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1008—1075)，字秩圭，河南安陽人。歷相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擁立英宗、神宗即位，以其文武全才、忠義情懷、闊大胸襟、實干精神，鎮安國家，救民疾苦，呵護英俊，立德、立功、立言，為世垂范。封魏國公，謚曰“忠獻”，世人常敬稱之為韓公、魏公、韓魏公、韓忠獻。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相關資料。

　　韓琦簡介：功安社稷 威震內外

　　孟子說：“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韓琦以“安社稷”為自己的使命，也在“安社稷”中享受著一個儒者的人生快樂。

　　仁宗天圣五年(1027)，韓琦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中進士，虛歲方二十，史稱其“弱冠舉進士”。從此步入仕途，在每一個職位上，都有杰出表現。任右司諫時，連上十疏，揭露當時宰執班子用非其人，“眾以為非才，上獨以為可任”，仁宗終于聽取了他的忠言，同日一舉罷掉兩個宰相和兩個副相。又上疏請仁宗停止隨意降旨封官賜爵，不要助長僥幸之風。總之，只要發現政事有不當，韓琦未嘗不直言諫阻，三年間連上七十余疏。名相王曾從不輕易夸獎人，對韓琦卻十分贊許，對韓琦說：言官諫諍不激烈，畏畏縮縮，怎么能糾正皇上的失誤?“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夏國獨立后，宋王朝西北邊境受到嚴重威脅，不久，韓琦就被派往前線。從康定元年到慶歷三年(1040—1043)，在西北四年，韓琦和范仲淹并肩作戰，成為著名的軍事統帥，朝廷倚之為長城，夏人懼之，邊民頌之，歌曰：“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韓琦這時才剛三十出頭，還是個小年輕，人們已把他尊敬地稱作“韓公”。直到二十余年后，韓琦做宰相時，他對西夏相關事宜的處置，仍令西夏使臣“聳服”，令僚屬由衷贊嘆，稱其“真賢相，非他人可比也”!

　　慶歷三年四月，韓琦和范仲淹一起回朝任樞密副使，人們為之興奮不已，“士大夫歌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接著，韓琦又和杜衍、富弼一道，協助范仲淹，主持了著名的慶歷新政。

　　韓琦簡介：處變不驚 忠義敢當

　　君位世襲時代，新舊接替之際，最易生變，社稷安危，往往決定于呼吸之間，此時的執政大臣最受歷史考驗。韓琦于仁宗嘉祐六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1—1067)，連任首相八年，期間，這種考驗他經歷了兩次，兩次都被歷史判了特優。縱觀韓琦一生，可圈可點之處特多，遠非同時代其他名臣可比。其中尤以兩次擁立新帝即位，表現出的那種為安社稷，置個人身家性命全然不顧的忠義精神;那種急難關頭，不避不懼，舍我其誰的擔當勇氣;那種處變不驚，履險如夷，庖丁解牛式的政治藝術，最為青史生色。

　　太子歷來被視為國本，太子不立，社稷不穩，國家不安。宋仁宗連喪皇子，直到晚年，還沒有立太子，朝臣無比焦急，仁宗卻無動于衷。韓琦于嘉祐六年閏八月被任為首相，九月間，就說服仁宗，確立養于宮中的宗子趙曙為太子，長期困擾朝臣們的國本問題，被韓琦迅速敲定。

　　一年半后的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暴崩，韓琦和幾位輔臣先快速給太子披上御服，又急召翰林學士王珪起草仁宗遺制。倉促間，王珪“惶懼不知所為”，拿著筆只是顫抖。韓琦平靜地問王珪：“大行皇帝在位幾年?”韓琦的問話，不僅緩釋了王珪的極度緊張，也暗示了遺制寫作的慣常套路，王珪立刻醒過神來，知道怎么寫了。韓琦召集百官，宣布仁宗遺制，擁太子繼位，是為英宗。到仁宗大斂那天，英宗突發狂疾，號呼奔跑，嚇得“左右皆走，大臣駭愕，癡立莫知所為”。韓琦見狀，毫不猶豫地直趨過去，將英宗抱進簾內，交給宮人，叮囑其用心照管。又告誡現場諸人，不得將所見外傳。隨之帶領人們恢復舊序，哀哭如儀，“若無事然”。韓琦見英宗病得不輕，第二天，又與同僚奏請曹太后，在皇帝病愈前，“權同處分”，垂簾聽政。因新皇帝突發狂疾可能引發的政治危機，都被盡心而細心的首相韓琦及時做了預防。

