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雎》是《詩經》里面《國風》中的一首古詩。《關雎》這首詩是《風》之始也，也是《詩經》第一篇。古人把它冠于三百篇之首，說明對它評價很高。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詩經周南關雎詩歌鑒賞，歡迎大家閱讀：

　　詩經周南關雎詩歌鑒賞【講解】

　　詩文欣賞說《詩經·關雎》

　　近年賞析之風頗為流行，但我認為這類文章并不好作。尤其是講《詩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須通訓詁，其次還要明詩旨。因為風、雅、頌距今已遠，其可賞析處往往即在字、詞的訓詁之中。加以舊時奉三百篇為經典，古人說詩每多附會;不明詩旨便如皓天白日為云霾籠罩，必須撥云見日，始能領會詩情。這里姑以《關雎》為例而申說之，惟不免貽人以老生常談之譏耳。

　　時至今日，大約沒有人再相信《毛詩序》所謂“《關雎》，后妃之德也”一類的話了。說《關雎》大約是經過加工的一首民間戀歌，恐怕不會去事實太遠。但《齊》、《魯》、《韓》三家(包括司馬遷、劉向)說此詩，都以為它意存諷刺。這又該作何解釋?另外，古人很強調“四始”說(即《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認為把《關雎》列為十五國風的第一篇，是有意義的，并非編排上偶然形成的結果。這些都需要我們作出說明。

　　我以為，無論今文學派的《齊》、《魯》、《韓》三家詩也好，古文學派的《毛詩》也好，他們解詩，都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不理解絕大多數“國風”是民歌，把每一首詩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國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詩的本意和后來的引申意混同起來。三家詩看到《關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的話，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說詩意是諷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序》中所說：“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后來的《毛詩》為了同三家詩唱對臺戲，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講“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說它不是刺詩而是贊美之辭。如果我們認識到十五國風中確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斷章取義的方式方法，則三家詩也好，《毛詩》也好，他們人為地加給此詩的迷霧都可一掃而空，詩的真面目也就自然顯露出來了。

　　至于把《關雎》列為“國風”之始，我以為這倒是人情之常。古人原有這樣的說法，認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來，乃由于它們是能歌唱的樂章而于詩義無涉，故有些諷刺詩或大膽潑辣的愛情詩也沒有被統(tǒng)治階級刪除淘汰。我則以為，從《三百篇》的內容看，總還是先把各地的詩歌搜集起來然后為它們配樂，所配之樂，必不能絲毫不關涉詩的內容，而任意用不相干的樂譜去牽合。《關雎》之所以為“風”之始，恐怕同內容仍有關聯(lián)。由于詩中有“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的詞句，很適合結婚時歌唱，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纏綿悱惻、終則喜氣洋洋的樂調，而沿用為結婚時的奏鳴曲。蓋因戀愛而“寤寐思服”、“展轉反側”乃人之常情，故雖哀而不傷(“哀”有動聽感人的意思);夫婦結婚原屬正理，君子淑女相配并不違反封建倫常，故雖樂而不淫。這樣，自然就把它列為“國風”之首了。直到今日，我們遇到喜慶節(jié)日，也還是要唱一些歡快熱鬧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順心如意。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同喜慶節(jié)日的氣氛相適應。如果辦喜事時奏哀樂唱悼亡詩，撇開吉利與否的迷信觀點不談，至少產生敗興和殺風景的反效果，總是招人憎厭的。《三百篇》的樂章既為統(tǒng)治階級所制定，當然要圖個吉利，把體現喜慶氣氛的作品列于篇首。這不僅符合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即從人情之常來講，也是理當如此。

　　從古以來，《關雎》就有兩種分章的方式。一種是每四句為一章，全詩共五章。另一種是分為三章，第一章四句，第二、第三章各八句。從文義看，我傾向于第二種分法。第一章是總述，態(tài)度比較客觀;第二、三章則從男主人公方面落筆，先說他在未得淑女時思念之苦，連覺也睡不著;然后再說他求得淑女與之成婚以后，他將千方百計同她魚水和諧，使她心情歡樂舒暢。如果說第二章近于現實主義的描寫，那么第三章便帶有浪漫主義情調，抒情主人公乃為愛情獲得成功的美好前景而陶醉了。

