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四郡，指西漢政府在河西走廊設置的四郡，即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張掖郡，行政范圍大致包括今甘肅省西部的酒泉市(含縣級市敦煌市)、嘉峪關市、張掖市、金昌市、武威市、內蒙古西部阿拉善盟一帶。那么西漢為什么要設置河西四郡?

　　設置河西四郡的原因

　　在西漢初年，西漢政府所管轄的農業區，經常受到長城以北和長城以西的匈奴和西羌的騷擾，特別是匈奴的騷擾，殺傷邊境居民，搶劫財物，破壞農業生產，并掠奪邊境居民作為奴隸。到了漢武帝時，為了尋求他國共同抗擊匈奴，曾派遣張騫、甘父(少數民族)通使西域，意欲聯合大月氏。由于此時大月氏已在大夏建國，不愿再東返故里與匈奴為敵，聯合大月氏的目的沒有達到。到了張騫第二次通使西域以后，才逐漸完成了聯合烏孫和天山以南的諸農業國共同抗擊匈奴的目的。

　　西漢初年以來，西漢政府對匈奴一宜沿襲著消極防御的政策，除在沿長城邊界線駐兵防守外，并采用“和親”和”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的辦法，希圖以此作為匈奴貴族不再發動騷擾的條件。漢武帝繼位之初，對匈奴仍然沿襲著前代的政策。但是這個消極防御的政策，并沒有換來邊境的安寧。后來由于漢武帝感到，對匈奴貴族“金帛文繡賂之甚厚，侵盜不已”，才改變消極防御為主動出擊。僅武帝于公元前133年及以后的幾次派出大軍深入匈奴游牧區進行追擊。“漢軍深入窮追二十余年，匈奴孕墮殪，罷(疲)極昔之”。從而削弱了匈奴的勢力。漢朝在長城以北建立了屯墾戍邊、移民開墾的大片農業區。公元前121年游牧在河西地區的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漢朝。漢朝封昆邪為源陰侯，其下矚四人被封為列侯。其部眾4萬余人被安置在隴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稱為五矚國。

　　據《漢書·地理志》載：公元前104年，西漢政府設置 酒泉郡與 張掖郡，前101年設 武威郡，前88年設敦煌郡。據《漢書·武帝本紀》，元狩二年(前121年)渾邪王降，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分置張掖、敦煌郡。參證有關史料，后說比較可靠。

　　需要說明的是，現地級市的嘉峪關市和金昌市并未包含在河西四郡的名稱中，是因為這兩個城市是新中國成立后才建市的，在漢朝時，嘉峪關是屬于酒泉，金昌屬于武威。

　　河西四郡歷史意義

　　有學者認為 ，河西四郡的設立使河西地區逐步由游牧區變成了農業區，對后世有深遠的影響。它分割了游牧的匈奴同 羌族的聯系;同時，也讓漢朝同 天山以南的農業諸國，以及天山以北， 巴爾喀什湖一帶游牧的 烏孫結成了抗擊匈奴的聯盟，后來天山以南的農業諸國都臣服漢朝，并入漢朝的版圖，這就加強了漢朝的實力，削弱了匈奴的影響。最后，這個新興的農業帶將中原農業帶和天山以南農業區連接起來。這為將來 絲綢之路的開辟提供了便利，對于東方與西方的聯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漢政府設置河西四郡的歷史功績主要是：擴大了漢朝對古代新疆的政治經濟影響，促進了新疆統一于漢朝;將河西游牧區建設成為農業區，為絲問之路的暢通提供了方便條件;發展了河西地區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創造了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

　　河西地區與新疆毗鄰，在歷史上兩者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聯系是很富切的。東漢中期西域副校尉就常駐在敦煌，行使著西域都護的職權，后來由敦煌太守兼管西域事務。這種辦法后來又為魏晉兩朝所沿襲。我國著名學者顧炎武在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是把敦煌劃入西域范圍的，這種看法是有其歷史根據的。對河西四郡，在近代以來又被人們稱之為河西走廊，這是一條長達1000多公里的長廊，是通向新疆的長廊，是絲綱之路的長廊。

　　促進漢朝統一西域

　　河西四郡的設置，促進了漢朝統一西域。河西四郡設置之后，漢朝將秦長城從令居(今甘肅省永受縣)延伸到了陽關、玉門。其烽燧深入到輪臺，用以防御匈奴。這條長城的難面，就是漢朝移民屯墾的農業區，河西四郡設置之后。隔斷了匈奴與西羌的聯系，導致與加強了漢朝與烏孫和天山以南諸農業國的聯盟，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斷匈奴右臂”，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勢力。

