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里閃爍的高考倒計時牌，教室里復讀機一樣機械的背單詞聲，墻上掛滿的保證書，講臺前發出的各種毒誓，課間校廣播里的豪言壯語，嚴厲得有些苛刻的班主任，校門外等著孩子午夜放學的家長……這一切，描繪出“亞洲最大的高考工廠”里的生活。擁有24000多名學生的毛坦廠中學坐落在安徽省大別山麓，學校每年都會有上萬名學生備戰高考，其中三分之二是復讀生，這里是學生和家長最后的一線希望。

6集系列紀錄片《高考》的開篇《毛坦廠的日與夜》一集，把鏡頭對準這座獨特的“高考鎮”。這所中國最大復讀學校里的堅持與反抗、期待與淚水，正是一個社會切面最真實生動的記錄。

每個人都是高考產業鏈上的一環

“不管是激情教育還是填鴨教育，都是把孩子放在學校機器里壓制，最后做出一個個‘流水線成品’，總之還是應試教育。”“高考是寒門子弟最公平的機會，出了校園人生處處存在不公平。”

今年8月，紀錄片《高考》在央視紀錄頻道播出后，迅速觸發了人們關于高考的集體記憶和對中國式教育的重新審視。這部紀錄片在豆瓣上的評分高達8.9分，近日二輪播出之際，專家學者和教育界人士發出質疑：什么樣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甘肅會寧，中國教育名縣、國家級貧困縣，高考成為學生走出大山、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回鄉參加高考還是留在從小生活的城市？農民工的孩子們尋找著這個城市的認同與接納；留學大潮洶涌澎湃，很多學生選擇放棄高考轉戰“洋高考”……《高考》用6集的長度跨越不同的社會階層，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和個人故事，記錄2014年高考。

毛坦廠曾經是一個萬把人口的小鎮，可如今周邊常年居住著數千戶陪讀家庭，一陪一，二陪一，甚至全家陪一。在這里，每個人都是高考產業鏈上的一環，連街邊的裁縫都能隨口說出“高考就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離高考不到3個月了，復讀生吳世康的成績從年級300名一下降到3000多名，父母瞬間手足無措，連飯桌上都一臉愁云。吳世康的父親吳俊是毛坦廠中學的保安隊長，吳家祖上沒出過一個大學生。長期以來，吳俊都認為自己沒能在這所學校有一席之地，就是因為手里沒有那張叫做文憑的紙片。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把兒子送進大學，讓他“將來能吃上一碗比較輕松的飯”。

“人生就像心電圖，一帆風順就說明你掛了。”毛坦廠中學的老師說。片里片外，程曉東老師都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他的一句“拯救一個孩子就是拯救一個家庭”，更是引來無數駁斥。

作為復讀班的班主任，程老師甚至要時不時變身“福爾摩斯”，去女生宿舍門外暗訪他懷疑的“假病號”，去校外出租房突擊搜查影響學生成績的東西。但同時，為了學生安心學習，他主動張羅為貧困家庭的學生捐款；也對茫然無措的家長說“你們只管生活，學習上的事交給我”，這句話在毛坦廠中學終日悲壯的氣氛中顯得格外溫暖。

人們對于教育的不同理解是不爭的事實

《高考》的第三集《久牽的孩子們》的主角就是隨遷農民工子女。中國有超過2.7億農民工，隨遷子女上千萬。在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每10個兒童中有4個是流動兒童，他們難以在所在城市參加高考。10年前，武子璇、劉艷霞和林蘭蘭跟隨父母來到上海，在打工子弟學校讀書；10年后，她們面臨回鄉參加高考還是留在上海讀中專職校的抉擇。2014年，中國有45萬人選擇出國留學，人們俗稱留學考試為“洋高考”，這儼然又是另外一種高考。

“對現實類紀錄片而言，好選題就像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需要有龐大的冰體作支撐。”紀錄片《高考》的總導演、央視紀錄頻道副總監史巖說，作為家長，自己能夠深刻體會到人們對于子女教育問題的關注，而教育問題聚焦到一個點就是高考。“高考本身兼具新聞性與話題性，它是大部分人共同的經歷和體驗，在情感上容易引起廣泛共鳴。”

史巖認為，在中國，地域的差別、貧富的差距是客觀存在，而人們對于教育的不同理解也是不爭的事實。高考制度從當初的舉國歡呼到現在的改革與重建，它背后是中國國情的變化以及人們對于教育理解的日益多元化。

北大附中校長王錚是《校長的選擇》中的人物，他說：“為什么大家看完《高考》之后爭論多？它不是簡單的對錯，引發人們思考的沖擊力是巨大的。”他希望片子能夠繼續拍下去，繼續挖掘導致教育現象背后的社會深層因素。

“這種制度本身就是讓一些學生處在不正常的狀態。我們都是從高考過來的，我們可能在經歷這個過程以后，發現所付出的和所得的相差太大了。”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揚州中學特級教師王雄也覺得《高考》還有很多可以拍，比如為什么高考會變成一個“怪獸”。

用“純記錄”關注當下和內心

在《高考》第四集《走出大山》的片尾，奶奶在村口目送孫女劉洋洋遠行。鏡頭里的老人拄著拐杖，雙手不住地顫抖。望著孫女遠去的身影，奶奶溝壑縱橫的臉上神情復雜。最后，奶奶蹣跚的背影畫面上顯出兩行字幕——“奶奶沒能等到劉洋洋的假期，她病逝在洋洋離開后的第二個月”。

《高考》摒棄了用解說詞整合畫面、講述故事的表達方式，借助字幕語言和影像結構推進情節發展。這種不依賴解說詞、依靠影像驅動的方式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更純粹的記錄，成為當下社會現實類紀錄片發展的重要方向。

中國視協紀錄片學術委員會會長劉效禮說：“《高考》‘純記錄’創作手法，客觀記錄，不用解說詞，全用同期聲，使全片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近幾年，當以《舌尖上的中國》為代表的商業紀錄片引發強烈反響的同時，回歸傳統紀錄片的一些本質，用傳統的方式講述中國當代大家所關注的話題，成了中國紀錄人新的著力點。“用純粹的紀錄片方式做一個自己想做的片子，這就是《高考》最早誕生的源起。”史巖說，打開電視，大量快節奏、追求視覺沖擊的浮躁影像出現在眼前，而我們想要嘗試的是關注當下、關照人的內心，能夠帶給人們思考與感動的視覺影像。無解說的風格能夠為觀眾理解和認知影像提供充足空間，弱化編導對觀眾的主觀引導，“永遠不要低估觀眾的思考能力”。

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電視與新聞學院副院長何蘇六認為，紀錄片關注社會現實，是最有價值的，而《高考》就是這樣一部直面當下的紀錄片，“它不僅是一部藝術作品，還為中國的教育學、社會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本。紀錄片回歸紀實美學是好事，但要注意一定要有態度有溫度，《高考》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