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是由漢代哲學家董仲舒作的政治哲學著作。闡述了以陰陽、五行為骨架，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哲學-神學理論，宣揚“性三品”的人性論、“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的倫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統循環的歷史觀，為漢代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

　　歷史介紹

　　在西漢中期，戰亂頻仍的諸侯王國割據局面基本結束，生產得到恢復與發展，中央集權得到鞏固與加強，出現了經濟繁榮和政治大一統的局面。為適應統一的中央集權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學唯心哲學思想便應運而生。他的哲學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說《春秋》事得失，作《聞舉》、《玉杯》、《蕃露》等數十篇。《蕃露》是他講《春秋》諸篇中的一篇。“蕃”與“繁”古字相通。《史記》說“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種裝飾，綴玉而下垂。賈公彥在《周禮·春官大司樂》中作疏說：“前漢董仲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認為《春秋繁露》是對《春秋》大義的引申和發揮。

　　現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書中篇名和《漢書·藝文志》及本傳所載不盡相同，后人疑其不盡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輯錄董仲舒遺文而成書，書名為輯錄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書名出現。

　　中國現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計臺刻本，現藏于北京圖書館。注本很多，最詳盡的是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其版本有《永樂大典》所載《宋本》，明代蘭雪堂活字本，清代盧文弨抱經堂校刊本。注釋本有清代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和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等。

　　基本內容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前179一前104)撰。仲舒，廣川(今河北棗強)人，西漢哲學家，今文經學大師，專治《春秋公羊傳》;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膠西王相，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他對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為武帝所采納，開此后兩干余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的先聲;除此書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編為作者闡釋儒家經典《春秋》之書，書名為“繁露”，《四庫全書總目》云：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

　　《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說也。此書篇名與《漢書·藝文志》及《雙書·董仲舒傳》的記載不盡相同;《漢書·藝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漢書·董仲舒傳》所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皆為所著書名，數十篇，十余萬言;今存《玉杯》、《竹林》則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后人疑其不盡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儒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庫全書總目》卻認為，書雖未必全出仲舒，但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仲舒在書中極力推崇《公羊傳》的見解，闡發“春秋大一統”之旨，把封建統一說成是天經地義而不可改變。他認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學目的論學說，把人世間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權的統治都說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將天上神權與地上王權溝通起來，為“王權神授”制造了理論根據。

　　同時，又以陰陽五行學說將自然界和社會人事神秘化，理論化，作出各種牽強比附，建立“天人感應”論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神學體系。如仲舒創造的“人副天數”說，將人身的骨節、五臟、四肢等等，比附為一年的日數、月數，以至五行、四時之數，人身五臟與五行符、外有四肢與四時符，從而得出“為人者，天也”的理論，認為人類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給予。用天有陰陽來比附人性，謂“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備著陰陽兩種作用，人身也兼備著貪仁兩種本性等等。

　　概括而言，仲舒的神學體系包括“三綱”、“五常”、“三統”、“三正”、“性三品”諸說。在《基義》篇里，謂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之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綜合前論，即是所謂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并把“仁、義、禮、智、信”五種封建道德倫理規范，與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則為“五常”。“三統”與“三正”實際上是仲舒的歷史觀。秦漢以前古書記載有夏、商、周三代，仲舒遂認為夏是黑統，商是白統，周是赤統，改朝換代只不過是“三統”的依次循環，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歷法和禮儀上作形式上的改換。

　　夏以寅月為正月，商以丑月為正月，周以子月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歷法上規定不同，故被其稱作“三正”，在仲舒看來，一個新王朝出現，無非在歷法上有所改變，衣服旗號有所變化，此即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新個王朝重新享有天命。從“三統”、“三正”論中不難看出，仲舒否認歷史的發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變，實質上卻是絕對不變的。所謂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則可善可惡，性善圣人則是天生的統治者，中人之性則可以教化，逐漸變善，至于小人則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統治。總之，此書內容反映了作者的整個哲學思想體系，這種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學說的思想體系，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與影響。傳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庫全中》本，光緒五年(1879)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附張駒賢《校正》十七卷，又有《四部備要》本及1975年中華書局鉛印本。 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點校本收入到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裏面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

　　……此皆其合也"

　　西漢中期，戰亂頻仍的諸侯王國割據局面基本結束，生產得到恢復與發展，中央集權得到鞏固與加強，出現了經濟繁榮和政治大一統的局面。適應統一的中央集權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學唯心哲學思想便應運而生。他的哲學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書中篇名和《漢書·藝文志》及本傳所載不盡相同，后人疑其不盡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輯錄董仲舒遺文而成書，書名為輯錄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書名出現。我國現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計臺刻本，現藏于北京圖書館。注本很多，最詳盡的是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

