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淵和竇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戰略家、軍事家、詩人。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唐太宗李世民歷史評價，希望能幫到你。

　　唐太宗李世民歷史總評價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為人所津律樂道，頌揚備至。學界對他的雄才偉略和他對中國歷史所作出的重大貢獻都給予積極的肯定。李世民是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爭中起著領導作用，唐太宗玄武門之變的勝利，在客觀上對唐初社會歷史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唐太宗不歧視少數民族，除對突厥的侵擾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懷柔的政治手段處理民族問題，方法妥當，政策開明，有利于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

　　唐太宗李世民歷史歷代評價

　　《舊唐書》：“臣觀文皇帝發跡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于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所以屈突、尉遲，由仇敵而愿傾心膂;馬周、劉洎，自疏遠而卒委鈞衡。終平泰階，諒由斯道。嘗試論之：礎潤云興，蟲鳴螽躍。雖堯、舜之圣，不能用檮杌、窮奇而治平;伊、呂之賢，不能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際，遭遇斯難，以至抉目剖心，蟲流筋擢，良由遭值之異也。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軻，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時也。況周發、周成之世襲，我有遺妍;較漢文、漢武之恢弘，彼多慚德。跡其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

　　《新唐書》：“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余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傳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見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

　　吳兢：“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

　　劉文靜：“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戒日王：“有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

　　杜甫：“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白居易：“圣人有作垂無極!”

　　歐陽修：“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柴榮：“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

　　范祖禹：“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于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司馬光：“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

　　蘇軾：“予觀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者致之，其余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太宗之從諫近乎圣。”

　　蘇轍：“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

　　曾鞏：“法度之行，禮樂之盛，田疇之制，詳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不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

　　何去非：“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禍亂，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謂固天下之勢，以遺諸子孫者，蓋未立也。于是乎藉兵于府，置將于衛，據關而臨制之。處兵于府，則將無內專之權;處將于衛，則兵無外擅之患。然猶以為未也，乃大誅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渾，平高昌，滅焉耆，皆俘其王，親駕遼左而殘其國。凡此者，非以黷武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

　　程祁：“太宗舉兵五年，定海內，率天下于仁壽富庶之域者，亦以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而已。任于仇讎，起于疏遠，委之以政，責之以功，諫無不從，謀無不獲。且太宗之才，固非天下之所及，然而不以此驕天下之士，惴惴然常若有所不逮，此所以能為千百年之基也。”

　　呂祖謙：“當時之治，不唯貞觀而已，雖并隆于堯、舜可也。”

　　真德秀：“后世人主好學者莫如唐太宗，貞觀之規模不可以不復。”

　　范成：“汝不及生在貞觀中，粟米數錢無兵戍!”

　　胡寅：“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陸九淵：“太宗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功業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聽拂逆之辭于疇昔所惡之臣。嗚呼!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庶幾于三代之王者乎?”

　　郭思貞：“二帝三王之治，后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人如拉朽，所向無前……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

　　吳澄：“三代以后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三宗之冠。”

　　成吉思汗：“欲安邦定國者，必悉唐宗兵法。”

　　戈直：“至于后世之君，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夫太宗之於正心修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后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禹以本固邦寧為難，湯以時沈克終為難，太宗身兼創業、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滿，而以其未能者為懼，其致貞觀之治也哉!”

　　朱元璋：“惟唐太宗皇帝英姿蓋世，武定四方，貞觀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

　　朱棣：“若唐文皇帝，倡義靖難，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極。其思患也，不可謂不周，其慮后也，不可謂不遠，作《帝范》十二篇以訓其子，曰飭躬闡政之道在其中。”“昔唐太宗撥亂反正，貞觀盛世，自古罕論，求其故，盡忠于國，雖仇必賞，心懷異謀，雖親必誅。”

　　朱見深：“三代以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間，莫若貞觀之盛。”“太宗在唐為一代英明之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

　　張大齡：“三代以下英雄之主獨稱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然而高祖起義之年六八，光武興復之歲三九，皆生長民間周歷世故，未有出于縱垮裙展之中，發于孩提韶之始，而具凌駕四海之氣，抱震撼八荒之才，如太宗者也。 太宗自秦王以上比跡湯武，自登極以后庶幾成康，腐儒輩猶以尺寸瑕瑜之何異蝦度神龍乎?”

