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企業家熊新翔的手與電子科技大學校長的手緊緊握在一起，并被定格在鏡頭中時，中國高校接受單筆捐贈的新紀錄隨之誕生了。

“10.3億元！”這所地處成都的大學，用感嘆號宣布了這則消息。時間是2016年9月21日。

就在10個月前，單筆捐贈的最高紀錄還由泛海控股集團創始人盧志強保持，2015年12月，盧向復旦大學捐出7億元。

隨著校長和捐贈人的一次次握手，中國大學吸引社會捐贈的紀錄隨時有可能刷新。

武漢大學在1995年至2004年間獲得的捐贈總額為970余萬元，2005年至2016年間為11.3億元。該校的年度捐贈資金在2006年首次突破了千萬元，到2011年就已過億元。該校有7座建筑由校友捐建，后來者再想捐樓就會遇到瓶頸——學校沒那么多空地了。

武大總會計師應惟偉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說，中國的慈善捐贈處于“井噴”的前夜。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副校長姜耀東在一篇文章的標題中樂觀地表示，要“迎接中國高校社會捐贈的春天”。

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2015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稱，2015年獲得捐贈最主要的領域中，教育超過醫療、健康，躍居第一位。而教育領域捐贈額的猛增主要源于高校接收的捐贈。2015年，有12所國內高校接收過單筆超過5000萬元的捐贈。

“重要組成”與“必要補充”

高校基金會的秘書長們正前所未有地為“找錢”忙碌著。南開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秘書長丁峰在兩天內往返深圳和天津，還要在中途起草一份文件，連等飛機時都放不下電話。

他任職的這家基金會的年度余額在過去4年里幾次翻番。2016年10月，南開獲得了建校以來首筆單筆過億元的校友捐款。

丁峰認為，目前高校吸引社會捐贈得以呈上升之勢的基礎包括，現階段民間財富的積累到達了一定程度；具有現代捐贈理念的一批互聯網“新貴”崛起；以及“文革”過后1977、1978、1979級校友企業家的企業也步入了穩定發展的階段。

在他的記憶里，各高校教育基金會從未像今天這樣忙碌。在2010年之前，這些國內名校多數是在一筆筆捐贈主動找來時，才陸續“被動”地成立了自己的非公募基金會。

直到今天，財政撥款仍幾乎是一所中國公立大學收入的全部，捐贈收入則可以忽略不計。

根據《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中國高校在2014年獲得社會捐贈收入占總收入的0.54%。經計算，2014年獲得社會捐贈收入最多的清華大學此項統計也僅有不到2%。

國外高校把捐贈作為“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高校只作為“必要補充”，長期關注高校捐贈問題的云南大學教授羅志敏說。

他認為，無論主動被動，高校吸收社會捐贈、走向辦學資金來源多元化是必然的趨勢。現如今財政投入只能保證學校“不餓死”，不能保證“過好日子”。學校要靠政府，更要靠社會。

中國正在支持一批大學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大學。2015年11月，國務院印發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總體方案指出，“高校要不斷拓寬籌資渠道，積極吸引社會捐贈，擴大社會合作，健全社會支持長效機制，多渠道匯聚資源，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羅志敏認為，鼓勵高校從社會汲取辦學資源，已經得到國家政策的多次背書。

2009年10月，財政部和教育部出臺《中央級普通高校捐贈收入財政配比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規定：只對中央級普通高等學校申報的貨幣資金單筆捐贈額在10萬元以上(含10萬元)的項目實行配比，對符合規定條件的捐贈收入總額采取分檔按比例核定的方式，并綜合考慮高校地理位置、財力狀況等因素，逐校確定配比資金數額，適當向財力薄弱高校傾斜。

武漢大學拿到的配比是“五千萬以內的100%，五千萬以上的50%”。替這所大學精打細算的應惟偉認為，“從增量的意義上來說，捐贈非常重要，配比又是財政撥款中好用的錢，沒有將用途定死。”

他舉例說，原有的薪酬體系比較僵化，同一級教授的工資等同。但人才競爭十分激烈，有校友就用捐款給要被挖走的教授增加年薪，設立“講席教授”席位。

不過，羅志敏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指出，只有部屬高校能夠享受配比資金的待遇，個別地方有類似辦法，希望政策范圍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