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1859年—1916年)，字慰亭，號容庵，漢族，中國河南項城人，也有人稱他為袁項城，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軍事人物，北洋軍閥的首腦。那么下面一起看下袁世凱的軍事生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槍響。辛亥革命拉開序幕。1912年2月12日，中國最后一位皇帝——宣統皇帝下詔退位。千年君主專制制度，就此瓦解。僅僅4個月零2天，歷史轉折。這當然是偉大的時刻。

　　重要的歷史時刻，是由那些重要的人物創造出來的。本刊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報道，即著意去尋找并發現那些創造歷史，并影響至今的人物。顯然，袁世凱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關鍵人物。

　　多數史料記載，袁世凱被清廷重新啟用，以鎮壓武昌起義之際，袁提出六款要求：一、明年即開國會;二、組織責任內閣;三、寬容參與武昌起義諸人;四、解除黨禁;五、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于軍隊編制的全權;六、須給予充足的軍費。——雖然，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袁是否真的提出這六款要求尚有爭議，但他的目標是明確的：保留清廷，君主立憲。

　　但是，這不是革命黨的選擇，更不是另外一位偉大人物孫中山的目標。袁世凱派出的議和談判代表唐紹儀密電北京：到滬后，民軍堅持共和，竟致無從討論。君主立憲還是共和，是辛亥革命后可能完全不同的走向。在當時中國南北對峙處于戰爭的境況下，它最可能發展的方向是“以戰而定制度”。但凡袁世凱效仿他的前輩曾國藩而一意捍衛清廷，制度選擇最終將付出無數中國人的生命為代價。這才是真正的國家的悲劇。無論我們最終如何評價袁世凱，但是他設法避免了戰爭，避免了制度更張時刻人民生命與社會財富的損失，最終以平和的方式，迫使清帝遜位。

　　只是，袁世凱后來權欲過于膨脹，竟重新稱帝。反差之下，我們容易忽視他當時的價值。

　　如何理解那個時代的風云人物?100年過后，或許我們可以建立更具容量的現代化中國發生史的坐標來重新審視。在這個結構下，袁世凱及他那個時代杰出之士的賢與不肖，我們將可以將其放諸現代化復雜的中國進程來觀照。

　　簡言，清政府在經歷甲午戰爭與八國聯軍入侵兩場戰爭后，財政已經破產，國家運轉的維系竟只能畸形地靠舉借外債。清亡已是事實，只是它需要一個契機而已。武昌起義，正是推倒清廷的決定性時刻。清亡之后，中國往何處去?這是那個時代中國人尤其是精英必須面對、必須回答的問題，是君主立憲還是共和?未來將會選擇什么樣的政治道路，刻不容緩。但是，我們需知，以現代化的歷史潮流看，政治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也只是現代化首當其沖的一個鏈環而已。并非政制但變，社會即刻昌盛。

　　清亡，共和。我們的制度選擇迅速，而新制度的適應性調整，卻需時日。而且，更關鍵的是，這個時刻中國整體的政治格局，并未發生決定性變化。曾經是清政府舉債度日，而后來無論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還是袁世凱的政府，仍須一秉前規，舉債維系。國家與社會整體性的進步，遠不會如政制選擇那么單純，只是它更容易被忽略。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現代化走向確實是3000年未有之變局，它需要杰出之士，更需要時間成本。

　　有100年的時間，足夠可以拉開時間與空間距離，讓我們更公允地回看那段歷史。中國如何另開新面，是100年前那代人的挑戰，同樣是當代人的挑戰。

　　所以，知史需有襟懷，如此方可鑒未來。辛亥年間的中國政治格局

　　袁總統之為人，意志鎮靜，能御變故，其一長也。經驗豐富，周悉情偽，其長二也。見識閎遠，有容納之量，其長三也。強干奮發，勤于治事，其四長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舉，能盡其死力，其五長也。有此五長，而乃善日少而惡日多者，一由知識之不能與新社會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知識與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于極善之域，而反以濟惡。既自顧手執政權者十余年，天下之大，變故之繁，無不為其牢籠而宰御，則益驕視一切，以為天下事不過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執行益以勇往，乃至舉中國之人物為供奔走，盡中國國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劇之材料。某今敢斷言，長此不變以終古。袁總統者，在世界歷史上雖永不失為中國怪杰，而在吾民國歷史上，終將為亡國之罪魁。——記者黃遠庸(1884～1915)

　　頭等車內僅三數人，予覓一近暖氣處坐定。旋來一人，衣素服，發毛鬢鬢，隨從甚多，坐處與余相對。見其仆輩置似新聞類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閱，兩點二十五分，車過豐臺，閱有四十分鐘，其人端坐未行動。旋有仆人又置似酒類一樽于幾上，車上之仆均事之甚謹。余察其人舉動，異于常人，以英語詢車中檢票人，知為清國軍機大臣袁世凱。四點三十分，車至老龍頭，袁下車，即乘一華麗馬車往西去。

　　被清朝免官“回籍養疴”第二天，袁世凱反常地由北京去到天津，而不是回到原籍。英國人海魯記錄下了這段當時他與袁同行去津的行程。袁的家眷亦于同日抵到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