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主義的基本理論包括：宣揚種族優秀論，認為“優等種族”有權奴役甚至消滅“劣等種族”;強調一切領域的“領袖”原則，宣稱“領袖”是國家整體意志的代表，國家權力應由其一人掌握;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力主以戰爭為手段奪取生存空間，建立世界霸權。那么德國是怎么反思納粹歷史的?

　　自1933年希特勒上臺，納粹統治二十余年，戰后德國分裂，東德自居為反法西斯國家，沒有歷史包袱;西德則在法律上繼承歷史上的德國，須面對納粹這一歷史問題。

　　1、戰后十幾年，德國人“集體失憶”，只將自己視為戰爭的受害者

　　戰后初期，在美占區還有18%的德國人“認為一個獨裁者的政府能夠創造強大的國家”;33%的人相信“猶太人本就不應該享有同等權利”，此外，在47%的人看來，“納粹主義是一件辦壞了的好事情。”因此，盟國確有必要在德國實行“非納粹化”：解散納粹組織，廢除納粹法律，逮捕納粹罪犯。

　　紐倫堡審判后，美、英、法三國又在各自占領區清查納粹分子，涉及案件數百萬起，但冷戰爆發后，西方盟國急于建立一個穩固的德國，不愿再在非納粹化問題上耗費精力，1947年11月，尚有64萬人被定為“有嚴重罪行的人”，而在不斷赦免后，至1948年5月，僅剩下2806名“死硬”納粹分子待審了。

　　原本依照非納粹化法令，1937年前參加納粹的黨徒一概不允許在政府、企業中任職，但事實上，為維持政府運作，大批納粹分子被恢復崗位，以1950年的符騰堡—巴登州為例，其國務部有前納粹分子936人，非納粹分子249人;財政部有前納粹分子1764人，非納粹分子不過438人，阿登納府的國務秘書戈羅布克，當年參與起草了迫害猶太人的《紐倫堡法》;1933年就加入納粹，在希特勒政府中任職的庫爾特·基辛格，甚至于1966年當上了西德。

　　隨著西德建立，非納粹化行動草草結束，阿登納對歷史問題采用“實用主義”方針，既承認納粹犯下的罪行，給予猶太人賠償，但又強調德國人也是戰爭的受害者，這使西德人在整個五十年代都沒能反思歷史，只談論盟軍對德國的轟炸、東部領土的喪失，以及數百萬被驅逐的難民、戰俘，“集體失憶”大行其道。

　　西德人當時還極力反對“集體罪責”的說法，用阿登納的話說，“大多數德國人民反對納粹針對猶太人的暴行，大多數德國人民與這種暴行無關。”

　　2、60年代，西德人開始反省歷史，但“華沙之跪”，僅獲42%支持

　　1959年，西德以全國中學畢業生為對象，做了一次關于歷史學習的調查，調查發現，有57%的學生還沒有討論或學到納粹歷史，79%的學生沒有討論過魏瑪共和國，改變西德社會對納粹歷史沉默的，是60年代成為西歐潮流的學生運動。

　　沒有經歷過二戰的年輕一代成長起來，他們想知道，父輩們當初為何支持希特勒上臺，又默許大屠殺的進行，很簡單，“這樣一個問題，‘爸爸，在戰爭中您都做了什么’，揭開了老一輩人的傷疤，分裂了家庭”。

　　如論者所說，“學生運動對納粹歷史的關注確實引發了重大改變……基本上改變了西德的政治與社會”，這種改變直接體現在歷史教科書上，有關大屠殺的內容大幅增加。

　　左翼的勃蘭特出任后，更加積極地倡導“正視歷史”，開始保護集中營等納粹遺址，營建博物館，組織紀念活動，1970年，勃蘭特與波蘭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隨后他在華沙的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下跪，成為德國謝罪的一個標志性事件，然而當時的民調顯示，只有42%的西德人覺得勃蘭特的舉動是適宜的，不少人指責他是“不要祖國的家伙”。

　　保守黨的科爾上臺，即改弦易張，主張解除德國與納粹的捆綁，回歸傳統，使德國走向“正常化”，德國人不再因身份而羞愧，圍繞這個論題，西德在1986年掀起一場所謂“歷史學家之爭”，并通過大眾傳媒，為公眾所關注，這場爭論最終以右翼史學家的失敗而結束，奠定了西德人對納粹歷史的共識：“為了贖罪，有必要牢記”。

　　兩德統一后，推行了更多反思歷史的舉措，如1994年，德國議會通過的《反納粹與反刑事罪法》;1995年，德國政府在柏林修建了“恐怖之地”戰爭紀念館;2005年，柏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揭幕。

　　縱觀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前后變遷，固然與德國人的認知變化有關，但主要還在于政府基于外交政策的引導，西德建立之初，積極賠償猶太人，是為了贏得周邊國家的諒解;勃蘭特在波蘭下跪，則是為了實現西德與東歐國家的和解，從而被接納進聯合國，今天，德國已樹立起勇于反省的形象，將沉重的歷史包袱，轉化為了現實的政治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