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瀚（河南工業大學）在題為《新媒體藝術的技術本源、文化身份與價值表達考量》的講演中認為，手工復制、機械復制、數字復制是人類藝術發展的三個階段，而數字復制是新媒體藝術的技術本源。新媒體藝術是新媒體技術高速發展下的產物，它的現實構成包括藝術、現代科研及和網絡媒介，從社會身份到精神身份，技術實現使得人們溝通不再受物質自然的約束。就文化身份而言，傳統藝術中的價值認同被不斷融合化、個體化、碎片化與小微化。“我”成為新媒體藝術文化身份界定的核心話語。新媒體藝術的價值表達則表現為多種矛盾的并存，包括藝術生成空間的感官認知與現實真實的矛盾；藝術表達情感內容與藝術表達主體的矛盾；藝術審美表達的碎片化與共性化的矛盾；虛擬自由與現實理性的矛盾等。

張朝霞（北京舞蹈學院）在題為《新媒體藝術創作類別和發展趨勢》的講演中認為，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創新與應用，新媒體藝術逐漸擺脫了邊緣藝術的地位，正在快速演變成當代人重要的藝術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媒體以觀念創新為前提，以計算機科學、高科技材料、視覺表演等多學科交叉為特征。技術和藝術的互動不僅從新媒體開始，對于舞蹈來講，攝影技術、影視、計算機互聯網技術的革新為舞蹈帶來了變革，從美學、文化、經濟社會、職業化和專業化等多多方面改變了舞蹈創作的方式，使數字化編舞成為可能，出現了視頻短片、錄像裝置藝術、網絡編舞活動、多媒體舞臺藝術等多種形式。新媒體將現實空間進行自由的轉化，新媒體手段也解放了學生的創作，改變了舞蹈的傳播

昝勝鋒、張春（山東大學）在題為《數字技術時代的儒家文化傳承創新：經驗與教訓》的文章中認為，儒家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層，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其傳承和發展的路徑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數字化作為當代社會發展主導技術，影響了發展模式生活方式，也使儒家人文精神受到了挑戰。我們應對數字化時代人文精神進行深刻反思，利用這一技術繼續拓展儒家人文精神內容。一方面，數字技術豐富了儒家文化傳播形式。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打破了儒家文化傳承載體的局限性。因此，我們要結合現代文化生活需求，制造數字化文化產品，更好保存傳播傳統經典內容；利用多媒體教學平臺促進儒家文化進校園；利用數字關鍵技術實現大眾化傳播；利用互聯網媒介創新儒家文化傳播方式，進一步挖掘儒家文化的社會與文化價值，實現儒家文化的產業化跨越式發展。

江湉（華東政法大學）在題為《版權向左，技術向右——“互聯網+”時代文化產業的創意開源與閉環環境》的講演中認為，文化產業和技術的關系包括多個方面，其中，版權作為文化產業的核心資源和法律保護手段，從原先的封閉壟斷專權到向著鼓勵創新、推動實用科學進步，促進技術的開發轉讓和傳播的方向轉變。同時，技術在不斷發展中正在營造閉環環境，它并不限制創意的萌發與共享，卻提供特定的技術框架、操作邏輯，將版權內容限制在自己的技術環境中，限定了受眾獲取內容的方式。在互聯網環境下，文化信息更加開放，技術與創意開發之間要平衡。在保護足夠的版權激勵力度和內容創造者利益的同時，也要保證創意能經由社會網絡傳播分享不為壟斷專有。

趙洪珊（北京服裝學院學院）在題為《互聯網+：服裝產業價值發現與再造》的講演中認為，隨著互聯網產業的發展，服裝產業也面臨著升級。如果說互聯網1.0時代是互聯網本身自己在發展，到了2.0時期，互聯網就變成了一種要素影響著產業的改造和提升，即互聯網+。在互聯網+趨勢下，服裝產業價值過程發生變革，價值鏈被分工重組產生了新的形態，出現了設計模式的更新換代，可穿戴的舞蹈服裝和設備具有了更加時尚靈活的特性；出現；了C2B的大眾在線定制，線上線下O2O的互聯互通以及工業4.0等多種創新，試圖達到一種交易的閉環；整體上試圖把微笑曲線變成一個全程協同價值鏈的重塑重造。

