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是讓法國人魂牽夢縈的歷史巨星，也是令德國人難以忘懷的一代梟雄，更是歐洲人共享的歷史記憶的一部分。那么德國人是怎么看待拿破侖的?下面小編告訴大家，希望大家喜歡。

　　因為拿破侖，才有巴黎凱旋門和萊比錫紀念碑

　　法國大文豪雨果曾說：“建筑是石頭的史書。”推而廣之，在民意調查尚未普及的時代，紀念性建筑的體量有多大、規格有多高，至少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歷史人物在人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有多么深刻。

　　眾所周知，氣勢恢宏的凱旋門，最初正是法國人為了紀念拿破侖在奧斯特里茨戰役中大獲全勝而營建的。不過，鮮為人知的是：在千里之外的德國萊比錫市，德國人造了一座規模更勝凱旋門的龐然巨物——民族大會戰紀念碑，以此緬懷德意志諸邦在萊比錫戰役中擊潰拿破侖、取得“德意志解放戰爭”勝利的豐功偉績。

　　巴黎凱旋門高50米、寬45米、厚22米，歷時數十年才告完工;萊比錫紀念碑高90米、長80米、寬70米，耗資六百萬金馬克——拿破侖戰爭催生的這場“建筑競賽”，雄辯地證明了他在法國人和德國人歷史記憶中的地位同樣無法磨滅。

　　實事求是地說，拿破侖曾經推動過德意志社會的“解放”，拿破侖帝國的崩潰也沒有為德意志民族帶來真正的“解放”。不過，在19世紀煊赫一時的民族主義思潮主導下，拿破侖在當時的德國人頭腦中顯然主要扮演了侵略德意志領土、阻撓德意志統一的“攔路虎”角色。如果說凱旋門象征著拿破侖為法蘭西民族締造的無上榮耀，那么民族大會戰紀念碑無疑是從反面揭示出德國人心頭長久的痛：拿破侖這樣一個近乎無法戰勝的強大對手，留給德國人的心理陰影無比沉重。只有堆砌一座巨大的豐碑，銘刻他最終的一敗涂地，才足以填補波拿巴在普魯士自尊心上鑿出的無底洞。

　　然而，從宏觀視角看，萊比錫紀念碑代表的“敵人拿破侖”形象并不是德國人的獨創。通過渲染戰勝拿破侖，樹立本國民族認同，實為歐洲各國民族主義建構中屢試不爽的策略。無論比利時滑鐵盧的獅子之丘、英國特拉法爾加廣場的納爾遜紀念柱，還是俄國博羅季諾的雄鷹紀念碑，都是“對抗拿破侖”歷史意識的見證。由此看來，拿破侖既是歐洲的“公敵”，卻也用這種方式把自己深深烙印在德國以及歐洲其他各民族的集體記憶中。

　　可悲的是，以仇視拿破侖為重要內容的激進民族主義觀念，雖然暫時推動了德國的崛起，卻注定把這個新生的民族國家引入歧途。1914年，民族大會戰紀念碑落成短短一年以后，仇恨的火星就一舉點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烈焰，隨之而來的是復仇和反復仇的血腥輪回。20世紀前期彌漫在德國上空的民族主義烏云，裹挾著把拿破侖和法國人視為德意志宿敵的思想，把歐洲推入了一場又一場的腥風血雨之中。

　　遠超圣女貞德、路易十四，拿破侖≈法國

　　百年彈指一揮間，時至今日，法德上空的戰云業已消散，歐洲大同的理想卻仍未實現。作為與法國并駕齊驅，既彼此合作、又互相競爭的歐陸雙核之一，今日的德國人又是如何看待拿破侖這頭曾經狠狠咬傷過德意志蒼鷹的荒野雄獅呢?

　　2007年，德國學者的一次問卷調查或許可以提供解答。這項研究名為“德國青少年心目中的法國形象”。組織者在德國北威州的中學中隨機抽選1064名12-16歲學生，要求他們回答有關法國的各種問題。雖然調查內容包羅萬象，但拿破侖的名字仍然不出意外地出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

　　當學生們被問及什么是“法國的國家象征”時，拿破侖獨得328票，僅僅落后于藍白紅三色旗(739票)，高居排行榜第二位。拿破侖在德國的知名度，不但遠超過同屬歷史人物的圣女貞德(87票)和路易十四(61票)，而且壓倒了代表大眾文化的球王齊達內(134票)和家喻戶曉的動畫角色阿斯特里克斯和奧布里克斯(115票)。

