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孝宗李淏(1619—1659)，字靜淵，號竹梧，潛邸時所稱在位：1649年-1659年。李氏朝鮮第十七代君主，廟號孝宗，謚號宣文章武神圣顯仁明義正德大王。萬歷四十七年(光海十一年，1619)五月二十二日生于漢城慶幸坊本宮(仁祖潛邸)。為仁祖大王次子。天啟六年(仁祖四年，1626)，七歲的李淏被封為鳳林大君。

　　1636年的“丙子虜亂”之后，李淏和哥哥昭顯世子李溰 、弟弟麟坪大君李濬都被清軍擄到沈陽，當了很久的人質。清朝入主關內之后，1644年11月9日，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見作為人質的昭顯世子和鳳林大君，說“未得北京以前，兩國不無疑阻。今則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誠信相孚。且世子以東國儲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還本國。鳳林大君則姑留與麟坪大君相替往來……”。同時，清朝還宣布減少朝鮮的歲貢幣物。

　　1645年3月，久居滿清做人質的昭顯世子返回漢城，隨行清使勒令朝鮮仁祖李倧出城迎接。父迎子，于儒教禮法不合，且有承認清朝敕使代表天子身份的意思，所以忠于明朝的朝鮮兩班朝臣士大夫對此心生忌恨。5月21日，昭顯世子暴斃于昌德宮中，其死因，有史料認為系被宮人在餌餅中下毒。李倧諱言此事，怕多爾袞深究，上報“病亡”。6月7日，被多爾袞釋放的鳳林大君回到漢城。昭顯世子在清廷為質近十年，歷盡艱險，親眼目睹了明亡清興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積累了處理朝清關系的豐富經驗。多爾袞對其逝世“深為驚悼”。雖對其暴斃覺得可疑，但是在朝鮮使臣眾口一詞的“確系病殪”的說辭下，也不得不信。同年11月14日，清朝冊封李淏為朝鮮世子。1649年己丑五月十三日，仁祖大王去世，李淏即位于昌德宮之仁政門。

　　送還質子，減少歲貢，本是清朝為緩和兩國關系而為，但是經過1627年和1636年的兩次戰爭，朝鮮對清朝產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鮮一方，明朝滅亡本是調整對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機，但是，反清分子利用朝鮮民族對滿洲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義的外交，延緩了兩國關系的改善。

　　當時的李朝上下皆視清朝為犬羊夷狄，私下稱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除對清朝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仁祖莊穆大王實錄》，在明亡前用崇禎年號，在明亡后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在仁祖之后的歷代朝鮮國王《實錄》，只書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記載朝鮮李朝宗室譜系的《璇源系譜》中所載的李淏即位年份，即為“崇禎后乙酉”。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以至竟然有“崇禎后二百六十五年”的紀年。

　　當時朝鮮君臣認為，“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萬歷皇帝朱翊鈞)再造之恩，自開辟以來，亦未聞于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實是真誠痛切語也”。李朝孝宗則以光復大明天下為己任，倡議北伐。他對大臣說：“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故欲養精兵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杰，豈無響應者!”。對大臣“萬一蹉跎，有覆亡之禍，則奈何”的擔心，他說：“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則明，則覆亡何愧，益有光舉于天下萬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虞也”。

　　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擴軍備戰。駐漢城的都城御營廳軍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軍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編為騎兵。御營廳增加了大炮攻堅部隊，還計劃將守衛漢城的訓練都監軍增加10000名，御營廳軍增加20000名。由于財政困難，未能實現。(韓國姜萬吉《韓國近代史》)與此同時，孝宗時代，加快了宣祖時代出現的大同法的推行。所謂大同法，是指在朝鮮中期以后將貢物統一為米谷的納稅制度，客觀上加快了朝鮮國內貿易的興起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孝宗時的宰相金育大力主張推行大同法，對土地征收附加稅。此法的實施證明對國家的歲入和對農民的境遇都極為有利。這樣一個結果對孝宗特別寶貴，因為他的目的是要加強軍隊和增加國家收入以反對清朝。作為又一項增加收入的措施，他頒布一道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納稅以換取免服兵役。