　　講到這首詩的表現形式，歷來也有兩種意見。即在賦、比、興幾種表現手法中，有人認為“關關雎鳩”兩句和“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等描寫是比興，由河洲的禽鳥和水中的荇菜“興”起君子求淑女的愿望，這就是詩的主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此詩干脆自始至終都是“賦”。而說它的手法是“賦”的，又有兩種解釋。一是古人舊說，認為采荇菜的活動本是貴族婦女(包括后妃以及嬪妾)應做的“本職工作”，所以是“賦”;二是今人新說，認為這是一首寫實的情歌，小伙子看上了河上采荇菜的勞動少女，于是表示了愛慕之情，無論“雎鳩”的鳴聲也好，采荇菜的場面也好，都是“君子”身臨其境耳聞目見的，當然屬于“直陳其事”的“賦”了。這些說法都能言之成理，讀者不妨互參。

　　不過如讓我講這首詩，我倒比較傾向于“比興”說。所謂比興手法，特別是“興”，并不是詩人在實際生活之外憑空找來點什么填塞入詩，而是以即目所見、傾耳所聞的當前實際景物做為抒發(fā)思想感情的媒介，順帶著產生了聯(lián)想。我們可以承認“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詩人眼前實景，但這一對在河洲上互相依偎著一唱一和的水鳥，自然會引起未婚青年男子迫切尋找淑女以為配偶的強烈意愿。詩人在選擇詩料時單單看中了“關關雎鳩”，這本身就體現了“比興”的作用。否則詩人為什么不寫別的呢?換言之，也只有寫互相鳴和的一對水禽才與這首詩的主題合拍，才算得上典型化。如果硬把它限制在“賦”的框框里，反倒近于自然主義的解釋了。

　　我把“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以及“采之”、“芼之”也講成比興手法，是以字、詞的訓詁為依據的。古人大都把“流”、“采”、“芼”講成同義詞，即都有“尋求”、“采摘”和“擇取”的意思。“流”之訓“求”，從西漢的劉向(他是治《魯詩》的)，東漢的高誘(說詳《呂氏春秋注》)，到清代的馬瑞辰(著有《毛詩傳箋通釋》)，都有考證，而且比較可信。比如《說苑》中《越人歌》的漢譯就有一句“搴流中洲”(這一句是經過校訂的)，這里的“搴流”即為同義復合詞，“搴”和“流”都作采摘講。可是朱熹的《詩集傳》則兼用“流”字本義，認為這句是指順著流水去擇取荇菜。此說雖遭清人(如姚際恒)非議，我倒覺得朱熹的講法是從實際生活出發(fā)的。至于“芼”，舊注亦訓“擇”，朱熹卻據董逌《廣川詩故》解“芼”為“熟而薦之”。我覺得此解亦近理。在現代漢語中，特別是北京方言，我們經常還聽到用沸滾水把菜蔬“芼”(mào)一下的說法。即等水燒開后把生的菜放進去，“芼”之使熟，隨即撈出。由此可見，荇菜的從“流”到“采”，從“采”到“芼”，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左右”本指人的左右手，引申為左右兩邊。人們勞動，大抵雙手兼用，尤其是采摘或捧掬菜蔬的時候，總是左右手同時并舉。這也屬生活常識，無勞辭費。

　　訓詁既明，然后講詩。荇菜之被采摘，猶淑女之被君子所選中。開始采時，在水中左一把右一把，順水撈來撈去，方向無定;一似男之求女，一上來還沒有找到明確目標，只能慢慢物色，宛如在水中尋求中意的荇菜。及至“采”時，則目標已明，看準后便采到手了。既采之后，就要“芼”它一下，使之成為可食之物，亦即是說只等婚期一到，共同生活便將開始了。我所以把它講成比興，正是從字、詞的訓詁上體會出來的。

