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繼位后便將商鞅車裂，商鞅雖死但變法在秦國延續下去。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嬴駟為什么要殺商鞅，歡迎大家閱讀。

　　嬴駟為什么要殺商鞅

　　一般都要在“太史公曰”中總結人物成敗原因的史學大師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傳》中卻沒有對商鞅死因進行認真梳理總結，只對商鞅做出六個字的負面評價：“天資刻薄少恩”。

　　依司馬遷的意思，商鞅死于性格。意思是他為人刻薄少恩，不講人情，沒有朋友，沒有人性，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一生背負惡名，只有死路一條。

　　這也是事實，當時有一個叫趙良的人也曾指出商鞅“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蓄禍也”，勸他早作退路，以避殺身之禍。但巴布猜想，司馬遷先生的這些評價也可能與他個人思想和經歷有關。他生在儒家思想漸成統治地位的漢武帝時代，加之他身體因遭腐刑致殘，對講求霸道、主張嚴刑峻法的法家極為厭惡。

　　商鞅的悲慘結局確實有他的性格因素。但作為一個政治家，他的命運實際上已經與時代、社會、國家和各方利益相連，性格有時候只是造成他結局的一個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改革變法觸動了秦國宗室貴族集團的利益。司馬遷也說：“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族多怨望者。”

　　我們只要看看商鞅變法對宗室貴族集團的具體損害就可以明白，商鞅對宗室貴族集團利益的損害有多大，感情傷害有多深。

　　變法之前，舊貴族的爵位和俸祿是世襲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但商鞅獎勵軍功的新法規定，凡是沒有建立軍功的舊貴族，都要從宗室貴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許無功受祿。相反，有軍功的平民也可以按軍功封爵受賞，成為新貴族。過去，貴族有封地，自己就是封地中的君主，操生殺大權。商鞅廢除分封制，將貴族封地改設為由國君統一領導的郡、縣，大大削弱了宗室貴族的權力。

　　商鞅變法的一個核心內容是集權，削弱原來宗室貴族的權力，強化王權。這種集權符合了秦王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卻得罪了秦國宗室貴族集團，損害了一大批宗室貴族的利益。

　　事實上，隨著改革變法的不斷深入，商鞅與宗室貴族集團已經成為一對非常尖銳的矛盾。只是這個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時還至于不可調和，有秦孝公的斡旋，矛盾的雙方還暫時表現為勢均力敵。然而，秦孝公一死去，這個矛盾就必然發展轉化為不可調和。

　　由于新君秦惠文王的加入，力量更是在瞬間發生傾斜。

　　在秦惠文王看來，商鞅必須死。商鞅曾經不看當年太子而今國君的面，對太子師傅用刑，這只是一個潛在原因，并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商鞅已成為王權與貴族利益沖突的焦點。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權得到加強，貴族遭到削弱，貴族們不敢對王權發出不滿，但要把這種不滿發泄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商鞅成為貴族的眾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新國君秦惠文王剛剛即位，公子虔之徒就誣告商鞅謀反。

　　在公子虔之徒看來，謀反作為一種莫須有的罪名扣在商鞅頭上最合適也最具殺傷力，更不需要什么證據，憑商鞅是魏國人就夠了。“誣告謀反”成為以后誅殺功臣最有效的慣用手法，且屢試不爽。

　　是殺死商鞅?還是繼續得罪宗室貴族集團?這是一個單項必選題。

　　對于新國君秦惠文王來說，殺死商鞅遠比得罪貴族更為明智。商鞅對新秦王而言已經沒有太大的價值，變法已經全面實施，改革已經走上了正軌，效果也十分明顯。況且，商鞅是先王任用的老臣，新王殺他沒有感情障礙，也不會有什么內疚感，而宗室貴族集團既勢力強大又還有充分的利用價值。

　　此時，對秦惠文王來說，殺死商鞅、解決王權與宗室貴族集團間的利益沖突是最好的選擇。

　　因此，即使商鞅不是一個刻薄少恩者而是一個品德完美的圣人，在這個時候，他也不得不死。

　　商鞅的宿命也是自古改革者特別是法家改革者的宿命。法家以法管事，以律治國，嚴刑峻法，殺人無數，怨恨自然就多。改革常常在一個志在圖強的國王支持下進行，必然觸動、犧牲貴族集團的既得利益，也必然遭至怨恨。

　　而任何一個國王都不會長生不老，一旦倒臺和駕崩，那些原來被犧牲了利益的集團占了上風就要反攻倒算。失去靠山的改革者往往就會人頭落地，有的死了甚至也會被從墳墓中掘出，鞭尸示眾。

　　戊戌變法的失敗者之一譚嗣同對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說：“在中國，變法都是要死人的!”

　　商鞅，是第一個因變法而死的改革者。

　　嬴駟的人物評價

　　大批能臣造就了秦國在惠文王時代的輝煌，也反映了秦惠文王的識人馭人的本領。秦惠文王即位后的第一個對手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秦國的法治建設已基本成功，倒是獨掌大權的商鞅的存在成了秦國改革成果的最大威脅。秦國的法治建設是靠強力完成的，也就是商鞅所說的霸術。在法治建設完成后，秦國有兩個人是雙重性質的，秦惠文王和商鞅。他們由于擁有巨大的權力，既是法治的最強維護者，也是法治的最大危害者，而君主制下的法的象征只能是一個人。商鞅的悲劇根源就在這里。就算秦孝公沒有暗示，秦惠文王也要除掉商鞅。象商鞅這種人，秦國不用，也必然是不會讓別國來用的。秦惠文王在除掉商鞅后，以商鞅造反查無實證，公子虔和公孫賈純屬陷害為由，順手除掉了二人及其大量黨羽。秦孝公沒有完成的收尾工作，由秦惠文王出色地完成了。

　　秦惠文王重用張儀連橫破合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亮點。對張儀，贏駟求之，試之，任之，信之。在秦與到列國間復雜的邦交斗爭中，多次逆轉危勢，擊潰五國滅秦之兵。繼孝公用商鞅之后譜寫了又一頁君臣合璧華彩篇章。自此，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秦國用士“不唯秦人”成為不變的路線。用張儀。又不唯采張儀之策。當張儀與司馬錯對是否平蜀發生激烈辯論時，贏駟毅然委任司馬錯領軍平蜀，展現了贏駟審時度勢，高屋建瓴的王者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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