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專家學者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追訴標準過高，使傳銷活動的積極參與者難以定罪，導致目前司法實踐中對傳銷犯罪活動仍多以非法拘禁等罪處理。因此，應當考慮降低打擊傳銷法律的入罪門檻。

兩條鮮活的生命，再次凸顯出了傳銷的殘酷。

東北大學畢業生李文星殞命水坑事件剛剛過去，湖南長沙南方職業學院大二女生林華蓉去湖北后也再沒能回來。他們的死因同是陷入傳銷組織，同是溺水身亡。

打擊傳銷，我國已走了近20年的路程。早在1998年，國務院就下發了《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開啟了嚴厲打擊傳銷的序幕。直至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確立了組織、領導傳銷罪，可以說，我國對傳銷的打擊力度不斷升級。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傳銷仍屢禁不止，一直頑強地“存活”至今。不但花樣翻新，手段也不斷升級。而打擊傳銷時，往往又會出現“大魚”難以落網、“蝦米”又達不到定罪標準，甚至構不成行政處罰要件，以致于很多傳銷團伙被清查后，對于傳銷人員只能驅散遣返，其骨干頭目和參與傳銷人員就像“割韭菜”，一茬接一茬。

清除傳銷這個毒瘤，法律的著力點究竟該放在哪里呢？

依托互聯網傳銷“轉型升級”

中國反傳銷志愿者聯盟負責人李旭，被媒體稱為“民間反傳第一人”。長期跟傳銷打交道，在他看來，傳銷之所以越來越猖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原因就是依托互聯網平臺，傳銷已經轉型并升級換代了。”

“現在，網絡傳銷已成為主流，也就是說，傳銷的形式變異了。”李旭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過去傳統的“南派”傳銷和“北派”傳銷近幾年呈下降趨勢，但是，當前依托互聯網平臺、打著互聯網金融旗號，采取電子商務、虛擬貨幣、消費返利、消費養老、原始股、金融互助等方式的新型傳銷開始出現，網絡成為傳銷的新平臺，已逐步取代傳統的異地傳銷模式。

而新型傳銷模式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給取證帶來了很多的困難。“所以，現在打擊傳銷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取證難。”李旭說。

據李旭介紹，以往的傳銷基本都沒有公司、沒有產品，很多“南派”“北派”等異地傳銷逐步演變為一場空買空賣，比如，“南派”傳銷主要依賴出版非法出版物，用所謂的紅頭文件、音像制品，歪曲解讀國家政策等。眼下，傳銷采用的洗腦手段升級，理論更加完善，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尤其是網絡傳銷還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借助互聯網平臺，不但傳播速度越來越快，還可以通過網上操作輕易地實現跨地域傳銷，這些都給查處帶來很大的困難，使得對傳銷的打擊難度不斷加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網絡傳銷采取了很多新的包裝模式，以合法的形式加以掩護，一些所謂有執照、有正規資質的公司，在進行傳銷時還會公開搞很多造勢活動。比如，在一些星級酒店舉辦推介會，邀請一些學者、專家、名人為其“站臺”，如此一來，欺騙性和迷惑性更強，導致很多老百姓難辨真偽。

另外，傳銷還抓住了當下老百姓投資的需求。李旭認為，由于目前就業壓力較大，經濟形勢整體下行，老百姓缺乏投資渠道，一方面做實體經濟很難，另一方面又想讓自己的錢增值保值。傳銷抓住了這個契機，打著投資理財的旗號行騙。

“所以，現在的網絡傳銷不分學歷、年齡，老中青各個年齡階段都可能卷入傳銷騙局，而且現在的‘龐氏騙局’往往是多種模式交叉在一起。”李旭說。

打傳部門職責分工不明確

除了傳銷自身的“升級換代”的原因，中央財經大學預防金融證券犯罪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許浩認為，傳銷行為愈發猖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主管部門分工配合不力，實踐中執行機關的認識也存在不一致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