　　下面簡單談談這首詩的藝術特點。此詩言切而意婉，尤其是第三章，男主人公對所思女子真是設想得體貼入微，關懷備至。第一章“窈窕淑女”二句，直往直來，連個小彎兒也不拐。但從第二章起，細節(jié)描寫增多了，小伙子由于“寤寐思服”，徹夜翻來覆去，睡不踏實，這確是真情流露。越睡不安穩(wěn)，越是心潮起伏;而人在戀愛時總是好往樂觀處想，于是他想到將來結婚時場面多么熱鬧，婚后感情多么融洽和諧，生活多么美滿幸福。這一切遐想，都是從“悠哉悠哉，展轉反側”的失眠中幻化出來的。雖說是主觀的一廂情愿，卻并非可望而不可即。后來的劇作家代劇中人立言，說“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反嫌說得太露;而《關雎》的作者卻以豐富而圓滿的想象來填充眼前無可排遣的相思，這真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了。難得的是這乃屬于典型的東方式的、我國傳統(tǒng)的正常戀愛觀，即他所盼望的是同淑女成為夫婦(用“好逑”字樣可證)，而不僅僅是做為情侶(這同《鄭風》里的作品就不同了!)，這固然有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烙印，卻也體現了漢民族的傳統(tǒng)特色。

　　1950年我曾在大學里教過一年《毛詩》專題課，承廢名師(馮文炳先生)把他的講義手稿惠借給我，其中講《關雎》的一段居然幸存至今，謹轉錄于下即做為這篇小文的結束：

　　“興”是現實主義的技巧，是不錯的。這首詩即河洲之物而起興，顯見為民間產物;采荇尤見出古代勞動人民的生活(可能是女性)。我們對于采荇不免陌生，但采蓮蓬、采藕、采菱的生活我們能體會。先是順流而取，再則采到手，再則煮熟了端上來。表示雖然一件小小事情也不容易做(正是勞動的真精神)，這就象征了君子求淑女的心情與周折。等到生米煮成熟飯，正是“鐘鼓樂之”的時候了，意味該多么深長!同時這種工作是眼前事實，并非虛擬幻想，一面寫實一面又象征，此所以為比興之正格，這才是中國詩的長處。后妃固然主德，但后妃哪里夢見“采荇”的樂趣，也未必看得見“雎鳩”的比翼雙飛。不過采詩入樂，“太師”的眼光總算夠好的。可惜古人不懂得“向人民學習”罷了。(小如按：此段文字乃轉摘自我的一份劫后殘存的講稿中，當時是把先生的意思做為自己的話寫下來的，因此可能與原文略有出入，讀者鑒之。)

　　詩經周南關雎【賞析二】

　　《關雎》欣賞

　　作者：聶石樵

　　《關雎》是《風》之始也，也是《詩經》第一篇。古人把它冠于三百篇之首，說明對它評價很高。《史記·外戚世家》曾經記述說：“《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厘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又《漢書·匡衡傳》記載匡衡疏云：“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一般都是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他們的著眼點是迂腐的，但對詩的本義的概括卻基本正確。問題在于它所表現的是什么樣的婚姻。這關系到我們對《風》的理解。朱熹《詩集傳》“序”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又鄭樵《通志·樂略·正聲序論》說：“《詩》在于聲，不在于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為其辭義之美哉?直為其聲新耳。”朱熹是從詩義方面論述的，鄭樵則從聲調方面進行解釋。我們把二者結合起來，可以認為《風》是一種用地方聲調歌唱的表達男女愛情的歌謠。盡管朱熹對《關雎》主題的解釋并不如此，但從《關雎》的具體表現看，它確是男女言情之作，是寫一個男子對女子愛情的追求。其聲、情、文、義俱佳，足以為《風》之始，三百篇之冠。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此后，人們評《關雎》，皆“折中于夫子”(《史記·孔子世家》)。但《關雎》究竟如何呢?

