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是拼讀音節(jié)的過程，就是按照普通話音節(jié)的構成規(guī)律，把聲母、韻母急速連續(xù)拼合并加上聲調而成為一個音節(jié)。那么你知道中文拼音是怎樣來的嗎?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您精心準備的資料，歡迎閱讀!

　　《現(xiàn)代漢語拼音方案》的出籠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就馬上著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協(xié)會設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員會”，討論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字母的問題。

　　在1951年，毛澤東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采用什么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經過了反復斟酌的。毛澤東到蘇聯(lián)訪問時，他曾經問斯大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么辦;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

　　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的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產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上印發(fā)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畫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會議之后，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報告，他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以得到大家都滿意的設計，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澤東同意采用拉丁字母，并在中央開會通過。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fā)表了贊成拉丁字母的講話。他說，“關于文字改革的意見，我很贊成。在將來采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里頭，問題不大;在知識分子里頭，有些問題。中國怎么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采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了。

　　我們漢字在這方面實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為漢字那么好。有幾位教授跟我說，漢字是‘世界萬國’最好的一種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國人發(fā)明的，大概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出在外國人發(fā)明，中國人學習。”(轉引自鄭林曦《論語說文》)。

　　在中國制定拼音方案的時候，蘇聯(lián)已經不再搞拉丁化，改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國向蘇聯(lián)一邊倒，有人主張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lián)在文字上結盟。

　　蘇聯(lián)派到中國的語言學家謝爾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議。據說，蘇聯(lián)的一位副來中國訪問時，曾經向陳毅副說，希望中蘇兩國都采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回答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lián)系，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這樣，中國才沒有采用斯拉夫字母。

　　1955年10月，國務院成立“漢語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經過一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作為新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通過，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準《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

　　1977年，聯(lián)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決定采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準。1978年9月，國務院轉發(fā)了《關于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tǒng)一規(guī)范的報告》。1982年8月1日，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文獻工作技術委員會決議采用漢語拼音作為世界文獻工作中拼寫中國專有詞語的國際標準，標準號：ISO7098-1982。《漢語拼音方案》已經從中國標準發(fā)展成為國際標準。

　　更多的說法

　　一、漢語拼音運動與國語和普通話

　　漢語拼音方案是拼寫漢民族標準語的拼音方案。

　　漢民族標準語是在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對中華民族的社會、科學文化的發(fā)展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中逐漸建立起來的。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最初指的是漢語拼音運動(當時叫“切音字運動、簡字運動”)、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清末民初的三大語文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通過改革語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適應當時社會發(fā)展和科學文化發(fā)展的需要，然后富國強兵，振興中華民族。

　　國語運動是建立和推廣漢民族標準語口語的運動，而白話文運動則是提倡用能夠表達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的運動。三個運動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標，但內在關系卻十分密切。就歷史淵源關系說，切音字運動發(fā)生最早并引發(fā)了國語運動。其后，國語標準音的確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漢語規(guī)范化運動，漢語拼音方案的產生，都是由此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所以，我們的論述也由此入手。

　　漢語拼音運動的歷史前奏可以遠溯至明末，但是導致中國社會產生聲勢浩大的漢語拼音運動，其直接原因是中國人至今銘心刻骨的“甲午”國恥。這一點錢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現(xiàn)代國音》(1929)一文中說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于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fā)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簡字以謀求普及教育的運動，日盛一日……”。其實，文字領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經開始，漢字幾千年來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經發(fā)生動搖。甲午戰(zhàn)爭后，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除了賠償巨額軍費之外，還割讓了臺灣和澎湖等地。

　　其時，朝野震驚，激發(fā)了社會民眾，特別是有進取精神的知識階層的愛國天良，大家推究中國失敗的原因，一致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家斷不能富強。”當時，被稱為“思想界之彗星”的譚嗣同就首先帶頭呼吁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響應，紛紛起來創(chuàng)制簡單易學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也就是漢語拼音運動就這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據統(tǒng)計，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猶有案可查的各種拼音方案就多達二十七種。這一時期的拼音方案大多為拼寫某種方言而設計的，但拼音文字畢竟是一種拼寫語言聲音的文字，所以一開始就觸及了漢民族語言的統(tǒng)一問題。被當時稱之為“從事切音運動第一人”的盧戇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兩個基本原則：“字話一律”和“字畫簡易”，也就是文字表達話音，字形簡單易寫。