　　《明季歷代論書匯編》：“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謙虛納諫，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儉愛民，后世人君之德未有過焉者也……后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至精至妙，后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

　　趙弼：“傳三百載之唐柞哉，太宗在位朝有賢良之宰輔，內有長孫之賢后，致治之美庶乎?成康秦漢以來皆莫及也。實天之時，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皆痛哭剪發勢面割耳流血灑地，非有得于華夷之心而能然乎.?史臣曰：‘秦漢以來功德兼隆一人而已’。”

　　康熙帝：“朕觀古來帝王，如唐虞之都俞吁咈、唐太宗之聽言納諫，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情誼浹洽，故能陳善閉邪，各盡所懷，登于至治。”

　　曾國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云屯，焜耀簡編。“

　　勒內·格魯塞：“由于唐太宗的豐功偉績，一個不可預知的中國，一個英雄史詩的中國，并改寫了幾千年來一直延續著的文明史。”

　　毛澤東：“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

　　成本俊：“漢與唐為吾國民族歷史上最光榮燦爛之時期。太宗乘天下鼎沸，叱咤風云，蕩平群寇，修齊庶政，然后南征北討，收服四裔，威令所行，東綜日本海，北逾西伯利亞，西被底格里斯河，南極印度及海洋洲，國勢之盛，且超漢代而上之。太宗誠自古未有之民族英雄也!”

　　柳克述：“假如中國歷史上沒有李世民這樣一位卓越的天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華夏民族究竟會演變到怎樣的境地?綜數百年華夷亂離黑暗之局，成大一統的民族復興與新局面的開創，其版圖西至蔥嶺以東，南至中南半島，東臨大海，北被大漠。而國計民生之康裕，學術藝事之發達，典章制度之昭明，思想文化之融匯與創導，至使倭人販其余緒以立國，歐西各國向往而慕化。其氣魄之大、業績之偉，無可媲美。推崇功業，數典不忘，我們豈能忘掉李世民!”

　　鈕先鐘：“唐太宗在我國歷史中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人物，其文治武功，固不待言，尤其是有超人的天才，而且又能好學好問，真可以說是天縱之圣。從《問對》書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這一位天才皇帝的智慧和風度。在戰略思想中，他的地位遠超過拿破侖。”

　　柏楊：“李世民大帝是中國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國，不久就為中國開創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個黃金時代。”“自從盤古開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國帝王中最初一個被中國人真心稱頌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勛業，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國家的一言一行，成為以后所有帝王的規范。”

　　張緒通：“整個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朝代，即漢代與唐代奉行道的哲學。這兩個帝國是當時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運、最先進的國度。監獄是空的，遺落在街道上的貴重東西沒有人撿，所有國民充滿自信。這是因為這兩個朝代的政府達到了禮制與正義政府的水準。歷史學家把這兩個朝代稱為中國的黃金時代。”

　　李敖：“唐太宗是歷史上最有‘奇情’氣質的英雄人物，柔情俠骨，一應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斗爭中，當然他有和人一樣的霹靂手段，但在這些政治性的‘俗情’以外，他有許多‘奇情’，使江山多彩，為人類增輝。”

　　《劍橋中國隋唐史》：“對后世的中國文人來說，太宗代表了一個文治武功理想地結合起來的盛世：國家由一個精力充沛但聰明而謹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著他的帝國，同時又一貫謙虛耐心地聽取群臣，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見。太宗的施政作風之所以被人推崇，不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納諫愛民為治國之本這一理想，另外還由于它表現了君臣之間水乳交融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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