　　這首詩原是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三章八句。鄭玄從文義后二章又各分為兩章，共五章，每章四句。現在用鄭玄的分法。第一章雎鳩和鳴于河之洲上，其興淑女配偶不亂，是君子的好匹配。這一章的佳處，在于舒緩平正之音，并以音調領起全篇，形成全詩的基調。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統(tǒng)攝全詩。第二章的“參差荇菜”承“關關雎鳩”而來，也是以洲上生長之物即景生情。“流”，《毛傳》訓為“求”，不確。因為下文“寤寐求之”已有“求”字，此處不當再有“求”義，應作流動講。這是以荇菜流動從而比喻淑女的難求。“求”字是全篇的中心，通首詩都在表現男子對女子的追求過程，即從深切的思慕到實現結婚的愿望。第三章抒發(fā)求之而不得的憂思。這是一篇的關鍵，最能體現全詩精神。姚際恒《詩經通論》評云：“前后四章，章四句，辭義悉協(xié)。今夾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樂之’二章之上，承上遞下，通篇精神全在此處。蓋必著此四句，方使下‘友’、‘樂’二義快足滿意。若無此，則上之云‘求’，下之云‘友’、‘樂’，氣勢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爭扼要法，其調亦迫促，與前后平緩之音別。”姚氏對本章在全詩中的重要性分析最為精當。應當補充者，此章不但以繁弦促管振文氣，而且寫出了生動逼真的形象，即王士禎《漁洋詩話》所謂“《詩》三百篇真如畫工之肖物”。林義光《詩經通解》說：“寐始覺而輾轉反側，則身猶在床。”這種對思念情人的心思的描寫，可謂“哀而不傷”者也。第四、五章寫求而得之的喜悅。“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都是既得之后的情景。曰“友”，曰“樂”，用字自有輕重、深淺不同。極寫快興滿意而又不涉于侈靡，所謂“樂而不淫”。通篇詩是寫一個男子對女子的思念和追求過程，寫求之而不得的焦慮和求而得之的喜悅。

　　這詩的主要表現手法是興寄，《毛傳》云：“興也。”什么是“興”?孔穎達的解釋最得要領，他在《毛詩正義》中說：“‘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fā)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所謂“興”，即先從別的景物引起所詠之物，以為寄托。這是一種委婉含蓄的表現手法。如此詩以雎鳩之“摯而有別”，興淑女應配君子;以荇菜流動無方，興淑女之難求;又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興淑女既得而“友之”、“樂之”等。這種手法的優(yōu)點在于寄托深遠，能產生文已盡而意有余的效果。

　　這首詩還采用了一些雙聲疊韻的連綿字，以增強詩歌音調的和諧美和描寫人物的生動性。如“窈窕”是疊韻;“參差”是雙聲;“輾轉”既是雙聲又是疊韻。用這類詞兒修飾動作，如“輾轉反側”;摹擬形象，如“窈窕淑女”;描寫景物，如“參差荇菜”，無不活潑逼真，聲情并茂。劉師培《論文雜記》云：“上古之時，……謠諺之音，多循天籟之自然，其所以能諧音律者，一由句各葉韻，二由語句之間多用疊韻雙聲之字。”此詩雖非句各葉韻，但對雙聲疊韻連綿字的運用，卻保持了古代詩歌淳樸自然的風格。

　　用韻方面，這詩采取偶句入韻的方式。這種偶韻式支配著兩千多年來我國古典詩歌諧韻的形式。而且全篇三次換韻，又有虛字腳“之”字不入韻，而以虛字的前一字為韻。這種在用韻方面的參差變化，極大地增強了詩歌的節(jié)奏感和音樂美。

　　對《關雎》，我們應當從詩義和音樂兩方面去理解。就詩義而言，它是“民俗歌謠”，所寫的男女愛情是作為民俗反映出來的。相傳古人在仲春之月有會合男女的習俗。《周禮·地官·媒氏》云：“媒氏(即媒官)掌萬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不禁止奔);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關雎》所詠未必就是這段史事的記實，但這段史實卻有助于我們了解古代男女相會、互相愛慕并希望成婚的心理狀態(tài)和風俗習尚。文學作品描寫的對象是社會生活，對社會風俗習尚的描寫能更真實地再現社會生活，使社會生活融匯于社會風習的畫面中，從而就更有真實感。《關雎》就是把古代男女戀情作為社會風俗習尚描寫出來的。就樂調而言，全詩重章疊句都是為了合樂而形成的。鄭樵《通志·樂略·正聲序論》云：“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鄭樵特別強調聲律的重要性。凡古代活的有生氣的詩歌，往往都可以歌唱，并且重視聲調的和諧。《關雎》重章疊句的運用，說明它是可歌的，是活在人們口中的詩歌。當然，《關雎》是把表達詩義和疾徐聲調結合起來，以聲調傳達詩義。鄭玄《詩譜序》云：“《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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