　　同時，又倡議以南京話為“各省之正音”，這樣全國“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而無言也。”這些話顯然已超出了純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圍，涉及民族語言的統(tǒng)一和發(fā)展了。

　　但是，盧戇章設計的各種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他后來向清政府學部呈交的《中國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認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tǒng)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駁了。之后不久，一種體現(xiàn)民族共同語發(fā)展趨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立刻脫穎而出了。它拼寫的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京音官話”，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漢字的偏旁。

　　《官話合聲字母》通行極廣，遍及大半個中國，“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話字母遍及十三個省。”王照本人可謂完全把握了當時民族語言的發(fā)展趨向，他在《官話合聲字母》序中就明確宣稱：“語言必歸劃一，宜取京話……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官話合聲字母》得到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總教習吳汝倫的支持并跟張之洞以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一起奏請朝廷在“學堂章程”中規(guī)定“于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理由是“各國語言皆歸一致”，清朝也應“以官音統(tǒng)一天下之語言”。他們的奏請很快得到朝廷的批準。

　　于是，漢語拼音運動在引發(fā)了國語統(tǒng)一運動，并與國語統(tǒng)一運動合而為一的同時，得以從民間躋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學部在“國語教育事業(yè)”(1911)中規(guī)定拼音“簡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國語，二是范正漢字讀音，并通過了一個“統(tǒng)一國語辦法案”，規(guī)定在宣統(tǒng)八年(1916)普及國語。沒想到就在這一年十月，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fā)，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經公決并通過的“統(tǒng)一國語辦法案”也就成了一紙空文。確定國音，制定字母，統(tǒng)一國語的運動，實際是由下一個社會和國民政府開展起來的。

　　從上面簡略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十九世紀末發(fā)展起來的漢語拼音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tǒng)一，社會的發(fā)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語言統(tǒng)一的發(fā)展趨勢，注定會以失敗告終。盧戇章設制的第一個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中國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tǒng)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駁了。

　　其后，又有同治進士，朝廷命官勞乃宣設計了幾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簡字全譜》(一種漢字筆畫式的拼音文字)，“全譜”包括《京音譜》，《寧音譜》(南京話)、《吳音譜》、《閩廣譜》等，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還提出了“引南歸北”的主張：“南人先就南音各譜學習，以便應用，學成之后，再學京音，以歸統(tǒng)一。”勞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見，他進呈的《簡字譜錄》也得到御批，讓“學部議奏”。

　　即便如此，清政府學部也仍然因“分裂語言，有礙統(tǒng)一”，始終擱置高閣，不議不奏，而社會上也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指責，認為照他的辦法，“將使中國愈遠同文之治，”罵他是“分裂語言文字的罪魁”。對照清末切音字運動中唱主角的盧戇章、勞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別是勞乃宣和因參加了“百日維新”而受到通緝的“欽犯”王照他們兩人的拼音方案的命運，實在是足以發(fā)人深省的。

　　二、漢語拼音方案與注音符號、國羅、北拉的歷史淵源關系

　　1912年，民國成立后，政府繼續(xù)推行國語。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國語標準音經過“京(音)國(音)問題”大辯論，由“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修正為純以京音為準的新國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為注音符號，并成為推行國語的利器，使國語進入師范及小學語文教學中，在電臺廣播、電影、話劇等領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陣地。

　　民國時期，從官話到國語，從老國音到新國音，國語運動最重要的一條歷史經驗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沒有明確標準的初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官話)成為有明確規(guī)范的高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國語和普通話)，必須選擇一種自然語言，作為自身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

　　國語運動在長期的實踐中終于找到了“中國語言的心”(劉復語)，明確宣布以北京(系)作為統(tǒng)一全國語言的標準音(見《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這是它最大的歷史功績，它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所開展的漢語規(guī)范化運動、推廣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從學術發(fā)展的角度看，在漢語拼音運動不同歷史時期出現(xiàn)的國語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漢語拼音方案，顯然是一脈相承的繼承發(fā)展關系。

　　漢語拼音方案的設計充分吸收了過去許多拼音設計，特別是國羅和北拉的許多寶貴經驗，并廣泛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獨運之處。

　　但更多的是吸取并發(fā)展了歷史上許多拼音設計的長處。下面我們就從幾個主要的方面來說一說漢語拼音方案與注音符號、國羅、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設計的繼承發(fā)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