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后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所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司馬遷的歷史評價，歡迎大家閱讀。

　　司馬遷的歷史評價

　　漢代

　　揚雄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子長多愛，愛奇也。”楊雄是贊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歷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

　　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贊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后人皆服。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唐代

　　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

　　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煉、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贊司馬遷，其著名者為馬存贊司馬遷的壯游和鄭樵贊司馬遷的五體結構。

　　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游，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后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南宋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后，惟有此書。可見鄭樵對《史記》評價之高。

　　明清

　　金圣嘆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贊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金圣嘆可謂司馬遷的知音。他對《史記》與小說關系的探討獨樹一幟。“《水滸傳》方法即從《史記》出來”，“《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是一篇列傳。”清人張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可見《史記》對后世小說寫作技巧的廣泛影響。

　　錢謙益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范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于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于后無來者。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的五體結構史學框架，一經創立，即為經典。縱觀廿四史，無一例外。趙翼稱為“史家之極則”，可謂精當之至。

　　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啟超對《史記》評價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張對于《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現代

　　魯迅在《漢文學史納要》一書中有專篇介紹司馬遷。魯迅認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寫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因而《史記》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的評價成為《史記》評論中的不朽名言。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昆侖，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郭沫若特別贊賞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夸耀，他的一部《史記》不啻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說它是一部歷史小說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為司馬祠題寫的碑文中對司馬遷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贊語。由此可見，郭沫若認為《史記》的文學成就是極高的。

　　翦伯贊認為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學的開山祖師，《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他說：“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歷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他還說：“《史記》雖系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鄭振鐸認為：自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所以司馬遷取的材料，范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其所網絡的范圍是極其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也常常被網絡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之中。

　　杜鵬程在《韓城市志》序中說：“韓城素稱文史之鄉，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歷史文化名人司馬遷的故里，一向文化較為發達。歷朝各代，名人輩出，其中以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遷最為著名，其宏偉巨著《史記》聞名中外，影響深遠。”

　　司馬遷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因李陵事件，而受到宮刑。宮刑它是中國五大酷刑之一，也是最殘酷的刑罰之一。執刑人用刀子剜掉受刑男子的睪丸，如果受刑者是女的，那么，這么女性將永遠地失去生育能力。總之，這是一種對人格施以極大侮辱的酷刑。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陵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后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后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范。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于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漢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于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宮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么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愿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后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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