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1020年~1077年)，字子厚，鳳翔郿縣(今陜西眉縣)橫渠鎮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學創始人之一。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張載的人物生平，歡迎大家閱讀。

　　張載的人物生平

　　宋天禧四年(1020年)，張載出生。其名出自《周易·坤卦》：“厚德載物”。

　　張載從小天資聰明，十歲時隨外傅學習，就表現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氣不群，知虛奉父命”。少年喪父，使他成熟較早。當時西夏經常侵擾宋朝西部邊境，宋廷向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以換得邊境和平。這些國家大事對“少喜談兵”的張載刺激極大，宋仁宗慶歷元年(1041年)，張載年近21歲時，寫成《邊議九條》，向當時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陳述自己的見解和意見，打算聯合焦寅(陜西永壽人，精兵述)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為國家建功立業，博取功名。

　　宋仁宗康定元年至慶歷二年(1040年—1042年)，范仲淹知永興軍、陜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在延州軍府召見了這位志向遠大的儒生。張載談論軍事邊防，保衛家鄉，收復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熱情贊揚，但范仲淹說：“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認為張載可成大器，勸他作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勉勵他去讀《中庸》，在儒學上下功夫。

　　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回家刻苦攻讀《中庸》，仍感不滿意。于是遍讀佛學、道家之書，覺得這些書籍都不能實現自己的宏偉抱負，又回到儒家學說上來，經過十多年的攻讀，終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補，互相聯系的道理，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學說體系。

　　慶歷二年(1042年)，范仲淹為防御西夏南侵，在慶陽府(今甘肅慶陽)城西北修筑大順城竣工，特請張載到慶陽，撰寫了《慶州大順城記》以資紀念。

　　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歲的張載赴汴京(今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宰相文彥博支持，在開封相國寺設虎皮椅講《易》。期間遇到了程顥、程頤兄弟，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虛心待人，靜心聽取二程對《易經》的見解，然后感到自己學得還不夠。第二天，他對聽講的人說：“易學之道，吾不如二程。可向他們請教。”二程由此在京中名聲大震。

　　然而在同二程談論道學的要義后，他又很自信地認為自己已經求得道義，沒有什么其他的事再值得追求，拋棄所有曾經研習過的學說，專心致志學道。表現了他在學術上積極開拓精神，其作《易說》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張載進士登第，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云巖縣令(今陜西宜川境內)著作佐郎、簽書渭州(今甘肅平涼)軍事判官等職。在作云巖縣令時，辦事認真，政令 嚴明，處理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推行德政，重視道德教育，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每月初一召集鄉里老人到縣衙聚會。常設酒食款待，席間詢問民間疾苦，提出訓誡子女的道理和要求，縣衙的規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鄉老，反復叮嚀到會的人，讓他們轉告鄉民，因此，他發出的教告，即使不識字的人和兒童都沒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與環慶路經略使蔡挺的關系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軍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咨詢。他曾說服蔡挺在大災之年取軍資數萬救濟災民，并創“兵將法”，推廣邊防軍民聯合訓練作戰，還提出罷除戍兵(中央軍)換防，招募當地人取代等建議。他還撰寫了《經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和《經略司邊事劃一》等，展現了軍事政治才能。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呂公著向神宗推薦張載，稱贊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召見張載，問他治國為政的方法，張載“皆以漸復三代(即夏、商、周)為對”。神宗非常滿意，想派他到二府(中書省樞密院)做事。張載認為自己剛調入京都，對朝廷王安石變法了解甚少，請求等一段時間再作計議，后被任命為崇文院校書。當時王安石執政變法，想得到張載的支持。有一天見到張載，對他說：“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勝任，想請你幫忙，你愿意嗎?”張載一面贊同政治家應大有作為，但又含蓄地拒絕參與新政的行為，遂漸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張載上奏辭去崇文院校書職務，未獲批準。不久被派往浙東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審理苗振貪污案，案件辦畢回朝。此時張載之弟監察御史張戩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王安石發生激烈沖突，被貶知公安縣(今湖北江陵)，張載估計自己要受到株連，辭官回到橫渠。

