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指的是魏晉時期名士們所具有的那種率直任誕、清俊通脫的行為風格。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是魏晉時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魏晉風度是怎樣的?

　　曾經有人調查過，今人最想穿越的朝代有兩個，唐朝和魏晉南北朝。唐朝的繁榮讓人向往，那么魏晉有何吸引人之處呢?自然就是魏晉時期文人的代表特征——魏晉風度了。

　　魏晉風度指的是魏晉時期名士們所具有的那種率直任誕、清俊通脫的行為風格。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是魏晉時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說新語》可以說是魏晉風度的集中記錄。

　　魏晉是一個動亂的年代，也是一個思想活躍的時代。新興門閥士夫階層社會生存處境極為險惡，同時其人格思想行為又極為自信風流瀟灑、不滯于物、不拘禮節。士人們多獨立特行，又頗喜雅集。正是在這個時代，士夫們創造了影響后世的文人書法標桿，奉獻了令人模范景仰的書圣，“竹林七賢”，即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禮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縱歌，清靜無為，灑脫倜儻，他們代表的“魏晉風度”得到后來許多知識分子的贊賞。

　　魏晉風度，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范，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云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后世景仰。

　　魏晉風度作為當時的士族意識形態的一種人格表現，成為當時的審美理想。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晉朝屢以吏部尚書請官王右軍，但遭屢拒絕。我想，正是因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勝，遠詠莊老”、“以清淡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高等這樣的人事哲學觀，才能造就那傳奇的《蘭亭序》。

　　然而，魏晉風度為什么在歷代每每遭貶，究其原因，大略是這幫名士們飲酒過度，醉生夢死;再就是放達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談誤國。據傳說“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縱酒佯狂，經常是抬棺狂飲，且身上一絲不掛于屋中，人見均嗤之，他卻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干嗎要鉆到我褲襠里來呢?”這些名士們為求長生而煉丹服藥，穿衣喜寬袍大袖且經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捫虱而談”，在當時是件很高雅的舉動。

　　其實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的士大夫精神，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影響的相當深遠。可是，魏晉風度的所及，也帶來了弊端，許多人趕時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卻也學他們的放達。其實如今年輕人作為對人生的愛戀，自我的發現與肯定，與東漢末以魏晉風度的價值觀念是一脈相承的。而如今年輕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個性上，又和魏晉風度的美學觀相輔相成。

　　“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王夫之說這話時，一眼就看出曹操為兒子曹丕、司馬昭為兒子司馬炎在知識分子中各殺了一只駭“猴”的“雞”。魏晉文壇，便沒有了文人的噪音。

　　爭勢篡位，司馬氏父子殺“雞”要來得更為爽利，司馬懿宰了何晏，司馬師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斷了兩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殞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澤厚、余秋雨都曾列過清單加以追悼。原來篡位者竟是這么振振有詞，原來殺人者真是這般有恃無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壓抑的恐怖，致使魏晉文人一邊精心避禍，一邊強行理解，倉猝之間行為乖張，出現了種種獨特的風度。

　　魏晉風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戰國后第一個分裂期知識分子被迫依附某個政治集團的散漫心境;是獨尊儒術后儒術又不值錢因而“援老入儒”的尷尬處境;是哲學討論日常化的大眾情境。清談、吃藥和喝酒，組成了風度中的風度。

　　清談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王謝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詞最初使用于東漢末年，可見當時的文人對著名的東漢宦禍是何等的同仇敵愾，這種傳統也使魏晉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不文人相輕的時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頭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轉而清談不涉及時事的老莊哲學，何晏、王弼還以“無”字對宇宙的追問開辟了本體論的哲學天地。但何晏是不該帶頭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隨后竹林七賢接班清談，且一齊喝酒，嵇康還獨個兒堅決吃藥，結果被魯迅先生一語道破了天機：加夏侯玄在內吃藥的三個都被殺，只喝酒的阮籍混過去了。

　　竊想，藥使人死，酒使人活，無非因為藥越吃越筆挺，酒越喝越搖晃，正的都得殺，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紙黑字是《與山巨源絕交書》，阮籍不與司馬氏談婚論嫁是因為連續醉了兩個月：正的殺以示嚴厲，歪的留以示寬宏，司馬昭的兩手，不亞于曹阿瞞的兩手。精通文史哲、會耕地施肥、開處方、打鐵的嵇康，就這樣彈完了人世間最后一曲《廣陵散》。第四代清談核心是謝安。倘若說，起初阮籍們是為了避政治而清談，那么清談愛好者發展到晉簡文帝后，清談反而相當于現代的文憑吃香了，成了晉人攀升的依據，著名的王導謝安就是因為清談而成名而當官的。

　　當然，滿肚子淝水戰略的謝安是一貫抵制“清談誤國”的說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談名士本質上是更為務實的。魏晉風度的極致，是陶淵明提出桃花源的設想。知識分子是社會上信仰最為虔誠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們放浪形骸，他們骨子里也不敢忘掉憂國，陶淵明“歸去來兮”最后還是充滿政治熱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結。

　　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人格范式，清談鞏固其志氣，藥與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應之下，清談、藥與酒漸漸在魏晉社會流行起來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純品格的終結，千秋而下，高談闊論不絕，觥籌交錯不止，風度卻只能是魏晉的風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