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中學數量越少，且超級中學占有名額比例高的省份，集中度最高，教育生態失衡也越嚴重

超級中學不斷擴大的名額優勢，確實帶來了城鄉間更大的不公平，對高中教育的均衡有很大影響

高等學校在競爭優秀生源的同時，也對超級中學的出現、發展和各省高中教育生態的逐步惡化承擔了一定的責任

每年高考后，一些地區創造出高考“神話”的“超級中學”都會成為社會關注焦點。教育界許多專家都曾對超級中學現象提出過尖銳批評。學者的擔憂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超級中學壟斷了優質教育資源，不利于教育公平；第二，有研究者認為，超級中學注重應試教育而忽略素質教育，有些更形成嚴苛的“遵守紀律與懲罰”相結合的持續“訓練”（training）體系，因而不利于人才培養和學生的自由發展。

由于超級中學在高考中取得了很好成績，因而受到家長(微博)和市場的歡迎；同時，超級中學對地區經濟和聲譽有所拉動，一般也會得到地區領導的支持，但在現實中非常成功的一些超級中學，卻一直被教育專家基于教育基本原理和公平原則追問，超級中學的校長們和學者之間因此有激烈的爭論。

對于以上爭論，基于學生大學入學后學業表現數據的實證研究可以予以正面回答，但相關研究卻非常缺乏。教育部所屬重點高校K大學（以下簡稱K大）是國際國內公認的一流大學，各項排行榜均領先。我們嘗試用K大2005~2009年5屆學生數據——5年來，K大從31個省的2082所中學錄取學生12465名，平均每年2493名（去掉了留學生、保送生、藝術特長生和體育特長生），逐一進行了分析。

現有研究主要突出超級中學可能具有的四方面特征：位于省會或大城市、學生規模大、壟斷當地一流生源和教師、畢業生壟斷一流高校在該省（區、市）的錄取計劃，或者說“北清率（北大(微博)、清華(微博)錄取率）”高，其中后兩者是超級中學的必要條件。按照我們對超級中學的操作性定義，全國共有84所中學可以被標記為超級中學，平均每省份不到3所，其中有9個省份僅有一所超級中學，有兩個省份多達6所。

超級中學農村戶籍比例遠低于一般中學

這84所超級中學5年中占K大錄取人數的比例，逐步由2005年的35.4%提高到2009年43.80%，共占有K大全部錄取計劃的40.30%，而其余1998所一般中學僅占錄取計劃的59.7%。這表明，在高考和自主招生兩大錄取機制下，K大錄取名額向超級中學集中的情況不斷加劇，各省不同中學之間的均衡被逐漸破壞。值得注意的是，2005~2009年是自主招生各高校的名額逐步擴大的5年，這很可能是自主招生發展過程中各高校都忽略的一點。

從分省來看，31個生源省份都至少有1所超級中學，最多的省份有6所超級中學。K大在7個省份的錄取名額高度集中，其超級中學占據了全省一半以上的錄取名額；17個省份超級中學占有K大30%到50%的錄取名額；其余7省份則在19%到30%之間。超級中學數量越少，且超級中學占有名額比例高的省份，集中度最高，教育生態失衡也越嚴重。

不同超級中學占據K大的名額優勢存在一定差異。本研究所確定的84所超級中學平均占有本省K大錄取計劃的14.4%，是省內平均占比的9.4倍左右，其中占比最低的為省平均的4倍，而最高的竟達22.8倍。有32所學校占比是省平均的10倍以上，絕大部分分布在直轄市或省會城市。

這一結果支持學者提出的超級中學會加劇教育資源分配地域間、特別是城鄉間不公平的觀點。K大來自超級中學與一般高中學生中農村戶籍比例的差異進一步支持這一觀點。數據表明，K大來自一般中學學生中農村戶籍的比例是超級中學的8倍左右。2005~2009年間，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全國農村戶籍人口比例降低，兩類中學的學生中農村戶籍的比例均有所下降，但兩者之間的差異并沒有出現明顯變化。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2005~2009年間K大在不同省份招生名額的分配大體遵從歷史慣例，也就是說，如果K大2004年在河北省招生80人，2009年也大體招生80人，雖然這一邏輯需要在關注公平與效率的雙重視角下有所調整。假設在河北省沒有超級中學的情況下，80人的生源可能會比較均衡地來自全省各個地方，邢臺、秦皇島、張家口、邯鄲、承德、唐山甚至沽源、赤城等縣城中學都會有學生考入K大。但如果河北省出現了超級中學，80人的名額會大幅度向石家莊、衡水等超級中學所在地集中，其他地區中學考生考入K大將成為小概率事件，這很可能會使大部分地區的教師喪失工作的成就感：大部分中學的學生剛剛進入高一，就可以清晰地預見到自己進入好學校的希望渺茫。

