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出生于美國，是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頭號中國通”，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下面是歷史學家費正清介紹。

　　基本資料

　　費正清，1907年生于南達科他州胡龍鎮，是亞瑟·波·費和羅萊娜的獨生子。父親是位牧師的兒子，早年立志跟隨其父從事教會，后從學法律，入考圣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法學院。1921年畢業后在南德克塔州定居，在胡龍鎮做律師，任市鎮律師。

　　母親羅萊娜對費正清的成長影響很大。她出生于德克塔，在芝加哥就費正清學，最后又回到故鄉，但她所留戀的始終是芝加哥、紐約、波士頓和那里的文化。她是美國大學婦女協會成員，隨后任該協會一分支機構主席。羅萊娜畢生為爭取婦女權利而工作，參加婦女選舉權的游行和示威活動，組織各種集會，是位政治上相當活躍的人物，費正清早年的從政志向都與其母親的引導有關。

　　在1927年進入哈佛時，費正清尚未考慮研究中國，而且，當時的哈佛還沒有開設系統研究現代東亞的課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臘語、歷史、哲學、政治、藝術和經濟。

　　1929年秋，費正清赴牛津大學。他的專業方向為東亞研究，但當時他尚不具備漢語和中國歷史文化的基礎，好在當時牛津大學的學位論文不要求參加考試，也不要求相關的學術經歷。1931年論文完成后，費正清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是年，費正清在華盛頓美國國會檔案局收集資料，隨后在劍橋和巴黎查資料。

　　費正清在牛津大學的兩年研究收獲甚豐，他把現代中國作為研究主題，以中美外交和機構史為新視點，他的博士論文正是從以上三個方面探討中美關系的發展史，突破了傳統漢學的局限，具有相當的創新意義。

　　費正清認為中國研究不應只局限于西方的資料，還應依靠中國本土的資源，考察中國的觀點，這自然要求掌握漢語和在中國的生活經歷。牛津的治學研究隊伍十分有限，而且沒有漢語課程。費正清向羅德獎學金委員會提出申請，羅德獎學金委員會批準了他的申請，費正清成為第一位在遠東地區的羅德獎學金學者。

　　1932年初，費正清來華，一面進修漢語，一面從師清華大學蔣廷黻進行研究工作。1936年1月，他回到英國牛津，獲得了博士學位，學位論文題為《中國海關的起源》。這篇論文后經過修改、補充，以《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為題，于1954年出版。

　　獲得博士學位后，費正清于是返回哈佛大學任教。從1939年起，他與賴肖爾一起在哈佛大學開設了東亞文明課程。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四個月，他被征召到情報協調局工作，中間兩次來華任職。1946年8月，費正清回到哈佛大學，擔任區域研究(中國)項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學的支持和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創建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并且親自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1977年3月，為哈佛大學作最后一次講課而后退休，他從教職退休時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命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來華任教

　　1932年7月，在北平與未婚妻威爾瑪·D·坎農(Wilma Denio Cannon，費慰梅，研究中國藝術和建筑的美國學者)結婚。費正清和他夫人費慰梅的中文名字是梁思成所取。費正清和費慰梅夫婦收養了兩個女兒Holly和Laura。

　　費正清1932年就來到中國，執教清華，任講師，講授經濟史。他在北京認識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并與他們成為最親密的朋友。費正清這個中國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JohnKingFairbank一般譯為約翰·金·費爾班克，梁思成告訴他叫“費正清”好，意思是費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兩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King諧音。“使用這樣一個漢名，你真可算是一個中國人了”，如果模仿美國電影名星范朋友(道格拉斯·費爾班克)，也叫范朋克，聽起來像中國話“番邦客”了。

　　回美任教

　　費正清后來取得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美國任教哈佛。1942年，美國政府派費正清來華，身份是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司對華關系處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在此之前，這位三十五歲的外交官已經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了。

　　再次來華

　　費正清此次來華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任務是了解西南聯大(主要是清華)的情況，也見見一些老朋友，特別是金岳霖、陳岱孫、張奚若、錢端升這些曾經留學美國的教授。還有外文系主任陳福田，他是夏威夷出生的美籍華人。

　　費正清費正清首先拜會清華校長梅貽琦(他是聯大的三位之一，實際主持聯大工作)，并走訪了一些清華教授。當時美國駐昆領事館在北門街唐繼堯公館，費正清訪問了臨時住在領事館隔壁唐家舊戲臺上的金岳霖(哲學家)，陳岱孫(經濟學家)和陳福田等，住在“秦家祠堂”(應系金漢鼎家祠堂，在今師專校園內)里的張奚若(政治學家)，然后又由張奚若作導游，乘軍用吉普車去北郊龍頭村，看望住在那里的錢端升(政治學家)。本來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也是住在龍頭村的，他們已于兩年前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四川南溪，費正清只見到女建筑師為自家設計的住宅。錢端升的住宅在棕皮營，與梁家住宅離得很近，也是林徽因設計的。金岳霖是單身，除北門街留有一個床位，他在龍頭村梁宅旁也蓋了一間耳房。“參觀”之后，金岳霖、錢端升也隨費正清一行回到市區，參加梅貽琦在家為費氏舉行的晚宴。費氏的美國助手告訴他，梅博士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這次宴會的費用不下一千元。這加深了費氏對教授們生活艱難的認識。“考慮到這個問題，我們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專制瘧疾的阿的平藥片，它應當能換回這一千元”。

