的種種內容可以追溯到周初時代，這在政治上表現為普天之下不能有二主的思想。(它實際上是整個中國歷史中壓倒一切的主題。)在晚周時期，它構成了與前面《政治變化》一節中討論的那個朝中央集權發展的運動相對應的思想。這樣，它給這個時代的統治者、政治家和們提供了有力的意識形態根據，以便進行最后導致形成帝國的日益加劇的軍事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