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支持發展核武器、制定泛歐洲外交政策、努力減少美國和英國的影響、促使法國退出北約、反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系列思想政策被稱為“戴高樂主義”。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戴高樂的人物評價，歡迎大家閱讀。

　　戴高樂的人物評價

　　軍事眼光

　　法國作家博那爾在《夏爾·戴高樂》一書中，引用了一位法國人對德國人講的一句話：“德國人贏得戰爭只花了15個法郎——戴高樂那本書的售價。”評價不免有些夸張，背后卻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經濟學中的“路徑依賴”理論認為，社會中往往存在一種現象：各種事件以特定方式展開，使過程與制度變得僵化和不可改變，進而會對經濟過程和經濟制度產生影響，當外部條件改變時，依然難以改變那些順應從前力量的舊制度、舊習慣、舊思想和舊技術。要想成功，就應該跳出這種“路徑依賴”模式，以敏銳的思維認識事物，成為新事物的創造者。而法軍高層的保守派就是患了“路徑依賴”的病癥，在二戰初期斷送了自己的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以坦克為代表的進攻性武器得到迅速發展，然而，取得這場戰爭勝利的法國卻忽視了坦克給戰爭形態可能帶來的革命性變化，仍執著于上一場戰爭勝利的經驗，認為陣地戰將是下一次戰爭的主要作戰方式，發動戰爭者將在堅固的陣地防御面前得不償失。于是，法軍采取了實行短期兵役制，教育軍官不得采取主動、冒險的作戰方式，減少一切與敵軍進行機動戰和遭遇戰的可能，修建馬其諾防線等等措施。這種思想還影響到了坦克的設計。法軍要求坦克設計不考慮機動作戰的要求，而強調其防護性能，結果法國生產的坦克都極為笨拙。

　　勝利者最容易保守!因為他們具有“路徑依賴”心理，習慣于用已知經驗和一度被證明有效的思維去認識事物，指導自己的行為。

　　然而，法軍中還有一個人并不如此，這個人就是戴高樂。

　　從戰俘營中走出來的戴高樂最強烈的心理感受是恥辱!更為重要的是他把個人的恥辱與國家的恥辱聯系在一起。這個酷愛歷史學的軍人，從德國與法國的歷史中預感到，一戰后被《凡爾賽和約》鎖住的德國虎，只是在暫時休整。他特別贊同法國元帥福煦對時局的評價：“這不是和平，這只不過是20年的休戰期!”他知道德國遲早會復仇。為了讓法國不再像普法戰爭那樣遭受割疆裂土的失敗恥辱，為了不讓法國軍人再成為德軍戰俘營的“客人”，法國必須時刻保持對德國的戰略優勢。

　　法國是一個大陸國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這就要求法國必須保持一支數量較大的武裝力量。可是，要想擁有一支數量較大的武裝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對20世紀20年代的法國人口進行調查分析后，戴高樂大吃一驚。他發現法國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國每年出生人口83萬，而到20年代后期，年出生人口僅為62萬。一個世紀前，法國人口占歐洲總人口的1/6，而此時則僅占歐洲總人口的1/16。

　　于是，他得出結論：在軍隊數量上，法國無法取得對德國的優勢。數量上的劣勢必須以武器裝備和作戰樣式上的優勢來彌補。于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快速的、能突擊的、數量少卻質量精的軍隊。

　　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腳，他到處進行考察與求證。他曾專門跑到總部調查法軍建設的有關情況。通過調查，戴高樂發現法軍中的保守思想遠遠比他想象的嚴重。法軍最高統帥部根本不愿意吸取任何關于廣泛和獨立使用坦克的建議。戴高樂因此吃過幾次閉門羹。法軍還在執行1921年由貝當元帥主持制定的《作戰條例》，這個條例明確規定：步兵是主要突擊力量，在發起進攻前，由炮兵先進行射擊，爾后坦克和飛機給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這個條例就是法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的戰術!

　　戴高樂心里非常著急，他不想再拖延自己新思想的實施，因為他認為戰爭迫在眉睫。這時，他已意識到，通過正常渠道讓軍方上層接受自己的思想簡直太幼稚了，于是，他決定公開向社會發表自己的見解。

　　1933年5月10日，戴高樂在法國一本名叫《政治與議會評論》的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建立職業軍》。他原本打算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軍內外轟動，不料，結果卻如同雪花落水無聲無息。這時，他的朋友善意地勸告他，不要再這樣執著，這樣做費力不討好。

　　戴高樂說：“不，我決不放棄，因為這是我的使命!”

