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那么下面小編就給大家介紹曹操節儉的一面。

　　曹操一面殘殺生靈，一面對當時人民遭受的苦難表示出一定的同情。在連年征戰之時實施了一些仰制豪強、減輕人民負擔的開明措施，在政治上表達出對仁政的響往。

　　面對當時北方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慘情景，他寫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等著名詩句，對當時社會現實作了真實的反映，寄托了他對民眾一定的同情。在另外一些詩作里，他表達了對“勞民為君，役賦其力”的強烈不滿，希望有一個“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人民富足的“太平盛世”，表達出他對仁政的期盼。

　　曹操的這些思想從他的一些政令中也反映出來。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回老家，目睹一片凄涼情景，在其令中說：“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忄妻愴傷懷。”為此，決定給死亡將士家屬死絕者對其親戚授田賜牛，立廟祭祀先人。建安八年(203年)秋，下令說：自動亂以來，“后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亡。”因命郡國修建學校，興辦教學。赤壁之戰后第二年，又下令對死亡吏士家屬予以撫恤，說自舉義兵以來，軍士出征頻繁，或疫死、戰死，“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己也。”

　　正是由于對人民的苦難有一定的同情心理，中原平定后，他下令對河北百姓免除當年租賦，采取抑強扶弱措施抑制豪強，扶助弱民，禁止民間報私仇，禁止厚葬，皆一一立法。鑒于當時軍糧匱乏，他最先讓軍隊屯田開荒，在三國時代首創屯田制，并在自己的魏都鄴縣(今河北臨漳縣)“親耕藉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北方發生疫病，第二年，曹操下令：男女吏民凡女年七十以上無夫無子者，十二歲以下無父母兄弟者，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其終身生活均由公家供給;幼童到十二歲止家貧無力撫養的，由公家按人貸給糧食。

　　曹操還提倡節儉，規定衣飾不得華麗，官吏們一時以穿破舊衣服為時尚;規定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一律都葬于高處瘠薄之地，不得大搞陵園，并從簡改革送終制。他自己以身作則，送終衣服只備四箱，平時“后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暖，無有緣飾。”曹植妻子衣著較為華麗，被曹操看見了，以違反家規賜死。

　　曹操的這些舉措，其基本出發點固然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但畢竟反映了他為政以德的一面。既有寬容之量　又患多疑之病

　　在待人處事特別是在用人方面，曹操也表現出他政治上的雙重品格。一方面，他不念舊惡、不計私仇，用人待人十分寬容，豁達大度;另一方面，又猜忌多疑，心胸狹窄，常常翻臉不認人，令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

　　在不念舊惡、器量廣大方面，他對陳琳、張繡這樣罵他祖宗、殺他兒子的人也一樣任用。陳琳是建安七子之一，董卓之亂后由京師避難冀州，為袁紹起草文稿，曾寫檄書歷數曹操罪行，罵及曹家祖宗三代。袁紹兵敗后，陳琳為曹操所有，曹操說：你當初為袁紹寫文稿，只講我的罪狀也就算了，為何涉及到我父親、祖父?陳琳謝罪，曹操愛其才而不予追究，任用他為文書。張繡原是董卓部將張濟的侄子，很會打仗，張濟死后張繡接掌軍權，引兵至南陽，投降曹操，因曹操納張濟之妻，張繡率眾反叛，突然圍攻曹操住所，曹操倉忙之間逃生，中箭受傷，差點掉命，長子曹昂因將坐騎讓給曹操而遇難。后來，張繡在賈詡的勸說下率兵歸降曹操，曹操十分高興，不計殺子之仇。

　　為了廣攬人才，曹操對歸降將士都不咎既往，量才使用，對部下的過錯有時也能原諒。官渡之戰時，曹操部下和朝中不少人暗中給袁紹寫信通好，袁紹兵敗后，這些信件落到曹操手里，寫信的人都惶恐不安，曹操將這些信件全部燒掉。他說：當時袁紹強大，連我自身也難保，何況眾人乎!

　　曹操一面表現出豁達大度的容人之量，一面對稍有觸犯自己的人或認為對自己不利的人又毫不留情，誅殺了一些當時的著名之士。如孔融、楊修、崔琰、婁圭等。殺孔融主要是因為政見不合，殺楊修則因為曹植失寵。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常跟曹操唱反調，曹操不能容忍，在南征荊州之時借故把他殺了。楊修跟曹植的關系密切，曹植失寵、曹丕立為太子后，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以泄漏軍情的名義將其收斬。崔琰直言敢諫，很有威望，曹操原先對他很贊賞，后來曹操認為他出言不遜，誹謗自己，將其賜死。婁圭少時就跟曹操有結交，跟隨他多年出謀獻策，屢次立功，曹操也常嘆：“子伯(婁圭字)之計，孤不及也。”后來，只是對人說了句人生在世當自己有所作為，不要羨慕曹操父子，就被殺頭。崔琰的同事毛王介，擔任選舉之職很有成績，得到曹操的肯定和支持，因為對崔琰之死有所怨言，曹操就大怒，要將他處死，后經大臣們求情，才免于一死，被免黜回家。

　　曹操對觸犯他的人肚量之小，還反映在對待荀或這樣的大謀士、大功臣上。荀或是曹操的第一謀士，在迎獻帝、破袁紹等重大決策中都起了關鍵作用。他的人品也好，是當時“德行周備、名重天下”，為海內英俊都尊崇的長者。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年)論功行封時對他的評價也很高，說是“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荀或字)是也。”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認為曹操應進爵為國公，征求荀或意見。荀或認為曹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由此對荀或十分不滿，不再信任，有意冷淡，以致荀或憂郁成病而死。關于荀或之死，還有另外一種記載：荀或病后，曹操贈送給他一提食物，打開一看是個空器，荀或于是飲藥而卒。見荀或傳中引注的《魏氏春秋》。只因他不贊成曹操進爵為國公，曹操就一點不念前功，給他臉色看，讓他活不下去。荀或一死，曹操次年就當上了魏國公。官渡之戰時袁紹的謀士許攸投奔曹操后，為打敗袁紹立了大功，許攸居功自滿，得罪了曹操，也被殺害。

　　曹操政治品格上的雙重性，還表現在其他一些方面。總起來看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其思想根子則是他所說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句話，一切以自己的利益為轉移。是凡個人第一的政治人物，大致都有這種雙重人格的特征。作為漢末三國時代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有不少方面是應當肯定的，但就其雙重性的政治品格來說，無疑是不值得贊揚的，只是為我們提供了認識這種雙面人的一種警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