　　教授們的生活境況

　　當時(1942年)昆明物價上漲，教授生活困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文系浦江清教授在日記中喜歡記賬，今天來讀，史料寶貴。當時清華文科研究所設司家營(龍頭村偏南一里)，聞一多、 朱自清、浦江清等都住在一起。浦氏1942年11月23日日記：“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飯。七八人但吃兩樣菜，一炒蘿卜，一豆豉，外加一湯而已”，“每月包飯費四百元”。這就是說，一個教授的月工資只夠交一人的伙食費。當時許多清華教授疏散到郊區，但北門街71號尚保留有各人的單間或床位，進城集中上兩三天課，然后再回鄉下。從浦氏日記看，北門街的伙食要好一點，“飯菜兩葷兩素，六七人吃尚夠。每頓有一大碗紅燒牛肉或豬肉，惟米飯不佳”，但“每月包飯五百元”(12月2至5日)，一般教授工資全搭進去還不夠。據1942年1月14日第204次會議通過的《西南聯大教師薪俸等級》，“副教授薪俸由240元起至400元止”，“教授薪俸由300元起至600元止”。

　　報告觀點

　　費正清到昆明五天后就打了報告，內中說：“作為西南聯大的重要組成部分，清華大學的教授講師，正在緩慢地陷于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的饑餓狀態之中”。這的確有根據，他是位學者。

　　但費正清是外交官，是美國“情報協調局駐華首席代表”，他對問題的觀察不能不首先著眼于政治。他在報告中寫道：現任教育部長陳立夫博士，在謀求嚴密統制中國文化知識界生活的進程中，長期以來想方設法推行控制清華及其他大學的辦學方針，然而在清華大學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歸國而資歷較深的教授的極其明確而堅決的抵制，結果是雙方持續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國民黨當局的權力，并以他們的財政金融為后盾，另一方是決心力圖維護美國式學術自由的教授們，兩方進行著較量。這是一場雙方實力不相等的斗爭，因為教授們的財物資源(所積存的書籍衣物，他們為了養家糊口而把這些東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費正清所注意到的這種斗爭或較量，并非始于四十年代的昆明。費正清938年1月起才任教育部長)，早在國民黨于二十年代末剛取得政權之時，這種斗爭即已開始，領頭的是胡適。梁實秋也沖了一陣鋒，他寫過一篇《論思想自由》，登在1929年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3期上，文章結尾梁實秋呼吁：“我們反對思想統一!我們要求思想自由!我們主張自由教育!”羅隆基因為常寫《告壓迫言論自由者》一類文章，還被國民黨抓起來過。

　　應該看到，這種斗爭屬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反對專制獨裁的性質，與一般民眾不掛鉤，局限性是明顯的，但毫無疑問，它是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一環，應當肯定。

　　費正清對這場斗爭也是肯定的，而角度則大大的不同，他是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高度”來看的。他在報告里毫不含糊地認為：這種斗爭“是一場現代西方民主思想方針與古老的中國專制主義方針直接對抗而開展的搏斗”，斗爭的一方是“美國培養的昆明清華大學教授”，他們“代表了美國在華的一種投資和財富”;“這些曾在美國接受訓練的中國知識分子，其思想、言行、講學都采取與我們一致的方式和內容，他們構成了一項可觸知的美國在華權益，并且是此間正在進行著的斗爭中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

　　來昆明沒幾天就掌握了情況，畢竟是情報局駐華首席代表，不簡單。費正清在昆明逗留了一星期后去重慶上任。1945年底又來過一次昆明，當時美國駐昆領事費爾·斯普魯斯曾邀請聞一多參加一次盛大的宴會，費正清也在座。他在回憶錄中對聞一多半年后被殺害作了這樣的評論：“刺殺這樣一位知名人士導致了戴笠的軍統和CC派用武力壓服異己，以及消滅共產黨和自由主義者的努力的不斷升級。這種一意孤行地使用暴力尖銳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美國在中國內戰中支持國民黨政府是否明智?”1946年9月費正清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美國在中國的機會》，他說這篇文章的發表是由聞一多被害(1946年7月15日)而促成的，關于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是否明智的問題，他說“我的文章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二戰結束后費正清仍然回到哈佛大學，一面教中國歷史，一面大膽地發表對中國政策的意見。從他1932年首次來華以后的半個多世紀中，他始終致力于中國政治制度和中國外交史的研究，他關于中國問題的許多觀點在西方外交界和史學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成為西方世界公認的權威。據說他關于中國問題的看法對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有相當影響。

　　《劍橋中國史》《劍橋中國史》編寫

　　1966年，規模宏大的《劍橋中國史》開始編寫，計劃出十五卷，由來自十二個 國家的一百多位學者分章撰稿，費正清是兩位總主編之一。從1985年起，這套“超級專題論文集”(費正清語)的中文譯本的各卷在中國陸續出版，受到學術界的廣泛歡迎和好評。留心學術前沿的人會注意到，這套《劍橋中國史》，尤其是晚清、民國以來各卷的某些觀點，已經在中國學術界發生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