　　在西漢政府設置河西四郡以前，在中國大地上，存在著二個廣大的農業區和二十廣大的游牧區。大體說來，在長城以南，地跨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是漢族和百越、西南夷等少數民族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業區;在長城以北和以西，包括東北與蒙古草原，天山以北草原以及青藏高原和鄰近地區，則是匈奴、東胡、烏桓、丁零、烏孫、小月氏、西堯等民族從事游牧業生產的游牧區。在西漢政府設置河西四郡以后，將河西地區由游牧區變為農業區，這就使我國原來連成一大片的游牧區，分割成了兩大片游牧區，即：匈奴、東胡、鳥桓、丁零、烏孫等游牧民族的北方游牧區和西羌等游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的游牧區。新興的河西地區農業區的出現，在所謂“隔絕羌芮”目的同時，也擴大了我國一大片農業區與兩大片游牧區在經濟文化上的聯系。在歷史上，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矛盾乃至朋爭雖然時有發生，但是由于游牧社會不能生產出自身所需要的各種生產和生活用品，需要由農業社會供應各種手工業產品——金屬工具和用具、絲絢、麻布、槽類以及槽食等：農業社會也需要游牧社會供應牲畜、皮張、畜毛等，因此游牧社會與農業社會之間關系的主流始終是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關系。農業區經濟與游牧區經濟的結合，才構成了我國古代封建經濟統一的整體。對于匈奴史、西羌史的研究必須與秦漢史的研究密切地結合起來。此意我在本章“匈奴游牧社會的歷史地位”一節中，已經作了比較詳細的闡迷，這里就不再多述了。

　　匈奴冒頓單于在統一我國統一游牧區的過程中，使原來游牧于甘肅河西地區的烏孫族被迫西遷至巴爾喀什湖一帶游牧，擺脫了原來附屬于匈奴的地位，但是仍然經常受到匈奴的威脅。當時天山以北是游牧區，在這里從事游牧生活的諸“行國”，均受匈奴貴族的統治，天山以南是農業區，在這里從事定居的農業生產的諸”居國”，也受匈奴貴族的統治。《漢書·西域傳》中說：”匈奴西邊日逐王置憧仆都尉，使領西域，訪居焉香。危須、尉犁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

　　漢朝政府有聯絡烏孫與天山以南諸農業國共同抗擊匈奴的需要，烏孫不愿繼續附屬于匈奴貴族，天山以南的農業國也有擺脫匈奴貴族奴隸制統治的愿望。這就是漢朝能與西域諸國結成聯盟共同抗擊匈奴的政治基礎。漢朝設置河西四郡后，與西域諸國在政治、經濟上的聯系加強了，這就為漢朝聯合西域諸國共同抗擊匈奴提供了有利條件。公元前138年，張騫與甘父第一次通使西域時，由于當時河西地區還是匈奴的游牧區，往返途中都受到匈奴貴族的阻撓，前后共費了13年的時間。公元前115年，張會第二次通使西域到烏孫時，就非常便當，因為這時匈奴已經退出了河西地區。張騫從烏孫返回長安時帶回了烏孫報謝的使者數十人，這些使者目睹漢朝的強大，為隨后漢朝與烏孫結成聯盟創造了條件。同時，張騫分遣副使到大宛、康眉、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及諸旁國，擴大了漢朗對西域“三十六國”及其鄰近諸國的影響。

　　在漢朝與匈奴爭奪西域的斗爭中，漢朝以河西四郡為依托，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烏孫與天山以南諸農業國站在了漢朝一邊，這就大大加強了漢朝的力量。在西域，漢朝與匈奴的戰爭中，烏孫與天山以南諸農業國常是與漢朝軍隊協同作戰的，如：公元前90年《漢書·西域傳》作前99年)漢武帝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牢樓蘭國兵攻車師。公元前89年，漢武帝遣重合侯馬通率四萬騎兵攻匈奴，復逅開陵侯率樓蘭、尉犁、危須六國兵攻車師，防備車師兵阻戳馬通的騎兵。又如：公元前91年，漢宜帝初繼位，解憂公主及烏孫王再次上書稱：“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昆彌愿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于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宣帝發騎兵15萬，由五分五路出擊。烏孫兵獲得大勝，俘虜匈奴人4萬、牲畜70多萬頭，其后，西域都護甘延壽與陳湯出兵康居，消滅旬奴邱支單于所矚部眾，也主要是依靠西域諸國的兵力。

　　在漢朝聯合烏孫和天山以南諸農業國共同抗擊匈奴的過程中，“西域思漢威德，成樂內屬”，這是由于匈奴在西域設立憧仆都尉，征收“馬畜氈JI”、“賦稅諸國”，而漢朝對于西域諸國“無取于彼”。比起奴隸制的匈奴來，封建制漢朝的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是高出很多的，漢朝加之于西域各國的負擔也是比較輕的;兩相比較，烏孫與天山以南諸農業國是樂意親近漢朝的。

