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前，在教育政策不斷聚焦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流動青少年得以進入公立學校。打工子弟學校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將逐漸淡出政策制定者的視線。但無法否認的是，打工子弟學校仍然是最底層的流動青少年的最現實選擇。

在中國持續的全球化提升過程中，我們不能忽視或消除這個群體的存在，因為他們正經歷并塑造著一個歷史時刻，這對中國的未來和世界尤為重要。因此，這些學生所身處的教育困境更需要我們關注。山東大學(微博)青年教師李淼在北京郊區，對這個群體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實地調查，既發掘出大量的一手材料，也提出了許多改進學生教育狀態的中肯意見。

《教育圓桌》版于本期開始推出系列《流動青少年教育田野筆記》，以期更多有識之士能為這些沒有話語權的受教育者鼓與呼。

2015年7月4日，貴州畢節納雍縣一名返鄉就讀高中的15歲少年，因為拒絕在考試中協同他人作弊被13名留守少年圍毆致死。這名少年曾長期跟隨父母在外生活，由于無法在流入地就讀高中，不得不返回戶籍所在地成為一名留守少年。

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受城市排斥性教育政策的影響，從來就不是兩個孤立的群體。學齡農民工子女大多體驗過流動和留守這兩種生活狀態，而城市學校是否接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選擇哪一種生活。

201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294.73萬人。他們在城市學校中經歷了什么？筆者在北京城郊一所名為綠樹（化名）的打工子弟學校進行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聚焦于流動青少年的日常學校生活經歷，檢視圍繞著“素質低”這一主題展開的學校日常教學活動。

“素質低”是筆者的田野筆記和訪談資料中壓倒一切的關鍵詞，這表現在校長和教師對學生的歧視性評價、松散的學校管理和放縱的考試制度，它幫助學校管理者們合理化了他們短視、投機的辦學模式。在這種混亂無序的學校氛圍中，大部分學生早早地放棄了學業。他們將學校視為交朋會友、逃避家長(微博)責備的容身之處。

低素質評價與混亂無序的日常教學

綠樹學校位于北京城鄉接合部的五環邊上，是一所未經教育行政部門批準的學校。簡陋的民居、垃圾回收站和零散的菜攤包圍著這所學校。

758名學生都是農民工子女。按年齡和學力，學校將學生編入從幼兒園到初三的17個班，由24名教師負責日常教學工作和學生人身安全的相關事務。

在田野調查的第一天，筆者即目睹了具有戲劇性的一幕。當筆者從后門進入教室時，幾名八年級學生正興高采烈地討論著他們的午餐計劃，王老師站在教室中間，向學生大聲喊道：“不許說廢話！”大部分學生一邊抄寫著黑板上的例句，一邊不時地加入到臨近同學的交談中。還有幾個學生在教室中走來走去，假扮著老師的角色斥責其他同學：“快寫！你們這些混蛋！”

突然，一聲尖叫打斷了教室中此起彼伏的責備和抱怨，一名女生吼道：“為什么今天我們不換座？你昨天不是說我們今天換座嗎？”王老師輕聲應道：“我忘了，明天再換吧。”顯然，老師的勸慰未能打消學生要求換座位的強烈愿望，他們紛紛起身挪動桌椅。至此，課堂教學頃刻間被學生們的自發行為中斷，學生的說笑打鬧聲混合著桌椅碰撞時發出的刺耳聲響一直持續到下課。

這戲劇性的一幕是綠樹學校教學活動混亂、無序的縮影。筆者發現，對學生素質低下的預設，支配著綠樹學校的課堂教學、成績考核和師生互動。其教學實踐充滿著隨意性，表現為缺乏統一明確的教學進度安排、知識點教學點到為止、授課方式單調枯燥、課堂紀律渙散、考試作弊現象嚴重等。

抄寫是教師們教育和管理學生的主要方法。根據筆者的觀察，教師們通常會用10到15分鐘講課，然后讓學生用25到30分鐘抄寫教科書或黑板上的短語、句子和公式。八年級教師們坦言，讓抄寫任務占據課程的大部分時間，一方面是因為流動青少年基礎知識差，“怎么教也教不會”，只能通過抄寫讓他們“能學多少就學多少”；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打工子弟學校教師流動性大、工資低、缺乏工作的動力和積極性，甚至有人教著自己也一知半解的課。

