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間10分鐘，曾經是小學生們最歡樂的時光。但如今，這段歡樂時光毀于一些“奇葩規定”。

北京，某小學規定，課間10分鐘，除了喝水和上廁所，學生不可以出教室，午休時學生也不能到操場玩，放學后要馬上離校；上海，一年級小學生洋洋總是被老師批評“課間頻繁上廁所”，學校規定課間和午休時間不允許學生去操場玩，為了出去“透透氣”，孩子唯一的借口就是上廁所；廈門，學校出動小學生干部督導員，對課間“非常規沖跑”的學生進行記名扣分。

“課間圈養”正成為一些小學生及其家長的“痛點”，“學習抓得緊一點不要緊、作業多一些也沒關系，課間不讓孩子活動，受不了。”南京理工大學動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教授曾表示，長期以來，在對中國學生的動商開發上，我們缺少科學、積極的干預機制，這成為影響中國學生體質健康狀況的一大難題。

“奇葩”規定從何而來

記者在上海市楊浦區一所小學采訪發現，校方高度重視孩子們的體育運動，每天上午都利用大課間，組織全校學生到操場跑步鍛煉。但在課間10分鐘，校方嚴格規定不能“上操場”。

實際上，我國的教育主管部門近年來在改善學生體質方面頗為“用力”。先后對校園足球、體育教師培養、體育課程保障等問題出臺過文件和保障措施。但問題是，雖然行政主管部門對體育運動非常重視，學校也努力擠出時間給學生進行體育鍛煉，但現成的課間休息時間卻沒能利用，且出現了“圈養”措施。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怕學生受傷，怕承擔責任。一位老師說：“學生一旦在課間跑來跑去受傷了，家長會向學校要求賠償，還會讓相關學生家長賠償，是個麻煩事兒。”

上海市靜安區一所公辦學校學生家長告訴記者，他可以理解學校這樣的做法，“確實是沒辦法，公辦學校家長素質參差不齊，碰到不講理的家長，學校就成了弱勢群體”。

但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到，不只是公辦學校對小學生進行“課間圈養”，一些教學質量極佳的民辦學校近年來也陸續出臺了“課間圈養”的相關規定，“課間去操場太遠，可以允許學生在走廊里走走，不能奔跑”。

上海浦東一所民辦學校的學生家長告訴記者，學校沒有成文的規定要求課間不能上操場，但每個班級的班主任都向同學們傳達了“課間盡量不要上操場”的意思。

校園傷害案件，校方大多變“被告”

記者了解到，學校方面的擔憂并不是沒有理由的。上海一家基層法院向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2014年該院共審結校園傷害案件40件，接近九成案件以教育機構為被告（占87.2%）。

記者查詢該院上述案例時發現，以教育機構（大多數是學校）為被告或者共同被告的案件，大多數教育機構因“存在教育管理瑕疵”而被判承擔責任并賠款。學校一般不會承擔全責，很多學校只是被判承擔20%~50%的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從事發時間來看，中小學校園傷害案件中14件發生在課余時間，具體包括午間5件、非正式教學期間（主要指到校后、離校前不安排課程內容的時間段）5件、課間4件；居于第二位的，是上課期間發生的傷害案件，共9件，絕大部分（7件）發生在體育課上。

校方不讓孩子課間去操場，從法院數據來看，似乎也被印證是有理有據的。比如從事發地點看，該法院受理的案件中，中小學校校內事故多發地點為操場及器械區，少量發生在教室外走廊、廁所等處。

學校究竟是出于哪些原因被學生家長送上被告席的呢？

2013年6月，小學五年級學生朱某吃完午飯上樓時摔掉兩顆牙齒，校方被判賠款3126.3元；2014年11月，小學四年級學生李某因與同學課間跳繩磕到下巴，學校被判賠款1397.6元；2015年6月，小學五年級學生楊某早上陽光體育鍛煉時間跳山羊受傷，學校被判賠款21739.8元。

在上述校園傷害案件中，中國青年報記者注意到，校方除了承擔學生的醫療費用外，有的還被學生家長要求承擔補課費等。

一名小學老師告訴記者，上述案件還只是那些嚴重到需要“鬧到法院”的校園傷害案件，更多的校園事故，實際上在校園里就以學校賠款的方式“私了”了。

“課間圈養”相當于“掩耳盜鈴”

上海包玉剛實驗學校創辦人之一蘇文駿對“課間圈養”現象也有所了解，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主要的問題出在家長身上，“孩子在學校上體育課、課間活動，受傷是難免的，動不動就起訴學校，這樣對嗎？”

他說，包玉剛學校每年招收新生入學時，都會與家長事先溝通校園傷害的問題，“我們會告訴家長，我們的孩子課間休息必須全部到操場上活動，不能待在教室里，每年都會出現學生體育活動受傷的情況，先給家長說清楚”。

蘇文駿說，包玉剛學校成立8年來，從沒有家長因學生體育鍛煉受傷找學校麻煩，“我所認識的上海所有小學校長，都認為體育很重要，也很重視學生的體育運動。但公辦學校有他們的無奈，他們沒法挑選學生和家長”。

青少年維權專家、上海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姚建龍則從法律角度，持不同看法。他告訴記者，根據《上海市校園傷害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校園傷害事故采取“過錯原則”，“意思就是，原告要舉證校方是否有過錯，校方如果沒有過錯是不需要承擔責任的”。

他認為，從上述基層法院的數據來看，那些被告上法庭的校方的確是存在過錯的，“如果學校是嚴格按規定履責的話，法院不會判學校承擔責任”。

姚建龍說，學校之所以被法庭判決承擔責任，一定是在監護上存在盲點，“不能說家長是在瞎起訴，就算家長瞎起訴，法院也不可能胡亂判決。”

姚建龍認為，在校園傷害案件中，學校絕不是外界看來所謂的“冤大頭”，“被判擔責，就說明確實存在疏漏。”

換句話說，即便學校規定學生不能在課間走上操場，課間只能在廁所、走廊、教室活動，如果校方監護不到位，在廁所、走廊、操場同樣也會發生校園傷害事件，學校一樣要承擔責任。

“學校管理如果到位了，那么就算放孩子們到操場上去活動，發生事故，校方也不需要承擔責任。”姚建龍說，為了規避責任而不讓學生上操場的做法，實際上有些“掩耳盜鈴”的味道，因為學校是否擔責的重點在于“是否進行了應有的監護”，而不是學生是否去了操場。

少年庭法官奚少君也印證了上述觀點。她說，在校園傷害案件處理中，教育機構過于強調學生自身原因及事故的不可預見性，忽視了教育管理環節中的瑕疵與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