　　然而，英宗卻病得日益深沉，經常面壁而臥，拒絕吃藥。韓琦率領同僚到英宗病榻前，自己親手捧藥，俯身懇勸，英宗就是不聽，有時還將藥倒在韓琦衣服上，韓琦照舊堅持。英宗病中煩躁，待身邊宦官少恩，一些宦官便在曹太后前說英宗的壞話，曹太后對英宗日益不滿，一些當初沒有參與立英宗為太子的大臣，遂趁機向曹太后進廢立之說，曹太后也漸生此意。

　　一次，韓琦在簾前向曹太后奏事，曹太后忽然問起西漢昌邑王的事。漢昭帝無子，死后，第二代昌邑王劉賀得立為帝，因荒淫無道，剛立不久，便被大臣和太后所廢，改立漢宣帝。韓琦心知曹太后用意，卻假裝不知，故意在“昌邑王”三字上做文章，答道：漢朝有父子兩個昌邑王，不知問的是哪個?借以表明自己的態度。待曹太后自知理虧后，韓琦便直言相勸道：您沒有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幼養在宮中，皇后又是您的外甥女，老天把這雙兒女安排給您，“豈可不自愛惜”?接著又說：今皇帝的長子(即后來的宋神宗)已經長大成人，也要請您照管呢。韓琦的意思，是要告訴曹太后，您護佑今皇帝，可說是得皇子又得皇孫，劃算著呢。以堅定其對英宗的好感。誰知曹太后卻氣不打一處來，怒道：還想在舊窩窩里抓兔子嗎!在場的人都被嚇得倒退幾步。唯有韓琦，非但不退，還迎面頂上，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頗有得理不饒人之概。

　　接著，又引古例感動曹太后，曹太后無奈，只好批示說，定于某日再不到殿上來了。韓琦一見批示，立馬就令卷簾撤座，曹太后即便想要后悔，也沒了機會。一次女主干政可能導致的政治危機，被韓琦快刀斬亂麻般地排除了。

　　三年多后的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駕崩于福寧殿，韓琦等輔臣急忙派人召太子來繼位，太子尚未到，英宗的手卻突然動了幾下，另一宰相曾公亮見狀愕然，急告韓琦，想停召太子。韓琦不為所動，答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更令快召太子。太子趕到，韓琦即率百官擁之即位，是為宋神宗。一次君位接替之際可能突發的政治危機，再次被韓琦以超人的鎮定果敢排除了。

　　韓琦在遭遇突發大變故時的作為，令同時代人深受感動，也很為其擔心，有人提醒他：您干得的確出色，但所冒風險也太大，“萬一蹉跌，豈唯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韓琦感嘆道：“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措不為哉!”表明自己的志趣，唯在社稷之安，只顧盡力為之，成敗禍福，均不在“預憂”之列。

