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校園欺凌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牽動著天下父母的心。如何界定校園欺凌，大人該不該替孩子解決問題，校園欺凌事件中的孩子有哪些心理需求，教師和家長需要怎樣的反欺凌教育……

12月20日，在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和中國教育報刊社聯合主辦的“校園欺凌應對之策”研討會上，與會嘉賓和20余家媒體記者，圍繞這些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社會對校園欺凌普遍認知不足

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副理事長孫云曉提出，反校園欺凌的前提，是明確什么是欺凌。兒童時代的打鬧和惡作劇是常態，而欺凌是蓄意的、惡意的，甚至是有預謀的、有計劃的，“要用科學的兒童觀去認識兒童問題和兒童的成長規律”。

“即使是好學校里面的好班級，也常常會看到孩子之間的惡作劇、玩笑打鬧甚至相互傷害，這些事情如果得不到足夠重視，就有可能發展成蓄意的欺凌和嚴重傷害。”中國教師報總編輯劉華蓉很慶幸自己的兒子遇到一個很專業的班主任，及時給孩子們講了一節有關校園欺凌的班會課。“老師如果不愿意直面，校園欺凌問題永遠解決不了。”

到底什么是校園欺凌？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的駐校社工督導金超然認為，目前比較公認的定義是英國倫敦大學Smith提出的“有意的造成他人傷害的行為”，分為直接欺凌和間接欺凌。直接欺凌包括身體欺凌和言語欺凌，言語欺凌是運用言語來實施欺凌，比如說威脅、戲弄、辱罵、奚落、嘲諷和起外號；間接欺凌是通過某種中介手段來達到傷害對方的目的，比如說背后說人壞話、散布謠言、社會排斥等。

從醫院趕來參加研討會的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分享了自己剛在中國最好的醫院遭遇的“言語欺凌”。當儲朝暉第二次向護士報告藥水輸完了時，護士嘲諷地問他“你是第一次來輸液嗎？”“生活中的隱性欺凌實在是太多了，在崇尚暴力文化的環境中長大的人，可能并不認為這就是語言暴力，對別人造成了傷害。”

儲朝暉認為，要從根本上消除校園欺凌，首先要驅除成人社會崇尚暴力的意識，從教材中刪除暴力的內容，引導孩子學會與人交流，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和平等的意識，學會互助，遇到問題和分歧用商量的方式來解決，更有效地保證每個人的尊嚴。

“校長和教師對校園欺凌普遍認知不足，或認為是小事，或當成家丑來掩蓋。”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岳坤認為，雖然明顯的身體暴力欺凌已經引起了重視，但更廣泛存在的語言欺凌、網絡欺凌和關系欺凌等，對受欺凌者的心靈傷害并不比身體傷害小，甚至影響更持久，更深重，卻因為隱蔽而不容易受到重視。岳坤舉例說，2014年美國開槍自殺的華裔少女，就是在學校遭受了長期的網絡欺凌、語言欺凌而沒有被學校重視和介入，最終釀成悲劇。

看到欺凌事件中孩子的多種需求

哪些原因讓孩子容易卷入欺凌事件？孫云曉認為學業失敗是一個重要因素。“應試教育把多數孩子變成了失敗者，使他們容易遭到老師和同學的排斥。減少校園欺凌事件的關鍵，是提高學生的成功感和自信心。”

在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副理事長鹿永建看來，比欺凌更常見的是青少年的人際沖突現象。“偶發的、顯性的、傷害嚴重的校園欺凌，常常來自隱性的、常見的、容易被忽視的一般人際沖突，是后者累計和惡化的后果。”因此，他認為預防校園欺凌的治本之策，是幫助學校、父母、學生智慧地化解人際沖突，減少校園欺凌滋生的機會。

家長怎樣發現孩子是不是被欺凌了？四川省家長學校總校長趙珂提到一個老師的孩子，每天早上都要錢買面包，后來錢要得越來越多回家反而喊餓，媽媽便悄悄尾隨孩子去上學，才發現孩子在上學途中被三五個不良少年圍著“收保護費”。家長的及時介入和鼓勵，幫孩子順利地走出了那一段陰影。趙珂也發現有的家長過于強勢，事事都幫孩子拿主意，剝奪了孩子表達想法和意愿的權利，孩子習慣于服從，面對問題時缺乏自信心和勇氣，缺乏果斷的處事能力，“如果被欺負了，回家也不敢講、不想講。”