　　張載回到橫渠后，“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半夜坐起，取燭以書……”依靠家中數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并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兩項實踐。為了訓誡學者，他作《砭愚》、《訂頑》訓辭(即《東銘》、《西銘》)，書于大門兩側。張載對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寫的《井田議》主張，上奏皇帝，并與學生們買地一塊，按照《周禮》的模式，劃分為公田，私田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并疏通東西二渠“驗之一鄉”以證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持著遺跡，至今這一帶還流傳著“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秦鳳路(今甘肅天水)守帥呂大防認為張載的學術承繼古代圣賢的思想，可以用來復興古禮矯正風化，上奏神宗召張載回京任職。此時張載正患肺病，但他不愿錯過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張的機會，便帶病入京。宋神宗任用張載擔任同知太常職務(禮部副職)。當時有人向朝廷建議實行婚冠喪祭之禮，下詔禮官執行，但禮官認為古今習俗不同，無法實行過去的禮制。唯張載認為可行，并指出反對者的作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辭職西歸。同年十二月行至臨潼，當晚住在館舍，沐浴就寢，翌日晨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八歲，臨終時只有一個外甥在身邊。

　　張載一生，兩被召晉，三歷外仕，著書立說，終身清貧，歿后貧無以殮。在長安的學生聞訊趕來，才得以買棺成殮，護柩回到橫渠。翰林院學士許詮等奏明朝廷，乞加贈恤。神宗下詔按崇文院三館之職，賜喪事支出“半”數。

　　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三月，張載葬于橫渠大振谷其父張迪墓南，與弟張戩墓左右相對。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寧宗賜謚“明公”。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賜封郿伯，從祀孔廟。

　　張載為天地立心

　　“橫渠四句”出自張載《橫渠語錄》，原文如下：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譯文：為天地確立起生生之心，為百姓指明一條共同遵行的大道，繼承孔孟等以往的圣人不傳的學問，為天下后世開辟永久太平的基業。

　　張載的這四句話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概括為“橫渠四句”。2006年9月，時任國務院的溫家寶在出訪歐洲前夕接受外國記者采訪時，曾引用這句話來表達自己的心跡。“橫渠四句”包含下面的意思：

　　1、 “為天地立心”，就是使生之為人能夠秉具博愛濟眾的仁者之心，和廓然大公的圣人之心。實則，惻隱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仁所由出的起點。以此馬一浮先生總結道：“學者之事，莫要于識仁求仁，好仁惡不仁，能如此，乃是為天地立心。”

　　2、“為生民立命”，直接來源于孟子的“立命”的思想。《孟子.盡心上》有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通過修身致教，最后如果能而達到這樣一種境界，即不管一個人的壽命是長是短，都能保持自己的性體全德，那么這個生命個體就可以說已經安身立命了。張載所標示的“為生民立命”，實即為“民吾同胞”來“立命”，其立命在于教，“修道之謂教”，此之謂也。

　　3、“為往圣繼絕學”，故“往圣”者，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先儒也;“絕學”者，孔孟先儒所弘揚之道學也。對儒學而言，孔子固然是集大成者，而宋的濂、洛、關、閩諸大家，則把儒學拓展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階段。真能闡揚承繼孔孟先儒之道統者，惟有宋儒。

　　4、“為萬世開太平”，所表達的是先儒也是宋儒的永恒政治理想。“開”期待之謂。“為萬世開太平”，實現張載《西銘》描述的文化理想，民胞物與，全體歸仁，才能讓蔽惑無明的現代人重新回歸率性誠明的人類精神家園。

　　葉采解：“天地以生生為心，圣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纘述道統;開太平，謂有王者起，必取法利澤，垂于萬世。”按：宋代理學家認為儒學道統自堯、舜、禹、湯、周文王，至于孔子，至于孟子。孟子既沒，其道不傳。至宋儒興，才倡明了千載不傳之學。故稱“為去圣繼絕學”。為生民立道，《橫渠文集·性理拾遺》作“為生民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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