在教師會議上，筆者很震驚地聽到陸校長暗示說，教師們可以將試卷和答案提前透露給學生。同時，因為附近所有的打工子弟學校都使用著同樣的試卷（一本練習冊附帶的模擬題）。對學生們來說，他們有兩個獲知考卷信息的途徑：或去書店購買練習冊，或從其他打工子弟學校同年級學生那里獲得考試答案。教師們顯然對這些花招心知肚明，但從不干預。為了讓學生“考”出好成績，他們還會在考試時告知學生正確答案。

考試時，很多學生把試卷丟在一旁，趴在桌子上休息。在考試即將結束的最后幾分鐘，學校教務主任陳老師在教室外用喇叭喊話，要求監考教師們叫醒學生，督促他們抄答案，以免交白卷。只有極少數學生認真填答試卷，但最后還是會“參考”正確答案。學生們向筆者解釋道，他們的學習成績實在是太差了，根本答不出試卷上的題目，所以只有靠作弊才能保住自己的面子。

教師們也向筆者透露了他們幫助學生作弊的原因：農民工家長們非常重視孩子的考試成績，只有學生們考出高分，綠樹學校才能向學生家長們證明他們繳納的學費是物有所值。同時，學生們也能用好成績向家長證明，他們并沒有在學校里混日子，以免遭懲罰和責罵。

這些虛假的高分使學校和家長、教師和家長、學生和家長之間得以建立起融洽的關系。然而，為了留住生源、實現利潤最大化，綠樹學校不僅欺騙了學生及其家長，而且全然忽視了他們的教育需求。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綠樹學校大門旁掛著兩塊字跡鮮亮的牌匾：“提高素質”“樹立形象”。綠樹學校的陸校長說，從1999年建校至今，這是他一直渴望達成的辦學目標：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改變城市人對農村人的刻板印象。

但事實上，風雨飄搖的未來使營利成為打工子弟學校最實際的考量。在目睹其他兄弟學校接二連三地被關停和取締后，陸校長早已不再關心如何提高教學質量和提升學生素質，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留住生源、賺取學費和尋覓新的投資目標上。在實際辦學中，對流動人口素質低的歧視性評價，合理化了其混亂無序的日常教學活動和充滿敵對情緒的師生互動。

“學校不像學校，老師不像老師”

陸校長和教師們認為，無論在學習能力還是道德水平上，流動青少年的素質都遠遠低于城市青少年和農村留守青少年：“他們不如城市同齡人知識基礎牢、講文明、懂禮貌，也不如農村同齡人思想純樸、學習勤奮、懂得感恩。”

在課堂上，教師們毫不避諱地評價學生：好吃懶做、鼠目寸光、不思進取，注定淪為社會底層的無藥可救者。

問及原因，八年級班主任徐老師毫不掩飾自己的不屑，反問道：“制售地溝油和倒賣銷贓車的父母能生養出什么像樣的孩子？”畢竟從事違法經營活動的農民工是極少數，但這樣的荒謬邏輯推理在其嘴里竟然言之鑿鑿：低素質是代際傳遞和家庭教育的結果，在強大的先天和家庭因素面前，學校教育對素質的培養和提升無能為力。

受學生素質低判斷的影響，師生關系也非常緊張：教師辱罵在課堂上低頭化妝的女學生，甚至稱幾個站在校門口說笑的女生像站街女。這些侮辱性言語當然會引起學生的不滿，她們找到陸校長，希望他能迫使教師們道歉，卻往往幾經推諉后不了了之。

事實上，除了個別支教老師，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們也來自農村，他們拿著每月1200元左右的微薄工資，不得不經常打零工或跳槽到其他待遇較好的學校；他們跟農民工一樣，在北京艱難維持，并承受著來自城市社會的偏見。

然而，在打工子弟學校，有著同樣出身的教師和農民工家長卻被“素質”評價分割為兩個群體，前者痛斥后者的低素質是流動青少年學業失敗的直接原因。

雖然師生之間的爭吵時有發生，但是激烈的肢體沖突其實并不多見。筆者在田野調查中曾目睹了一名七年級學生毆打教師的極端事件。由于周老師點名斥責他不交30元校服錢，這位學生憤怒地將其打倒在地。當陸校長聞聲趕到時，周老師捂著腹部、痛得無法坐起。陸校長呵斥道：“你再不停手，我就要打電話報警了。”學生停了下來，一腳踢倒了身邊的桌子，然后向校門外沖去，一邊走一邊喊：“就知道掙錢，學校不像學校、老師不像老師。誰愛待誰待，我不念了！”

