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鮑敬言指出，由于“君臣既立”，社會便產生了不平等，“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宿衛有徒食之眾，百姓養游手之人”。統治者驕奢淫逸，欲壑難填，對百姓“勞之不休，奪之無已”，使他們“食不充口，衣不周身”,以致鋌而走險,“冒法犯非”。

　　晉朝(265—420年)，是中國歷史上九個大一統朝代之一，分為西晉與東晉兩個時期。它上承三國，下啟南北朝，屬于六朝之一。265年司馬炎自立為皇帝，國號晉，定都洛陽，史稱西晉，280年滅東吳，完成統一。此后是綿延16年的“八王之亂”。晉愍帝遷都長安，316年滅西晉，建立了十六個國家，史稱“五胡亂華”。317年，晉室南渡，司馬睿在建鄴建立東晉，東晉曾多次北伐。383年東晉與前秦淝水之戰后得到暫時鞏固。兩晉時期少數民族遷至中原，加強了民族融合，北人南遷，開發了江南地區。兩晉總歷時一百五十六年。420年，劉裕建立宋，東晉滅亡。晉朝雖為漢末以來中國文化中衰之時期，但在哲學、文學、藝術、史學、科技等等方面也有新的發展。中國的經濟中心也逐漸南移，后來才有大運河的出現。

鮑敬言

　　在晉代，邊疆民族進入中原，經過民族交會，同化于夏族之中，游牧民族帶來的草原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中原漢人南下，促進了南方特別是江南的大發展。晉及南北朝時，族群大遷徙及文化交融造成南北文化分野，黃河流域由原來的中原而淪為北方，和以江南為重心的南方相對而稱。當時天下大亂，士族文人多不以道義為重，因而儒學中衰。曠達之士，目擊衰亂，不甘隱避，則托為放逸，遂開清談之風。晉室之興，世亂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鳳。玄學與印度東傳之佛教交會，中國文化逐漸形成儒釋道融合，道教及佛教也在該時期逐漸擴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晉朝雖為自漢末以來中國文化中衰之時期，但在哲學、文學、藝術、史學、科學、技術等等方面也有新的發展，例如王羲之及王獻之的書法、顧愷之的繪畫。兩晉的社會問題主要圍繞在世族上，世族是構成社會的上流階層，深深影響該時期。當時官學不振，而世家大族學術興盛，尤其在南方，家學成為文化傳承、發展的最重要形式。

　　兩晉時思想家鮑敬言生平

　　中國兩晉之際思想家。生平事跡不詳，僅在葛洪(284年～364年)所著《抱樸子·詰鮑篇》中有零星資料，推知大約生活于葛洪同時或稍前。鮑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在政治思想上主張無君論。

　　在門閥勢力大盛，政治黑暗的兩晉之際，鮑敬言對君主政治進行了批判。他指出遠古之世，人們本無尊卑，“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居樂業。后來，人類有了強弱、智愚之分，出現了強智欺凌弱愚的現象,于是“君臣之道起焉”。這既非天意,亦非民愿，儒家所謂“天生民而樹之君”之說是欺人之談。

　　鮑敬言指出，由于“君臣既立”，社會便產生了不平等，“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宿衛有徒食之眾，百姓養游手之人”。統治者驕奢淫逸，欲壑難填，對百姓“勞之不休，奪之無已”，使他們“食不充口，衣不周身”,以致鋌而走險,“冒法犯非”。統治者之間為了一己私利，還不斷挑起紛爭殺伐，“推無仇之民，攻無罪之國”，使天下大亂，這些“皆有君之所致也”。

　　鮑敬言還指出：“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于內，黎民暴骨于外”。這些暴君如果是普通百姓，“性雖兇奢，安得施之?”他們之所以能夠“肆酷恣欲,屠割天下”,正因為他們是君主。君主是一切罪惡之源，所以“古者無君，勝于今世”。

　　鮑敬言幻想一種沒有君主和政府的社會，在那里人們沒有徭役租賦負擔，“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以上引文均見《詰鮑篇》)。這種社會理想不過是一種“烏托邦”。但他的無君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獨樹一幟，對于后世的反君主專制主義思潮有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