　　朋友不以為然：“使命?使命有前程大嗎?官運就是前程!你再這樣下去，開罪了他們，就會連吃飯的飯桌都沒有了。”

　　然而，戴高樂在“官運”與“使命”兩者間，堅定地選定了后者。他看到，面對軍內的保守派，單憑一篇文章遠遠不夠。于是，他決定把文章進一步充實，寫成一本專著。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國貝格熱—萊夫羅爾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專著《建立職業軍》。這部書篇幅不長，僅有200頁，定價也僅15法郎，卻從六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建立一支現代機械化部隊的重要性。

　　他在書中分析認為：英國和美國由于海洋阻隔，敵人難以進攻;德國的權力中心和工業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舉摧毀;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為屏障;意大利有阿爾卑斯山的保護。而法國四周邊境幾乎一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護，尤其是首都巴黎，對任何來犯之敵都極難防守。一旦打起現代戰爭，法國要想御敵于國門之外，單純依靠修筑堅固的防線肯定無濟于事。唯有由專業軍人組成機械化部隊，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實施機動作戰，積極防御，才能有效迎擊來犯之敵，確保法國的安全。為此，他主張建立一支由10萬職業軍人組成的機械化部隊——6個機動裝甲師。“這支由精兵和專業人員組成的部隊，具有極大的機動能力、毀滅性火力以及以突襲方式投入任何戰線的能力。”他認為這支部隊將是保衛法國的一把“利劍”。

　　可是，盡管社會上有人評價這部書可以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相媲美，但它卻仍然乏人喝彩，法軍高層還是無動于衷，繼續以他們原有的理念建設軍隊。滿腦子保守思想的當權者們認為，他們不惜巨資修筑的馬其諾防線固若金湯，根本不用擔心德軍的機械化部隊進攻。

　　一些軍界和政界要員紛紛出面批判戴高樂的“離經叛道”之論。當時的國防部長莫蘭在議會公開宣稱：“我們已經花費了這么大的力量筑成了這樣堅固的防線，難道我們竟會發瘋似的越過這條防線去進行莫名其妙的冒險嗎?”他甚至沖著戴高樂喊：“別了，戴高樂!只要我在，就沒你的出頭之日!”年近八旬的元帥貝當是戴高樂的恩師，一向器重戴高樂，但也把戴高樂的理論當成玩笑。

　　面對法國軍政當局的冷眼和打壓，戴高樂并沒有放棄，他竭力游說，四處奔走呼號，然而知音難覓，弦斷無人聽。

　　《建立職業軍》在法國很少有人問津，然而在德國卻引起了納粹們的極大興趣。

　　德軍參謀總部在一本名為《論機械化戰爭》的機密手冊中，全文引用了這本書。尤其是古德里安，這個一直跟蹤研究坦克戰的德國，得到這本書后如獲至寶。他把戴高樂的思想與自己的主張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裝甲師編制和坦克戰術，在二戰中名噪一時。1940年5月10日，古德里安的第19裝甲軍突擊阿登山區，12日抵達馬斯河，13日強渡馬斯河。之后，這支部隊以每晝夜20至40公里的速度在法蘭西的國土上馳騁。18日包圍亞眠，19日到達貝隆，20日抵達英吉利海峽，把法國一分為二。面對納粹的瘋狂進攻，法國束手無策。

　　一個月后，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強大陸軍的法國被迫俯首稱臣。

　　德軍占領法國后，古德里安問一位法國記者：“我的那位偉大的法國同行最近在戰術上又有些什么新發展?”這位記者竟一時呆若木雞，不知所云，因為他壓根就不知道戴高樂這個名字和他的著作。

　　15個法郎贏得一場戰爭，話是夸張，但背后的教訓深刻。戴高樂的《建立職業軍》是用創造性思維撰寫出來的。什么是創造力?創造力是一種心理技能，它的產生出于一種觀念，即新的想法要比舊的想法更有用，由此創意才會源源不斷。而法軍高層之所以對新的事物漠然視之，同樣也出于一種觀念，即現有的東西比新的東西風險小，也容易操作。這種“路徑依賴”心理必然導致固步自封的結果。因此，一個優秀的領導者不僅要具有創造力，更為重要的是，還要具有接受新事物的眼光和胸懷。