　　“低素質”是代際傳遞的？

流動青少年深知教師們對自己的貶低和歧視源于“素質評價”，但他們對此往往缺乏反思，反而習以為常地用此評價身邊的人。學生們時常感嘆自己居住的“大雜院”臟亂不堪，居民素質太差，垃圾遍地，酷暑時散發出的氣味令人作嘔。這樣的居住環境不僅與臨近的高檔住宅區有天壤之別，甚至連農村老家也比不上。

學生們因而認為“大雜院”居民的素質是最差的，既不如城市人，也不如農村人。他們對流動人口的素質評價與綠樹學校的教師們完全一致。而當筆者追問他們是否也會亂丟垃圾時，大部分學生不假思索地說他們只是偶爾會那樣做。

學生們同樣認為綠樹學校的教師也是“素質低”的，他們愿意接受教師的教導，但無法忍受歧視性言語。為了反抗教師權威、抗拒枯燥無趣的學校生活，學生們在課堂上無所事事、說笑打鬧，還經常與教師發生激烈的言語沖突。學生頂撞和辱罵教師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但同時，大多數學生也表示非常理解教師的處境，他們知道教師們工資低、工作負擔重，遭受著學校的“剝削”；也有學生認為，教師包庇他們作弊不過是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

在綠樹學校，流動青少年強烈地表達著他們對學校生活的失望、沮喪和憎惡；同時，排斥性的教育政策也使他們認識到，即便學業上努力投入也只能換來昏暗的前景。很多八年級學生向筆者承認，他們已經徹底放棄學業了，因為他們的學習成績差，即便回到農村也考不上高中，也因為綠樹學校的教師們已經放棄了他們，進入城市中的職校似乎是眼下最明朗的道路。

盡管如此，八年級學生的曠課率極低。他們到綠樹學校上學的最大動力是跟相熟的朋友們在一起，在多角戀愛和小幫派爭斗中度過學校時光。男生們是擾亂課堂紀律、反抗教師權威的主力軍，他們不但公然拒絕抄寫任務、頂撞辱罵老師，還會在教室里打撲克、抽煙，甚至燒課本取樂。上課時，他們也會趁老師不注意時，從教室的后門溜到操場上去打球。有些老師即使看到也會置之不理，個別年輕教師甚至會跟學生一起打球。七年級的宋老師經常跟溜出來的學生打乒乓球，他說：“反正他們以后也得干重體力活，鍛煉鍛煉身體挺好的。”女生們大多會更聽老師的話，也更傾向于完成老師布置的抄寫任務，但她們都是機械地抄寫，達不到學習效果。

綠樹學校的日常教學實踐基于這樣一種認識：低素質是代際傳遞和家庭教育的結果，對此學校教育無法干預。這樣的學校教育不但無助于寒門子弟改變其窘境，反而加速了其向下流動。

　　“低素質”的勞動大軍與經濟發展

在綠樹學校，混亂無序的日常教學實踐得以成為可能的原因是對流動青少年“低素質”的社會評價，這種歧視性評價合理化了學校以營利為導向的辦學模式，使學校教育在階層再生產的宏大敘事中陷入被弱化和缺位的境地。承受著令人沮喪的教育經歷，流動青少年大多支持“讀書無用論”，認為打工才是實現向上流動的最合理選擇。然而，打工子弟學校生產的“低素質”能否實現這些學生的愿望？他們將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據怎樣的位置呢？

學生們認為，書本知識與其日常生活毫無關聯，他們計劃盡早步入社會獲得自給自足的成就感。他們看不起父母從事的那些臟、累、危險的底層工作，卻相信自己能憑借堅韌和吃苦的精神、像父輩那樣自食其力地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對升學機會渺茫的預判和不愿離開城市留守農村的心愿使大多數流動青少年孤注一擲地希望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占得一席之地。

然而，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多數“低素質”的流動青少年將被受國家制度監管的“正式經濟”排斥在外，從事著無正式勞動合同和勞動保障、收入低、工時長、條件危險艱苦的臨時工作。受教育程度低和缺乏專門技能僅僅是導致其就業不公現象的表面原因，其背后是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村戶籍人口的長期歧視。

中國的經濟奇跡得益于勞動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勞動力的低廉價格吸引了發達國家的資本涌入，促使歐美等傳統發達國家進入了去工業化時代。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價格有所上升，很多工作機會被轉移到了勞動力價格更低的老撾、越南等國。

在此背景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探索更需要創建一個人力資源強國保駕護航，對流動青少年教育增加財政投入和政策關注應當成為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這將有助于終結底層群體學校教育塑造和生產“低素質”的機制，通過去污名化改善底層群體的受教育境況、增加其向上流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