鄭彥（華東政法大學）在題為《數字化：有形草原與無形圍墻——試論媒體數字化轉型的陰暗面》中以新聞作為例子，從五個方面分析了傳統媒體數字化轉型的一些問題，指出了媒體數字化轉型的限制以及一些被人忽略的地方：

1、紙媒危機。紙媒出現了一種數字化僵局，包括高度不確定性，產品雷同性特征明顯、用戶粘性不夠等一系列問題。

2、依托新媒體產生的公民新聞。一方面消除了公共表達障礙和大眾傳媒瓶頸，另一方面新聞專業主義也被業余化，片段式的簡單信息開始廣泛傳播。

3、數據新聞的問題。數據新聞是朝陽產業也存在一些問題，涉及到了很多無用、虛假、仇視和個人隱私，使得信息變得容易泄露。

4、定制信息。基于“過濾泡”的概念，網絡媒體迎合個人喜好而產生服務，如果不能把不喜歡的東西拓展到身邊，對于拓展視野和挑戰世界觀的東西會離我們越來越遠

5、半教育問題。這一刻的信息被馬上涂抹，人們的認識與學習碎片化被數字信息替代，并不能成為有效的知識積累。

他最后總結道：紙媒和數字化其實可以呈現一種共生的狀態。數字化更像是工具，只是每個人使用的方式不同。

鄧靜（四川大學）在題為《從“林下生活美學”看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公共空間》的講演中提到，因為受到臺北生活美學公益課的啟發，其非營利平臺“林下生活美學”于2015年3月在成都發起。依托微信公眾號創辦新媒體，根據人體感官分為“目遇、聽見、品味、走心”等欄目，并發起“林下閑情”系列人文訪談。半年來，林下在公眾號推送各種原創圖文，不定期舉辦線下主題活動，匯聚各類生活美學愛好者600余人。林下除四條廣告外，暫無其他經濟來源。未來的組織架構模式、志工招募、商業渠道、推廣運營以及此類公共空間如何獲得持續生存和發展的機會等問題，仍是我們思考的難點和執行的重點。

臺灣虎偉科技大學副教務長、多媒體設計系教授朱文浩主持了會議。

廣西藝術學院人文學院院長何清新對七位嘉賓的演講進行簡單的總結和評議：

本分論壇主題有兩個關鍵詞“新媒體”與“數字文化”。何清新借用國內學者有關“橋”與“溝”的媒介傳播的概念，梳理七位學者對于探索新媒體與數字文化所做出的努力。

一、橋

對于新媒體所帶來的數字文化，有四位學者關注“橋”的作用，亦即是說，新媒體對于藝術創作與人際交往而言，在“橋”的作用下，藝術創作與人際交往都要比以往自由得多；建立在這種“橋”的基礎之上的文化產業或者藝術生產，都得到快速發展。

北京服裝學院商學院趙洪珊教授從服裝產業的實踐入手，以《互聯網+：服裝產業價值發現與再造》為文，重點闡釋互聯網2.0是產業互聯網時代，主要表現為互聯網作為要素對傳統產業的改造與提升，即互聯網+。服裝產業業績表現持續優于市場，是真實價值創造的產業。在互聯網+趨勢下，服裝產業價值過程發生變革，價值鏈分工被重組，產生C2B大眾在線定制、020模式以及工業4.0等互聯網與服裝產業聯合的多種創新。

《數字技術時代的儒家文化傳承創新：經驗與教訓》是山東大學昝勝鋒與張春兩位老師，從實踐中總結新媒體環境中儒家文化傳承的問題。儒家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層，在技術革新與消費行為持續變化的時代，其傳承與發展路徑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在儒家文化傳承創新體系建設中，利用數字復制技術與數字化產品整理儒家文化典籍、保護文物遺產，借助技術平臺展示與共享儒家文化資源，利用互聯網媒介創新儒家文化傳播方式，將進一步挖掘儒家文化的社會價值與文化價值實現儒家文化的產業化跨越式發展。

如果說以上兩篇論文是從新媒體的技術與實踐的角度挖掘數字文化的發展潛力，那么，另外兩位老師則是從人的角度，探索在新媒體條件中對人的創造性潛能的挖掘。

北京舞蹈學院張朝霞教授撰寫的《新媒體藝術創作類別和傳播趨勢研究》，認為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創新與應用，新媒體藝術創作逐漸擺脫了邊緣藝術的地位，而成為一種正在快速演變成當代人重要的藝術方式和生活方式。從跨界表演實驗藝術、錄像藝術和計算機藝術，到交互藝術、多媒體舞臺藝術、網絡藝術等，新媒體藝術的形態正處于多元裂變的興盛期，并借助展覽、演出、廣告和業務拓展等多元傳播渠道，加快商業應用的速度，也同時改變當代人的創意思維甚至生活方式。