與此同時，不管有沒有超級中學，K大在河北省的招生名額仍是80人，超級中學實際不會導致K大在河北的招生名額總數變化，超級中學不會給河北省和河北人民帶來任何福利方面的改變。

超級中學不斷擴大的名額優勢，確實帶來了城鄉間更大的不公平。超級中學對高中教育的均衡有很大影響，對優質教育資源分配的城鄉公平有負面影響。

超級中學學生的學業和一般中學差異不大

我們將K大學生第一年GPA作為衡量學生對大學階段學習適應能力的量化指標，這一指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生源的優異程度。總體來看，超級中學學生平均GPA為3.08，僅比一般中學學生高0.08分，優勢十分微弱。從GPA排名進入前15%的比例來看，來自超級中學的學生比一般中學高出近6個百分點；此外，來自超級中學的學生處于GPA排名后15%的比例也低于一般中學。

這種成績差異是否能直接歸因于中學教育呢？例如，我們注意到K大農村戶籍的學生，在大學一年級的學業表現大幅度落后于城市學生，超級中學農村戶籍學生較少，同樣會使得超級中學學生在大學一年級學業表現優秀。

多元回歸的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學生性別、戶籍類型和招生類型后，超級中學學生比一般中學學生的GPA僅高出0.04分，這一差異雖然在統計上顯著，但效應值非常小，不具有實際意義。

我們可以認為，在相同性別、戶籍類型和錄取類型的學生中，超級中學學生比一般中學學生并未顯示出明顯優勢。此外，各省超級中學生源的表現并不一致。有少數省份在控制了其他變量后，超級中學學生的學業表現甚至略低于一般中學的學生。

這一結果意味著，如果我們將評價的眼光從高考后僅僅放長一年，從K大一年級學生的學業表現看，超級中學和一般中學學生的差異不大，超級中學并未在人才培養方面顯示出更高效率。超級中學確實在應試以外的學習能力培養方面不夠超級，超級中學的教育本身很可能沒有給其學生增添更多潛質。

六問“超級中學”

對超級中學的治理是另一個值得嚴肅討論的問題，治理的責任主要在地方政府、地方教育主管部門一邊。同時需要認識到，高等學校在競爭優秀生源的同時，也對超級中學的出現、發展和各省高中教育生態的逐步惡化承擔了一定的責任，特別是在自主招生發展過程中，對自主招生生源來源中學的比例分配很可能無意間助推了超級中學的發展。

本研究提示，與超級中學發展有關的以下問題需要在觀念上繼續深入研究和澄清：

第一，超級中學在高考競爭中大獲全勝，但其對教育均衡、公平均有嚴重破壞，其畢業生在大學并未顯示出優勢。

第二，有很多中學教師去各地的超級中學學習，但超級中學的“成功”秘訣是否可以學得到？是否值得學習呢？

第三，國家和地方的領導者如果要去中學參觀，是應當選擇到一般中學看看，還是到超級中學呢？高中發展的價值觀如何導引？

第四，為促進城鄉均衡，在超級中學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各地是否應當先行，要求超級中學以住宿制方式錄取更多農村戶籍、甚至農民的子女學習呢？

第五，K大以及其他國內一流大學逐漸錄取了更多來自超級中學的學生，在破壞各省高中均衡和公平的同時，追求到了更高的錄取分數線，但是否在本質上提高了本校生源的質量呢？

第六，在高考錄取仍需主要看高考成績的情況下，K大以及其他國內一流大學是否應當將更多自主招生的名額分配給一般中學呢？如何在“狀元招生觀”下促進各地區教育均衡和公平的實現呢？

我們的研究僅依據K大的學生數據進行分析，對超級中學的分析仍屬于窺豹一斑。2009年以后，超級中學又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發展，全部“985”高校長期生源和學生學業表現數據的分析將更全面地揭示全部問題。依靠大學更即時、全面的數據，我們相信，可以對超級中學的公平和效率問題進行實時、深入和全面的分析，持續提示大學、特別是一流大學在自主招生、高考招生中在價值觀和效率方面需要格外注意的方面。中國的教育是一個相互影響的整體系統，一流大學對高中教育均衡生態和公平發展也承擔著重要責任。

（黃曉婷為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盧曉東為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