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是人類社會發(fā)展一般規(guī)律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歷史唯物主義對中國有什么影響？

　　一、奠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理論基礎歷史研究與史書編纂都是依據(jù)一定的史觀和思想理論進行的。孔子修《春秋》，一字成褒貶，其善惡標準是禮。禮亦即《春秋》大義。《左傳》、《史記》、《漢書》、《通典》、《資治通鑒》等，其編撰成書都包含著豐富的思想與理論。傳統(tǒng)史學理論的主旨是經(jīng)學，故清代章學誠日“六經(jīng)皆史”。戴震提出“由訓詁通義理”。張之洞說：“由小學而經(jīng)學，則經(jīng)學可信;由經(jīng)學而史學，則史學可信。”

　　旨在通過基礎研究發(fā)現(xiàn)可信的義理，又由義理以通歷史觀察與思考，說到底是一種歷史觀的尋求。梁啟超由今文經(jīng)學“公羊三世說”到進化論，以后又從進化論跳出，尋求歷史變化的相互關系，實際上也是在尋找可信的歷史觀。唯物史觀正是在民初中國社會變革中，傳統(tǒng)史觀與進化史觀難以幫助人們認清社會歷史變化的情況下，被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學者所認識并接受。唯物史觀是關于整個社會運動規(guī)律的科學，它從哲學的角度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認識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變化的世界觀。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變化的，且又相互聯(lián)系，社會歷史也是如此。社會歷史的變化是有規(guī)律的，由低到高呈現(xiàn)出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在此理論基礎上，又衍生出歷史是什么、誰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歷史動力如何、歷史規(guī)律、歷史認識論以及史學功用等一系列史學基本理論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討論都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進行的，并由此構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基礎。

　　二、批判與總結中國的傳統(tǒng)史學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在批判與總結傳統(tǒng)史學的基礎上，撰出大批史學新著。通史有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簡明中國通史》，郭沫若《中國史稿》，翦伯贊《中國史綱》，以及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二十冊等;斷代史則有翦伯贊《秦漢史》，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等;還有大量專門史、專題史，以及史學史、史學概論、史學方法論等方面的成果。唯物史觀還被引入古代史籍的校勘與整理，“二十四史”、《資治通鑒》、《清史稿》的校點，《冊府元龜》等書的重印，都是在古為今用、批判地繼承的口號下得以重新問世。特別是每部史籍書前的“編輯說明”，都富有那個時代的特點與意義，很值得注意總結和思考。

　　三、改造清末民國以來的“新史學”

　　“新史學”有兩大流派：一是以梁啟超、何炳松、蒙文通為代表，由對傳統(tǒng)史學的批判與總結，建設新史學;一是以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為代表，通過實證建設新史學。兩大主流派別在抗戰(zhàn)時期匯人新民族主義史學，后又與馬克思主義史學融合，這是“新史學”自身的變化。1950年代初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絕大多數(shù)史學家接受馬克思主義，自覺轉變思想與立場，用唯物史觀指導學術研究，陳垣、柳詒徵、蒙文通、顧頡剛、鄭天挺、呂思勉、徐中舒、蔡尚思、唐長儒等著名史家紛紛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道路。較為典型者是蒙文通，他是民國“新史學”的健將，一直致力于學術史研究。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嘗試用唯物史觀論證、解釋學術史的發(fā)展變化，撰成《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一文，歸納出晚周以來學術思想四大變局與“農業(yè)生產力發(fā)展四階段、賦役制度演變四階段密切符合”。認為學術發(fā)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生產力提高、糧食產量增加、賦役減輕，越來越多的人溫飽有余，努力讀書，才使得學術思想不斷進步。學習與改造，使“新史學”完全融人馬克思主義史學。

　　四、完成了歷史科學化的進程

　　清代“樸學”已含有近代科學精神，但由于受傳統(tǒng)束縛太深，思想不自由，并不能使史學走向科學。民國時期，傅斯年等學人雖致力于把史學建設成一門科學，但其專事史料整理而不顧及史學本身所固有的“經(jīng)世”宗旨，所以終將不能成功。清代和民國的一些學者在歷史科學化方面的嘗試雖然失敗了，但他們的成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將歷史科學化作了重要鋪墊。唯物史觀探究社會運動，總結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鑒古知來，順應歷史大勢，賦予史學以科學意義與現(xiàn)代價值，這在19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zhàn)中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來。1930年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問世，標志著中國歷史學已經(jīng)邁上了科學化的進程，以后又經(jīng)20世紀五六十年代特別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幾代歷史學家辛勤耕耘，不斷開拓，研究、討論、思考、論證，學術成果涵蓋自然、社會與思維的方方面面，基本形成了中國歷史學的學術體系。白壽彝總主編的大型多卷本《中國通史》被視為“20世紀的壓軸之作”，受到江澤民同志高度贊揚。這部書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通史著作的典型代表，也是歷史科學化進程的一個里程碑，標志著這一進程的初步完成。盡管還會有學者對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這一問題作出新的思考，并有益于歷史科學化的完善與縝密，因為任何一門科學都包含著藝術。

