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字仲華，號略園，，清朝大臣，政治家，謂是晚清的最后一位滿族大佬，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推薦的歷史人物榮祿簡介，希望各位看官能感興趣哦。

　　歷史人物榮祿簡介：

　　1874年，同治帝死，榮祿參與確定載恬繼承帝位，為慈禧太后所倚重。1879年，因忤慈禧太后，又被劾納賄，降二級，去職10余年。1891年底，起任西安。1894年，允準入京拜賀慈禧太后60壽辰，適逢中日戰事緊急，留京再授步軍統領，會辦軍務。戰后，授各國事務大臣、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督練北洋新建陸軍。1898年6月，百日維新期間，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為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的得力人物。旋即內調中樞，授軍機大臣，晉文淵閣大學士，管理兵部事務，節制北洋海陸各軍，統近畿武衛五軍。策劃立端王載漪子溥俊為大阿哥(皇儲)，謀廢黜光緒帝。1900年義和團運動中，主張保護各國駐京使館，鎮壓義和團。1902年1月，隨慈禧太后返京后，轉文華殿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

　　1898年，光緒帝起用康有為、譚嗣同等參預新政，準備實行變法。慈禧太后惟恐形勢有變，于是迅速起用了手握兵權的榮祿，授榮祿為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帥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軍。當光緒皇帝依靠維新派頒布了《明定國是詔》，光緒帝又推行新政，起用新黨等一系列諭旨，結果引起了一班守舊大臣的極度恐慌。榮祿見此情形，立即進京密謀于慈禧太后。

　　這時，恰好慈禧和光緒要去天津閱兵，而且榮祿在天津已經利用海防公所舊址修建了太后行宮和皇帝行宮，于是他們決定利用天津閱兵的機會，在必要時廢黜光緒。這時，朝中的維新派也已感到形勢的危急，想利用傾向維新的袁世凱在天津閱兵時，乘機殺掉榮祿。不料，袁世凱回到天津，立即把此事向榮祿告密(也有人認為，去天津向榮祿告密的，是御史楊崇伊)。榮祿得知這一情況，連夜趕到頤和園，向慈禧太后報告。慈禧乃于次日發動政變，將光緒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臺，同時大肆捕殺維新派人士。

　　經過這次變故，榮祿益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授榮祿為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節制北洋海陸各軍。義和團運動前，曾經與慈禧太后密謀立端王載漪之子溥俊為大阿哥(皇儲)，義和團運動期間，慈禧太后攜光緒帝逃往西安，命榮祿為留京辦事大臣。不久又詔赴西安行在，賞黃馬褂，賜雙眼花翎、紫韁。1902年1月，榮祿隨扈自西安還京，加太子少保銜，轉文華殿大學士。1903年榮祿病死，贈太傅，謚文忠，晉一等男爵。

　　大事年表：

　　初由蔭生以工部主事用。同治初，設神機營，擔任翼長兼專操大臣，再遷左翼總兵，表現突出，為醇郡王奕譞與軍機大臣文祥所賞識，改工部侍郎，調戶部，兼總管內務府大臣。

　　1875年光緒元年兼署步軍統領。

　　1878年升左都御史、工部尚書;旋因得罪醇親王奕譞與軍機大臣寶鋆、沈桂芬而被迫在次年1月告病免職。

　　1891年出授西安。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后，被再次復起的恭親王奕?薦為步軍統領，會辦軍務，設巡防局督理五城團防。

　　1895年8月11日，授兵部尚書兼步軍統領;授衙門大臣。薦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練新建陸軍。

　　1896年6月4日，授協辦大學士。6月，查辦御史彈劾袁世凱案，以查無實據結，并疏稱袁世凱為“……不可多得之員”。

　　1897年疏請設立武備特科，于各省設立武備學堂。表示反對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

　　1898年6月10日，授大學士。6月15日，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6月22日，授文淵閣大學士，管理刑部。9月20日回京參與戊戌政變，為戊戌政變提供武力支持。9月28日， 卸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授軍機大臣，管理兵部并節制北洋各軍。10月11日，授練兵欽差大臣，指明節制宋慶、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所部及北洋各軍。12月7日，奏請合宋、董、聶、袁四軍及新募親軍聯為一氣，構成武衛軍雛形。

　　1899年6月27日，武衛軍編練完成，此后又陸續編練武衛先鋒軍、先鋒隊若干。在對光緒帝廢立問題上由猶豫轉向反對。

　　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京畿蔓延后，屢請鎮壓，并請保護各國使館。8月17日，被西逃的慈禧太后詔命留京辦事。10月6日詔赴西安行在。

　　1901年7月25日，改命管理戶部。10月，支持劉坤一張之洞在江楚三折中提出的變法主張。

　　1902年2月2日，改文華殿大學士。嫁其女為醇親王載灃之妻，后生宣統帝溥儀。

　　1903年4月11日去世，謚文忠，晉一等男爵。

　　人物評價：

　　榮祿是戊戌變法時期舉足輕重的人物。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他與戊戌變法的關系很少爭議，一般都接受康、梁等所下評論，以為榮祿始終是站在變法的對立面，并在后來的政變中扮演了元兇的角色。

　　榮祿并不反對變法，只不過不贊成康梁的變法，遵循的是另一條變法思路。在戊戌維新期間，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傳家，他們希望中國迅速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形容當時的中國為一敗壞已極、日久失修的大廈，不僅急宜興修，而且應全行拆卸，然后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萬鈞之力，罷黜舊臣，任用新進，從根本變起，首先改變法律、官職，然后將變法在各個方面全面鋪開。而榮祿是變法時期統治階層中的一員，雖然他也認識到唯有變法才能使中國擺脫危亡，但身為實負其責的政府大員，在推行變法的權力、步驟、內容等方面與康梁不盡相同。早在光緒任命林旭等四人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時，榮祿就致信林旭，主張變法改革以補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紛更。(注：榮祿致林旭，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榮祿函稿底本》第三冊。)政變后榮祿在一封給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認為中國應以整軍豐財、力圖自強為急務，但中國“積習相仍，驟難移易。譬之起虛弱而仁痿痹，輔以善藥，效雖緩而有功;投以猛劑，病未除而增劇”。并以此評價政變事。而且榮祿認為“中國非真不可為也”，(注：湯志鈞著：《乘桴新獲》，187～188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關鍵是要有正確的變法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