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竇氏駕崩，漢武帝乾綱獨攬。建元初年被扼殺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漢武帝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在內外政策上進行一系列變古創制、更化鼎新。后來董仲舒獻天人三策，那么天人三策的基本內容是什么?

　　《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議如下：

　　1.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統，尊王襄夷。

　　4.建立太學，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對任子訾選制。

　　天人關系說先秦時就有之，但董仲舒雜揉諸家，加以發展，吸收了陰陽五行學說和對自然現象的比附來詳盡論證，將這個學說發展成為天人感應學說。董仲舒認為《春秋》一書記錄了幾百年的天象資料，所以后世災異要以《春秋》為根據來解釋。他通過援陰陽五行學說解《春秋》考察其中與天災人事的聯系， 從而建立起“天人感應”學說。“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是董仲舒天人關系的核心。

　　董仲舒認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認為：“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為人者天也，人之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天是宇宙間的最高主宰，天有著絕對權威，人為天所造，人副天數，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論證君主權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權建筑在天恩眷顧基礎上，君權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運，進行統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應絕對服從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從而使君主的權威絕對神圣化。這有利于維護皇權，構建大一統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應在肯定君權神授的同時，又以天象示警，異災譴告來鞭策約束帝王的行為。認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漢書·董仲舒傳》)

　　這就使得臣下有機會利用災祥天變來規柬君主應法天之德行，實行仁政;君王應受上天約束，不能為所欲為，這在君主專制時期無疑具有制約皇權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約和平衡。

　　“天人感應”為歷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響深遠。天人感應對皇帝的警策作用，據《漢書》、《后漢書》記載，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光武帝等幾個皇帝，在出現日食、旱災、蝗災、洪災、地震等災異時，都下罪已詔。后世帝皇逢災荒年實行免租減賦、開倉賑災等措施無不深受天人感應的影響

　　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家通過君權神授論竭力為君權(政權)的合理性作出證明，樹立君主的絕對權威，以次依托君權(政權)來確立儒家的正統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過天人感應論，假上天之威，對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須時刻注意天的喜怒哀樂，按上天的旨意來行事。而”天意”的解釋權則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這樣就實現了儒家對君權的限制和控制。儒家與權力的結盟使得儒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和對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強。

　　在治國方面，董仲舒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陰陽，人間有德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為德;人亦應以德政為生以生成為意。………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漢書·董仲舒傳》)

　　因此他主張“德主刑輔、重德遠刑”，并以春秋決獄，來匡正律令嚴峻的弊病。認為人君應當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倫綱常。孔孟認為人間有五倫，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則擇其要者改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再將原先儒家主張的五種德性(仁、義、禮、智、信)合為”五常”。并認為三綱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變。

　　三綱五常”歷來被視為封建社會倫理秩序的根基。但是在同時又起到了制衡君主權力這樣一個目的，”三綱”里的”父為子綱”，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須信奉天人感應，施行仁政

　　董仲舒所提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不是單純以尊儒為目的，它的目的是樹立一種國家唯一的統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統一來為政治上的大一統服務。他對漢武帝說過這樣一段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這段話表明人文學術脫離不了政治，坦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旨在支持政治。董仲舒比李斯高明之處就在于：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文化統治文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不是禁絕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選拔人才和統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諸家。他向漢武帝建議要“明教化”、“正法度”，力主實行“德主刑輔”的仁政，希望通過廣設學校，來散布儒家道德禮儀，維護儒家地位和君主專制政權。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因此帝王君臨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他建議漢武帝：“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庫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反對“郎選”、“任子”和“貨選”等漢代官吏選拔制度。呼吁：“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認為設學校以廣教化，這是鞏固統治的關鍵堤防。

　　漢武帝于是從其所議，“立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選賢才，舉孝廉，郡國歲獻二人，著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漢書·董仲舒傳》)

　　教育、選官等制度服務于儒家，為儒生進入政治權力機構，參與權力運作，提供了便利條件，儒生逐漸成為政治思想界的決定性力量，有利的維護了儒家的獨尊地位， 董仲舒還極其推崇《春秋》。認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義之大者也…….《春秋》，禮儀之大宗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 董仲舒認為《春秋》的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認為孔子是帶著政治目的作《春秋》的，《春秋》是孔子仁義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

　　董仲舒的學說是從維護漢朝的大一統出發的，他援引“春秋大一統”之精義：“《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把封建的大一統說成是天經地義不容更改之事。他認為應該損抑諸侯，尊王襄夷，一統乎天子，并使四海“來臣”。

　　董仲舒以儒學為主體和外殼，雜揉各家思想，以陰陽五行學為哲學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學色彩的新儒學體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君權天授”、“三綱五常”、“春秋大一統”等觀點，將君主統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變道亦不變，為帝王的統治提供了理論根據。為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法憲制度和封建社會的秩序結構”提供了初步模板、打下了牢固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