而四川大學錦城學院鄧靜副教授，在論文《從“林下生活美學”看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公共空間》中更加關注的是過“橋”的體驗。她于2015年3月在成都發起非盈利平臺“林下生活美學”，“沐林下之風，享生活之美”，依托微信公眾號創辦新媒體，根據人體感官分為“目遇、聽見、品味、手巧、走過、隨心”等欄目，并發起“林下閑情”系列人文訪談。通過體驗，作者重點觀察與思考“林下生活美學”平臺在管理中的組織架構模式、志工招募、商業渠道、推廣運營以及此類公共空間如何獲得持續生存和發展的機會等問題。

二、溝

另一方面，新媒體所創造的數字文化，所創造的符號真實以及新媒體交流手段所導致的信息、知識、符號，也有可能把人與客觀真實隔離起來，疏離于文化間的真實接觸，習慣于新媒體所建構的虛擬交流，忽視人與人之間真實的面對面互動，形成交流障礙的“溝”。亦即是波茲曼提出的“技術壟斷”所指向的一個命題：媒介即控制。

河南工業大學吳文翰老師在《新媒體藝術的技術本源、文化身份與價值表達考量》中從新媒體藝術的技術本源出發，關注文化身份的變化。就文化身份而言，取向類同的個體通過移動終端將自己封閉在不同的虛擬網絡社群里，“志同道合”與“壁壘森嚴”共存，這種純粹精神層面的媾合打破現實社會中由血緣與親緣構架的傳統社會關系，性別、民族、階級等文化身份的標志被不斷顛覆，傳統藝術中的價值認同被不斷融合化、個體化、碎片化與小微化，“我”成為新媒體藝術文化身份界定的核心話語。新媒體藝術的價值表達則表現為多種矛盾的并存，包括藝術生成空間的感官認知與現實真實的矛盾；藝術表達情感內容與藝術表達主體的矛盾；藝術審美表達的碎片化與共性化的矛盾；虛擬自由與現實理性的矛盾等。

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鄭彥的論文《數字化：有形草原與無形圍墻——試論媒體數字化轉型的暗面》，認為新媒體令人深陷數字文化浪潮之中。一方面，孕育于互聯網絡的數字化帶有與生俱來的互聯性與無邊際性，打破了物理空間的限制，給予人們前所未有的廣闊接觸空間，大大擴展了人的延伸;另一方面，在技術中立原則背后，仍存在有目的、有差別的個別人類控制，使每個人都束縛在量身定制的舒適圈之中，逐漸成為孤立個體。身處數字文化之中，人們有必要看到數字化在給予每個人一個廣闊的有形草原的同時，也已經悄然樹立起一堵無形的圍墻。鄭彥的觀點中，新媒體所帶來的“溝”進一步塑化成“圍墻”。

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江湉同學的《版權向左，技術向右——“互聯網+”時代文化產業的創意開源與閉環環境》，提出技術在不斷的發展中正在營造閉環環境，它并不限制創意的萌發與共享，卻提供特定的技術框架、操作邏輯將版權內容限制在自己的技術環境中，限定了受眾獲取內容的方式。在萬物互聯的“互聯網+”時代，文化產業需要保持足夠的版權激勵力度，保證內容創造者的利益，亦需要保證創意能經由社會網絡傳播分享不為壟斷專有；同時，文化產業利用技術提高創新效率，亦需要注意作為內容載體的技術形式是否形成了變相的傳播阻礙。

在各位學者介紹論文之后，參會老師掀起了熱烈的討論。討論的焦點集中在探索性的實踐案例，如林下生活美學、新媒體舞蹈創作等等。

總而言之，新媒體所帶來的數字文化既有“橋”的連接作用，也有“溝”的分裂趨向，因此，本分論壇的“新媒體與數字文化”更多地體現在新媒體發展潮流之上的探索性、反思性與前瞻性。針對不同的實踐問題，提出不同的解決方式，解決新的藝術生產問題與新的身份問題，這樣的論壇主題與研討無疑給我們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