　　韓琦簡介：恩澤英俊 愛人以德

　　韓琦一生，最愛助人，不少英才大才，都受過他的恩澤。

　　提攜范仲淹。讀史人都知道，抗御西夏，主持慶歷新政，是范仲淹彪炳史冊的兩大閃光點，卻少有人知，是韓琦的提攜，將范仲淹推上了難得的大放異彩的大舞臺。

　　范仲淹一心報國，入仕后卻一直宦途不順，先是得罪劉太后，接著是觸怒權相呂夷簡，二十多年間，屢遭重挫，空懷文武大才，無從大施展。宋王朝與西夏每戰必敗，西北邊防急于用人，康定元年(1040)，時任陜西安撫使的韓琦，抓住這一時機，向仁宗建議召用范仲淹。這時，已經五十二歲的范仲淹，正背著被強加的“薦引朋黨，離間君臣”的罪名，遠貶越州(今浙江紹興)任知州。專制君主最怕臣下結朋黨，故政敵相攻，常指對方為朋黨，以期置之死地而除之。范仲淹初被貶，歐陽修等出于義憤為其鳴不平，當即被政敵指為朋黨，緊隨范仲淹之后而被趕出朝廷。所以，韓琦此時推舉范仲淹，是冒著很大風險的。為解國家急難，為讓高德大才不被時代埋沒，韓琦將一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他在給仁宗的奏疏中，動情地慷慨激昂地寫道：“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當族!”仁宗被感動了，不久就將范仲淹調到西北前線，委以重任。范仲淹和韓琦并肩作戰，在抗御西夏的斗爭中，展示出過人的軍事統帥才干，漸得仁宗倚重，三年后即被調進朝廷，任參知政事，主持了著名的慶歷新政。顯然，倘若沒有韓琦那甘愿以滅族為代價的大義凜然的一薦，范仲淹的這一切，均無從談起。

　　力薦歐陽修。韓琦多次向仁宗舉薦歐陽修，仁宗不聽，韓琦照說。一天，又向仁宗言之。韓琦把歐陽修比作韓愈，說：韓愈為唐朝名士，天下人都希望能讓他為相，而唐王朝沒有，至今人們還拿這事批評唐王朝不能用賢。歐陽修就是當今的韓愈，而陛下不用，臣怕后人會像批評唐王朝一樣批評本朝。陛下何不試用一下歐陽修，讓天下后世知道本朝能用賢人?韓琦說得動情，仁宗聽得動心，終于在嘉祐六年(1061)，在任命韓琦為首相后，即任命歐陽修做了參知政事(副相)，且一作就是六年，成為歐陽修仕宦生涯中最輝煌的時期。

　　呵護三蘇。嘉祐元年(1056)，蘇洵領著蘇軾、蘇轍兄弟進京，謁見歐陽修，歐陽修將蘇洵的文章推薦給時任樞密使的韓琦，韓琦大加贊許，和歐陽修一起，極力向朝廷推舉。次年，蘇軾、蘇轍同榜考中進士。一時之間，三蘇文章轟動京師。

　　治平三年(1066)，宋英宗想打破常規，將蘇軾直接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誥的重任。時任宰相的韓琦不同意，諫道：“蘇軾，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朝廷要培養他，以使天下的士人莫不對他仰慕傾倒，那時再重用他，人們就不會有異議，如今突然就把他擢升到顯要位置，“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為然，適足類之也。”英宗急于用蘇軾，問韓琦：知制誥不宜立即委之，任命為修起居注的史官可以嗎?韓琦仍不同意，認為修起居注和知制誥一樣是顯要職位，也不可驟然任之，建議先讓蘇軾到史館兼職，但是按近來的規矩，這也得考試合格才行。英宗說：因為不知道要用的人行不行，才讓其參加考試，像蘇軾還有不行的嗎?韓琦說：正因如此，所以不能不考。結果考試通過，才讓蘇軾入直史館。

　　后來，歐陽修把這個過程告訴蘇軾，蘇軾十分感動，嘆道：“韓公待軾之意，乃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的確，蘇軾一生之所以仕途特別坎坷，除了因為他的性格和政見樹敵過多外，誠如韓琦所言，蘇軾才能太大，皇帝和太后們又太愛其才，也“適足類之”，因為這兩點最易招人嫉妒，而且不僅小人出于本能嫉之，常人也往往莫名其妙妒之，如此這般，東坡的人生能順得了嗎?韓琦反對驟用蘇軾，真是“愛人以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