　　董仲舒潛心鉆研《公羊春秋》，學識淵博，故時人稱其為"漢代孔子"《春秋繁露》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學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揚"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萬物的主宰，是至高無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進行神秘化的比附，認為天按照自己的形體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類的一切都是天的復制品，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過陰陽、五行之氣的變化而體現其意志，主宰社會與自然。草木隨著季節變化而生長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殺的表現;社會中的尊卑貴賤制度，都是天神"陽貴而陰賤"的意志的體現。君、父、夫為陽，臣、子、婦為陰，所以君臣、父子、夫婦的關系就是主從關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間實行統治的，君主之權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來統治人民，這就是神化君權的"君權神授"思想。《繁露》還用五行相生相勝的關系來附會社會人事，如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為父子之序，等等。這樣就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概念——陰陽和五行變成了體現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還大力宣揚"天人感應"說。認為"天"不但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還密切注視人間的活動，監督正常秩序的實現。如果人間違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過失而不省悟，天便會降下災異警告，這就是所謂"譴告"說。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會出現符瑞。可見，封建統治者與天是相通、相感應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維持正常的統治秩序，就可長治久安。

　　根據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繁露》提出了先驗主義的人性論、性三品說。董仲舒把人性分為三個品級：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為純粹的仁和善，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萬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貪和惡的廣大勞動人民，這些人即使經過圣人的教化也不會成為性善者，對他們只能加以嚴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質，經過君主的教化便可以達到善。這三個品級的人性，都是天所賦予的。

　　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論，是孔子"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人性論的發展。

　　《繁露》全面論證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

　　所謂"道"，是根據天意建立起來的統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學的觀點加以分析判斷，認為這個道是永恒的、絕對的。它說："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惡;……

　　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基義》)這里，它承認對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但它認為這些對立面之間的關系，主要是協調服從的關系，否定矛盾雙方的斗爭。雖然它承認矛盾的兩個方面的性質、地位不同，但陽和陰雙方，一主一從，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變的，更不能轉化，這是"天之常道"。然而，歷史的發展并非一成不變的，王朝更替時有發生，為了解釋這一現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統"、"三正"的歷史發展觀。我國農歷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為正月(歲首)，每月初一日為朔日，朔日有從平旦(天剛亮的時刻)、雞鳴、夜半為開頭的三種算法。

　　每一個新王朝上臺后，都要改變前一個王朝的正、朔時間，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選擇農歷正月為歲首，則尚黑色;如選擇十二月為歲首，則尚白;如選擇十一月為歲首，則尚赤色，這就是所謂"正三統"。每個正朝都應按照自己的選擇改換新的服色，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環變化，維護封建統治的道和天一樣，是永遠不變的。"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改道之實"(《楚莊王》)。所以，"三統"、"三正"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揚"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武器，目的是長期維護封建統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認識論，是建立在神學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上的，是為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服務的。人類、宇宙萬物及其變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的認識也就是對天意的認識，只要認真考察自然現象，或通過內心自省，就不難體會到天意。董仲舒認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發現的，并賦予事物以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深察名號》)，即天的意志決定人的認識，人的認識決定萬事萬物，完全顛倒了名與實、主觀與客觀的關系，是一條唯心主義的認識路線。

　　《春秋繁露》大力宣揚"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觀，為封建等級制度和倫常關系的合法性制造輿論。早在春秋時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思想，后來韓非發展了這一思想，并為"三綱"劃出了一個明晰的輪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韓非子·忠孝》)董仲舒對此加以繼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基義》)他說："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基義》)雖然尚未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正式條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確了，待西漢末成書的《禮緯》就把"三綱"的條文具體化了。三綱以君為臣綱為主，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從屬于君為臣綱的，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君權的統治。

　　董仲舒在答漢武帝的策問時曾提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詳盡論證。"仁者，愛人之名也。"(《仁義法》)"立義以明尊卑之分。"(《盟會要》)"禮者，……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給，則迷而乘良馬也。"

　　(《必仁且智》)"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信也。"(《天地之行》)

　　三綱五常的倫理觀是漢王朝封建大一統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專制集權制的反映，它在當時維護國家統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過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整個地主階級的歷史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動轉化，它便成了反對革命，麻痹和奴役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由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個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續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道德倫理規范，在我國影響深遠，危害極大。

　　《春秋繁露》以哲學上的神學蒙昧主義，政治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為基礎，提出了一套較為完備的思想體系，盡管以后各個王朝的哲學形態有所改變，但這一思想一直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書自然現象與社會問題進行無類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結論，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影響惡劣。

　　當然，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這一觀點認為，正是董仲舒的“神學蒙昧主義”在制約著皇權，在皇權具有絕對權威、社會又還沒有出現可以與皇權抗衡的時代，恰恰是董仲舒的系統的天人感應論在制約著皇權，使皇上不敢為所欲為，正是這一思想文化的因素在維系和制衡著社會力量，這對家天下時代有效防止天子濫用權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說，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所以，不能用現在的眼光來笑話古人的愚昧，其實在那個時代，他們看得比我們要深刻和長遠得多。

　　《春秋繁露義證》

　　清蘇輿撰著。蘇輿字厚康，一字厚庵，湖南平江人。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改庶吉士，官郵傳部郎中。曾學于王先謙之門。所輯錄《義證》，是研讀《春秋繁露》的必備之作。

　　此公和他老師一樣，學術上成就大，兼容并包，但在政治上傾向于保守，當時極力反對康有為的政治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