　　“在實力面前，邏輯和感情是無足輕重的。”這是戴高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體會最深的道理。國家的地位取決于它的實力支撐下的作為。當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強大陸軍的法國被迫向德國俯首稱臣后，戴高樂毅然出走英國，高舉法蘭西民族的抵抗火炬，在海外領導抵抗運動，憑借堅毅與無畏的精神捍衛國家的利益，進而掀過法蘭西歷史上最恥辱的一頁。

　　慈父偉人

　　法國前總統戴高樂，不僅是法蘭西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值得稱贊的父親。

　　一戰后，戴高樂應募去波蘭同俄國紅軍作戰。他在回巴黎度假期間結識了餅干制造商旺德魯的女兒伊馮娜。1921年4月他們結婚，后來生育了3個兒女。第三個孩子即將出生的時候，戴高樂夫人被汽車撞倒而受了驚嚇，因此生下來的這個女兒患有唐氏綜合癥，取名安娜。安娜享受不到一般兒童所能享受的幸福，這使戴高樂夫婦在她身上傾注了更多的愛。戴高樂夫人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只要安娜能跟別的女孩一樣，我和夏爾甘愿舍棄一切，健康、財產、升遷、前程、所有的一切。”

　　1937年，戴高樂夫婦在科龍貝買下一處屋產，因為那里氣候宜人，對他們的女兒安娜的健康有好處。那年安娜已經10歲了，許多人建議他們把安娜送到一個專門療養院去，可是戴高樂總說：“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間來的，我們要想盡辦法使她過得幸福一些。“戴高樂身材魁梧，智力超群，身居高職，外表看上去十分威嚴，似乎令人難以接近，但對這個女兒卻十分慈祥。他對安娜的每一個要求盡量滿足，從不拒絕。隨著小安娜的逐漸長大，每天飯后，戴高樂總領著女兒的手圍著花園散步，還不時地為她講故事、唱歌兒和表演啞劇。小安娜雖然不能說話，但在高興的時候，也會像別的小孩子一樣，歡快地笑出聲來，而爸爸是惟一能使她發笑的人。當安娜玩得疲倦時，她便伏在爸爸的懷里睡著了。戴高樂陪伴女兒的時候，從來沒有急躁和厭煩過，即使在二戰流亡期間，也把安娜帶在自己身邊。他總是以神圣的父愛，撫平小安娜心靈的創傷。戴高樂一生節儉，卻為安娜設立了專用的委托金，并以自己撰寫回憶錄的版權費入了抵押。

　　安娜在即將歡度20周歲生日的時候，不幸被肝炎奪去了生命。安葬儀式結束后，戴高樂夫婦含著熱淚，站在女兒的墓前久久不愿離，好像還有許多話要和孩子傾訴。天已經黑了，戴高樂才對妻子說：“走吧，現在她已經和別人一樣了。”安娜去世后，戴高樂總統在痛苦中決定：將安娜生前住過的房子改建為“安娜· 戴高樂基金會”辦公處，決定繼續幫助和女兒一樣弱智的孩子。

　　戴高樂主義

　　戴高樂主義，是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法國總統戴高樂制定的法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構想和指導原則。戴高樂主義就其本質而言可稱為法蘭西民族主義，它包括三方面思想：民族主義思想、集權主義思想和獨立自主思想。戴高樂主義以謀求法國在國際政治中的獨立自主和世界大國地位為政治目標。

　　具體措施

　　戴高樂主義以謀求法國在國際政治中的獨立自主和世界大國地位為政治目標，具體實施有：

　　1、撤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改變法國在聯盟中對美國的從屬地位，維護民族獨立;

　　2、建立法國獨立的核威懾力量，打破美國的核壟斷;

　　3、同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緩和、諒解、合作"的關系，在東西方關系中發揮作用。積極推動中法建交;

　　4、建立一個擺脫美蘇控制，以法國為中心的，法德聯合為支柱的，由歐洲主權國家聯合起來的"大歐洲聯合";

　　5、實行非殖民化，在第三世界推行"積極存在"的政策，以求保持和增進法國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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