　　李朝君臣確信“胡人無百年之運”的儒家格言，將地震、彗星等自然災害視為清朝滅亡的征兆，對南明政權、吳三桂和三藩分裂勢力、臺灣鄭成功、準噶爾蒙古等反清勢力寄以厚望，準備派使臣渡海聯絡，策劃夾擊清朝。臺灣鄭氏多次請日本聯合出師伐清復明，朝鮮對日鄭聯合樂觀其成，甚至建議“假道朝鮮，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實錄》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報“日本近以密書示通事，情形可畏，請筑城訓練為守御計”，企圖以防御日本為由擴軍備戰。清朝警覺到朝、日、南明聯手組成軍事同盟的危險，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鮮核實情況。結果查明朝鮮與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實，順治皇帝下詔斥責朝鮮國王，罷其用事大臣。這就是朝鮮歷史上有名的“六使詰責”事件。

　　由于朝鮮財政困難，軍備薄弱，北伐大計難以實施。而且由于新興的清朝連續有順治、康熙兩位勵精圖治的皇帝，不僅鞏固了全國的統一，而且為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繁榮奠定了基礎。朝鮮反清派期望的漢民族武裝反抗、滿清統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沒有實現。1683年，清朝統一臺灣，南明殘存勢力滅亡，影響中、朝、日關系的不確定因素消失。作為實際行動綱領的朝鮮北伐計劃，壽終正寢。朝鮮沒有介入中國內戰，也沒有鋌而走險聯合日本跨過鴨綠江入侵遼沈，冒犯正處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時期的新興滿洲軍事強權。這是朝鮮的大幸，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

　　孝宗的北伐計劃雖沒有成為事實，但是加重了朝鮮的財政負擔，延緩了中朝關系改善的步伐。朝鮮的北伐論者不想肯定中國在滿清統治下的文化和經濟先進性，以后還幾乎全面封鎖了對中國文化的引進。

　　在孝宗年間，清朝還在1654年(順治十一，孝宗五)和1658年(順治十五，孝宗九)兩次要求朝鮮出兵，協助清軍在東北作戰，掃蕩入侵黑龍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1654年5月，朝鮮調發鳥銃手100名、領隊1名、翻譯2名、軍官、旗鼓手火丁48名，前往寧古塔與清軍會合，6月11日在松花江下游與斯捷潘諾夫部俄軍相遇。清、鮮聯軍750余人在江邊高地集結，俄軍本想迎戰，但是東風忽起，完全使用風帆動力的俄國軍艦不得不撤退，朝鮮軍槍手精確射擊，俄軍多人中彈。這支朝鮮部隊回國后受到朝鮮兵曹(相當于兵部)的褒獎。1658年，清軍集結兵力，準備圍殲入侵俄軍，朝鮮軍第二次應戰，計有鳥銃手200名，火兵20名，將官5名，翻譯2名，隨卒38名，刷馬驅人39名，合計304人，于6月2日從朝鮮邊境軍事重鎮會寧出發，9日至寧古塔與清軍會師，乘坐戰船52艘前往松花江下游。7月10日，清鮮聯軍在松花江口與俄軍交戰。俄軍500人，其中180人臨陣逃脫，270人被擊斃或俘虜，俄軍首領斯捷潘諾夫被打死。朝鮮軍戰功卓著，犧牲8人，傷25人。戰斗結束后，聯軍在松花江下游繼續警戒兩個月，9月20日朝鮮軍歸國。

　　1659年己亥五月四日，孝宗大王去世于昌德宮之大造殿，在位十年，終年四十一。清朝賜謚號為忠宣。朝鮮自仁祖之后不用中國所賜謚號，自上謚號為宣文章武神圣顯仁，英祖十六年加上謚號明義正德。初葬楊州，太祖健元陵西，顯宗十四年十月七日移葬于驪州寧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