媒體人易蓉對一部紀錄片印象深刻：一個受到欺凌的中學生，過了很多天之后，給所有參與事件的同學發出一封郵件之后自殺了。3年后接受采訪的一個男孩非常痛苦，內疚自己為什么成為了好朋友受欺凌時的旁觀者。作為兩個孩子的媽媽，易蓉認為孩子受到的心理傷害怎么評估都不為過，而專業的介入實在是太少了。她呼吁心理教師每年給孩子們做一次量表評估，了解孩子是否在學校受到了欺凌，再根據量表來對癥下藥。

“校園欺凌的核心是‘使蒙羞’。”金超然說，很多家長和孩子之間每天的對話就是三句：今天在學校怎么樣？挺好的。有沒有人欺負你啊？沒有。老師對你怎么樣？還行。然后各回各屋，這樣的孩子遇到欺凌事件之后往往不會跟父母說，直到無法忍受了才被家長發現。

和孩子們相處時間長了，金超然發現，有些欺凌者的憤怒來源于曾經被欺凌的經歷，有的孩子罵人是“因為我說不過他”，于是選擇了不恰當的表達方式。“欺凌者和被欺凌者都需要干預和增能，家長和老師要發現孩子行為背后的多種需求，幫助他用社會認可的方式來滿足需求。不是替他解決，而是伴他成長。”

“目前中國半數以上的家庭存在著父教缺失的問題，而缺少父親的陪伴對動物都有負面影響。南非的動物研究者就發現，失去父親的小公象往往變得很暴力，攻擊性很強。”孫云曉說，所有欺凌者的背后都有一個有問題的家庭，彌補父教的缺失，才有助于消除校園欺凌。

家校雙方都需要反欺凌培訓

發生了欺凌事件以后怎么辦？孫云曉提出要相信“兒童是兒童問題的專家”，不要光是大人在爭執，把孩子擱在一邊。要讓孩子知道所有傷害到別人的行為都要承擔責任，即使沒有惡意，造成傷害就必須要道歉，必須要承擔后果。如果孩子對惡作劇一直無所謂，不吸取教訓，久而久之就會演變成欺凌。“班委會等兒童組織可以發揮作用，讓孩子學會怎樣處理紛爭，怎樣面對暴力，這也是一個教育的過程。”

劉華蓉也強調小伙伴之間的非正式群體，田徑隊、足球隊、興趣小組等，都能夠給孩提供支持和幫助。

金超然認為，干預校園欺凌首先要構建反欺凌的校園文化，營造反欺凌的氛圍。要給孩子傳遞正直、善良、正義的價值觀，提升孩子的人際溝通能力，同時加強監管廁所、禮堂拐角這些容易發生欺凌事件的地點。

“相當多的老師沒有能力去發現孩子中存在的欺凌現象，如何把防欺凌文件落到實處，怎么判斷欺凌、怎么幫助學生走出欺凌，事后有沒有修復機制去修復孩子與同學之間、學生家庭與學校之間、學生與教師之間的關系，都是需要專業培訓的。”劉華蓉認為，目前這方面的內容很少甚至是空白。一旦發現了欺凌現象，學校的批評權和懲戒權應當被保護，該怎樣追責、怎樣懲罰、怎樣提供法律矯治，都不能出現真空和失控狀態，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改進司法制度。

“法律上我們要向美國學習，對校園欺凌行為采取零容忍政策，比如規定圍觀也是犯罪，因為欺凌者往往因為有人壯膽就更無法無天；比如規定未成年人也要承擔責任，言語威脅也是欺凌。”趙珂同時也呼吁加大對廣播、電視和網絡的審查和檢查力度，不能隨意傳播暴力色情的信息，需要媒體負起社會責任來。

“防校園欺凌的三個關口分別是家庭、社會和學校。父母強勢或者有暴力行為，孩子對別人使用暴力的概率要大得多。在家里和社會上喜歡對別人動手動腳的孩子，才可能在學校里動手動腳。反過來，在校園里欺凌別人的，走到社會上、回到家里更可能欺凌別人。”儲朝暉說，學校不是萬能的，三個主體都要解決自己的問題，采取更好的解決方案。

首都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院副院長蔣建華認為，校園欺凌問題要結合社會轉型的背景來討論，要綜合治理，軟硬兼施。硬的方面，法律要根據社會的現狀適當修改，要有一系列的政策供給。軟的方面，綜合治理要靠學校的主導作用，老師要站在反欺凌的第一線，家長也不能缺位。

蔣建華說自己曾經用三招教一個單親家庭的男孩子應對校園欺凌，“第一要把學習搞好，第二體育要好，要變強，第三就是別去欺負人，你媽媽沒有那么多錢去賠人家。非常管用。”

岳坤認為有必要借鑒日本的經驗，建立校園欺凌事件認定及上報制度。學校和教師應該學習校園欺凌相關知識，有能力識別欺凌現象，辨識可能存在的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學習早期干預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