　　天山以南的請農業國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能抗御匈奴貴族的奴隸制統治與掠奪。這些農業國都屬于小國寡民，其大者如龜茲國僅8萬余人，于闐國與疏勒國均不足2萬人，其小者如且宋國、小宛國等僅1000多人。而且這些農業小國各自孤處于一個或大或小的綠洲，也難于形成一個聯合的力量。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是愿意歸服漢朝的。這個偉大的抉擇，歷史的經驗反復證明，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西漢未年，由于王莽對匈奴和西域采取了一系列荒謬的措施，導致匈奴貴族再次統治天山以南諸國。“匈奴斂稅重刻(苛)，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服，愿請都護。”其后，東漢政府設置了西域都護。

　　為著發展同西域各國的交往，為著與西域各國共同抗擊匈奴的需要，公元前101年，漢武帝設置使者校尉，開始在輪臺、渠犁屯田。公元前64年，漢宣帝任命衛司馬鄭吉使護鄯善以西諸國。公元前60年，漢宣帝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西域都護的設置，使西域正式成為了漢朝版圖。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因為把西域“三十六國”合并到當時世界上經濟文化最先進的漢朝，就為抵抗匈奴貴族的騷攏，制約諸小國間的紛爭，保障社會安定、發展經濟文化提供了保證。

　　促進中西交通發展

　　河西四郡的設置，便利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有關國家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與西方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遠在 張騫、甘父通使西域之前就開始了。但在這之后，由于漢朝與西域各國建立了政治關系，促進了官方和民間商業貿易的發展。關于東西雙方經濟文化交流的路線，有些國外的學者曾提出過森林道與草原道的說法，最重要的通道畢竟還是經過農業區的通道，即由長安由發，經過河西四郡，到達新疆，再繼續西行，前往印度、波斯、希臘。羅馬等國。因為通過農業區的道路比較安全，食宿比較容易解決，在旅途中所需用品的補充也比較方便，而且在農業區人口密集，有較多較大的城鎮，沿途呸可以進行貿易。

　　河西四郡設立后，這個新興的農業區的出現，使兩個古老的農業區，即中原農業區與天山以南的農業區連接起來了，更進而與蔥嶺以西的古老的農業區聯系起來了，使大片的農業區連接起來了就為東方與四方經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通道。

　　優秀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從來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各國、各民族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從遠古就存在，因為它對于各國、合民族人民都是有利的，從來都是勢不可擋的。自從漢朝設置河西四郡和統一新疆之后，中國與西方各國的經濟大化交流加強了，中國的絲綢、先進的冶金技術、造紙、指南針、印刷術、火藥、茶葉、容器、漆器以及大黃等藥材、排蕭等樂器傳到了西方各國，從新疆或通過新疆，西方的良種馬(天馬)以及棉花、胡桃(核桃)、胡蔥(洋蔥)，胡菜(香菜)、菠菜(波斯菜)、葡萄等多種農業植物傳到了我國內地，西方的音樂、舞蹈、雜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頸琵琶籌多種樂器傳入了內地。西方的宗教一佛教、景教(圣督教的一支，屬于聶斯脫里派)、襖教也傳入了;伊斯蘭教的傳入，海路雖較陸路為早，但由陸路傳入的影響卻甚大;而今我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十個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國西北地區，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中國與西方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對促進中國與西方各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對豐富中國與西方合國的經濟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對于這條經濟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學者稱之為絲綢之路，這名稱漸為世界各國所采用。在古代，中國與印度、波斯、希臘、羅馬等國間商品的流通，是通過各國的商人進行的。這些商人們的活動，在正常的情況下，并不像馬拉松運動員，由起點一直跑到終點;卻很像接力賽跑的運動員，逐站傳遞。中國絲綢運銷希臘、羅馬的情況就是這樣。這中間要經過漢族商人、新疆各族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以及希臘。羅馬的商人之手，才能在希臘、羅馬的市場上銷售。在各國商人中;粟特商人是特別活躍的，在新疆各城市和敦煌、武威、長安、洛陽等地都有粟特商人的聚居點。漢族商人也在新疆從事商業活動。在英國人包爾歐編譯的《新疆出土怯盧文簡牘》之中就有關于這方面的記載。從長安到終點站之間的許多城市，都起著中繼站的作用)河西四郡和新疆的主要城鎮也都起著這樣的作用。東方與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這些城鎮的繁榮發展。

　　在絲綢之路上經濟文化的交融，實際上包括若國外與國內兩個部分。古代的新疆是一個東西文化交流和薈萃的地方，許多由西方傳來的文化，一般都先傳到新疆，再傳入內地;許多由內地情出國外的文化，一般也是先傳到新疆，再傳到國外。譬如，許多農作物、樂器以及佛教等傳入內地的情況就是這樣，內地的絲綢、冶金技術傳在國外也是這樣。

　　河西四郡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新疆境內的于闐、疏勒、龜茲、高昌，都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鎮。絲綢之路的暢通曾經促進了這些城鎮的繁榮發展。這些城鎮在對外貿易上的重要地位，大可與海運大開以后一些沿海城市的憎況相比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