　　德國學者在總結調查結果時指出，拿破侖毫無疑問是當下德國青少年心目中辨識度最高的法國歷史人物。究其原因，調查組織者推測，除了既有觀念的慣性和大眾文化的滲透以外，可能是由于德國歷史教育對法國大革命的著墨較多。不過，這種說法不足以令人信服地闡明拿破侖在德國的高知名度，因為同為大革命時代風云人物的 羅伯斯庇爾和瑪麗安托瓦內特，他們在德國青少年心目中的影響力與拿破侖相去甚遠。

　　“脫法入歐”：德國歷史課本、公共媒體和博物館中的拿破侖

　　為了解答上述疑點，筆者逐一翻閱了德國16個州的歷史課程標準。

　　結果發現，不同于我國涇渭分明的中國史和世界史二元框架，德國歷史教育通常把本國史和歐洲史融為一體。在這種獨特的結構中，拿破侖恰好處于法國史、德國史和歐洲歷史之間，位置得天獨厚：

　　拿破侖時而是法國大革命的延續(下薩克森課程要求學生解釋“拿破侖以獨裁保存革命成果”的現象;梅克倫堡州建議學生思考“拿破侖政府是革命的捍衛者還是終結者?”)，時而搖身一變，成為德國社會發展的一部分(萊茵蘭普法爾茨課程規定，學生得掌握拿破侖法典如何推動德意志諸邦的公民權利解放、婦女地位平等;薩克森安哈爾特要求學生知道拿破侖解放德國猶太人的政策;巴伐利亞的一本歷史教科書索性把巴伐利亞州的奠基與拿破侖聯系在一起)。

　　更常見的情況是把拿破侖放入歐洲歷史的宏觀視角，例如黑森州把拿破侖列入主題：“歐洲的現代化及其影響——廣義的19世紀”，其中要求學生討論拿破侖統治的兩面性，從而理解他對于歐洲現代化和民族主義興起的多重作用;萊茵蘭普法爾茨設置“拿破侖時代的歐洲”單元，囊括法國在歐陸的擴張、各國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歐洲各國應對拿破侖的不同方式。

　　顯然，在今天德國青少年接受的歷史教育中，拿破侖不只具有“法國人”的身份，還經常被賦予“歐洲人”的新角色，有時甚至被演繹為小半個“德國人”。無獨有偶，學校以外的各種公共歷史媒介，似乎也都在有意無意地推動拿破侖的“脫法入歐”：

　　以德國《明鏡周刊》為例，從2007年至今，《明鏡》共刊登了10篇有關拿破侖的文章。內容既有拿破侖的情書拍出天價的花邊新聞，也有虱子造成法軍遠征俄國失敗的奇聞異事，不過，其中不少文章都或明或暗地透露出拿破侖“身份多元化”的新取向：《巨人之間》描述拿破侖與德國詩人歌德的因緣際會;《圣天使堡上空的三色旗》探討拿破侖與羅馬教廷的紛爭。不管是跨越國界的私人交往，還是超越國界的政教博弈，都促使讀者以更多元、更立體的眼光看待拿破侖，而不局限于“法國政治軍事強人”的傳統定位。

　　作為公共歷史的另一種重要媒介，德國博物館也在為拿破侖形象的“歐洲化”添磚加瓦。《明鏡周刊》曾刊發專題報道《一代人的傷痛》，介紹在波恩德國聯邦展覽館舉行的專題展“拿破侖與歐洲：夢想與創傷”。拿破侖與整個歐洲的命運被展覽策劃者有意識地聯系在一起。2014年，德國呂登沙伊德市舉行跨年展覽“抵抗拿破侖”，雖然名稱充滿火藥味，但是展覽的官方網站開宗明義地借助今昔對比，推導出通過歐洲視角重讀拿破侖的主旨：

　　“2013年的歐洲——歐洲的理想遭遇危機。金融秩序、經濟發展和社會狀況每況愈下。歐洲共同體的夢想已悄然動搖。”

　　“1813年的歐洲——人們在拿破侖戰爭的陰影下呻吟。領土變遷和隨之而來的現代化，讓人們日益把外國的占領視為屈辱。”

　　“今天，歐洲大陸的命運再次取決于法國和德國的選擇。作為一個爭議不斷，但卻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要人物，拿破侖的價值正再度顯現。他的崛起和隕落有助于人們思考歐洲變革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總之，在學校歷史教育、大眾媒體和博物館等各種歷史傳播渠道的共同推動下，拿破侖依然是德國人耳熟能詳的歷史巨星。同時，當下德國人心目中的拿破侖形象正悄然蛻變。籠罩在拿破侖身上的“德意志民族仇敵”的反派色彩，正被更豐富、更包容、更“歐洲化”的歷史眼光取代。

　　站在歐洲視角上重讀拿破侖，既是客觀公允地還原拿破侖歷史功過的產物，也是當今德國思想變革的反映：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淡化激進民族主義、擁抱歐洲融合，已經成為德國社會的主流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