　　五、深化中國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

　　從司馬遷撰《史記》，通古今之變，到清末康有為、梁啟超借“公羊三世說”解釋中國歷史進程，都沒有脫開傳統(tǒng)史學“治亂興衰”的思維模式。1920年代以后，唯物史觀為中國學人開啟了新思維、新視野，認識到中國社會歷史的發(fā)展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嘗試用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tài)”觀察中國的全部歷史，由此引發(fā)出關于歷史分期的討論。這一問題的討論歷時半個多世紀，雖沒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見，但基本上達到了大體的共識，即中國社會歷史的發(fā)展符合馬克思的總結：先后經(jīng)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中國成立后步人社會主義社會。幾乎所有的歷史教課書都是依據(jù)的這樣的認識編寫成書，且已成為學術界及社會的主流看法。

　　六、產生了史學論爭的“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即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學術思想界圍繞著五個重大史學理論與學術問題所展開的大討論。五個問題包括中國古史分期、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xù)、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中國農民戰(zhàn)爭和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問題。這些論題或沿承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史論戰(zhàn)，或為新提出的命題，都是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所必須回答的問題，并不是有人所說的“假問題”、“偽問題”。至于討論中所受極端政治的十擾則另當別論，然命題本身并不存在問題，因為建設完善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繞不開這些問題。這場討論產生了一大批史學名家，如寧可、林甘泉、孫祚民、李文海、何芳川等。拓展出諸多研究領域，如魏晉南北朝史、明清史、經(jīng)濟史等;又因緣于這場討論而撰成的史學名著也不在少數(shù)，如尚鉞《中國歷史綱要》、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等。

　　七、史料的整理與新材料的運用

　　20世紀初，甲骨金文、敦煌文書、漢晉簡牘、明清檔案等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推動了近代史學的發(fā)展。郭沫若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深刻感受到材料支持的重要性，于是不得不下大氣力整理金文，撰成《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以后又主持編成《甲骨文合集》。呂振羽撰《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大量征引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考古新資料，推證中國原始社會狀況。1950年代初，郭沫若又利用安陽殷墟墓葬發(fā)掘材料，說明殷代是奴隸社會。研究中國社會歷史必須有翔實的資料基礎。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甲骨、金文、簡牘、敦煌文書、明清檔案、石刻以及大量的近現(xiàn)代史資料大都作了系統(tǒng)整理。如《近代史資料叢刊》所包括的《太平天國史料》、《義和團運動史料》、《辛亥革命史料》等。史料整理與新材料的運用都是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進行的。

　　八、舊方法的借鑒與新方法的引進

　　傳統(tǒng)的考據(jù)方法多在某一具體問題之下，盡可能地將相關資料湊齊，分類梳理，歸納出一個看法，并進一步找出同類問題的通例。這樣的方法雖不適合宏大或抽象問題的觀察與研究，但其歸納類例的思路是值得借鑒的。因為它與唯物史觀所主張的總結規(guī)律在方向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唯物史觀強調具體問題具體解決，因而對研究方法的要求多種多樣，而且更重視綜合的運用與整體的考慮，不僅注意舊方法的借鑒，還重視新方法的引進，包括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借鑒與運用。唯物史觀引發(fā)了史學研究方法上的革命，特別是新時期破除了單一的階級分析法之后，各種方法引介、試驗，促進了中國史學事業(yè)的繁榮。

　　九、史學自身的總結與認識的深化

　　梁啟超“新史學”是在總結中國史學兩千多年的發(fā)展基礎上提出的，同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也需要以史學自身的總結為基礎。但唯物史觀影響下的史學總結并不同于“新史學”，它是將中國史學置于世界范圍內進行考察，總結以往的一切研究成果，在總結中尋找、歸納并闡明中國史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進而引導史學的發(fā)展。由于這樣的認識，自1960年代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史學史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白壽彝、吳澤、楊翼驤、尹達等著名史學家教書育人，著書立說，不僅培養(yǎng)出一代又一代的專門人才，還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史學自身的總結不僅形成了白成體系的學科，即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專業(yè)，還深化了人們對于歷史與現(xiàn)實社會的認識。

　　十、歷史研究新思維模式的建立

　　《易》日：“窮則變，變則通。”古人講變易，認識到殷周之際、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變化，但多就變化的現(xiàn)象來歸納。司馬遷提出“三五之變”，三十年小變，五百年大變;或日之為一治一亂;或稱之為分、合相替。論學術也多就學術論學術，習慣于“以史證經(jīng)”、“經(jīng)史互證”、“以字證經(jīng)”、“以經(jīng)證字”，由此又衍生出“史詩互證”。唯物史觀主張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尋找歷史變化背后的根本原因，強調生產工具、生產力、經(jīng)濟基礎對于社會發(fā)展的作用，為學人思考歷史興衰變化開啟了一條新思路。同樣，它將學術與社會經(jīng)濟打通，引導學者思考某一特定時代的學術，其背后的社會生產力狀況、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如何，人們思想認識的程度如何，社會的變遷、轉型與史學的發(fā)展變化有什么樣的關系，學人參與社會與他們對于歷史的認識又有什么樣的影響，在事物相互關系和變動中，尋找事物變化的直接與間接原因、根本與終極原因，由因及果，獲取對歷史發(fā)展變化的正確認識。唯物史觀不僅為歷史研究構建了新的思維模式，同時也為歷史學科開啟了一條科學化的道路。唯物史觀對20世紀中國史學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其影響也是帶有決定性的，由此而形成了20世紀特別是后半葉史學思潮的主流，把握著中國史學的發(fā)展道路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