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現在，就讓我們透過永樂年間的層層迷霧，看看朱棣是怎樣一個形象—第一印象顯然很好，這個人侃侃而談，似乎是一個智者，也是一個仁者。

　　政治手腕

　　1403年，44歲的中年男人朱棣成了明帝國的領導人。正月初二，他發表新年賀辭，說：“上天之德，好生為大，人君法天，愛人為本。四海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必任賢擇能，相與共治。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歷代以來，用此道則治，不用則亂。”很有釋放善意的意思。

　　此前一年，朱棣將忠于建文朝廷的文臣武將納入“奸臣”榜，從誅五族到誅十族，狠狠地辭舊迎新了一把。新年鐘聲敲過，朱棣便欲取堯、舜之道，要“好生”治國。

　　首先感受到朱棣善意的是他的兄弟們。這個正月，一度被建文帝朱允炆削廢的周王朱橚、齊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在華蓋殿見到了慈眉善目的朱棣皇帝，他們把酒言歡，共敘劫難過后的兄弟情誼。隨后朱棣宣布他的藩王兄弟全都復歸王爵，并各歸封地。另外周王朱橚和谷王朱橞還有更大的收獲：前者“增歲粟二萬石”，原因是他和朱棣為同母兄弟，應特殊照顧;后者“賜樂七奏，衛士三百，改封長沙，增歲祿二千石”，原因是谷王朱橞在去年朱棣率燕軍攻打京師時，開門迎降有功，朱棣感其恩，予以厚賞。

　　所以1403年便顯得“分田分地真忙”了，朱棣和他的兄弟們其樂融融，共享勝利喜悅，而這個被命名為永樂元年的中國農歷癸未年也似乎真的名副其實，是帝國歡樂開始的年頭，是播種希望和快樂的年頭。

　　但是一條線索卻在隱秘地生長。沒有人知道，在朱棣笑容可掬的善意背后，一股殺戮之氣還是如影隨形。因為他也遭遇了建文帝式的困惑—如何對待數目龐大的藩王。建文帝的削藩以激情始，以惆悵終，他朱棣又該如何做呢?或許從此刻出發，面對同一問題的不同解答才真實展現了兩個男人的政治手腕和處事技巧。朱棣從永樂元年布局，至永樂十九年收官—在近20年的時間長度里，這個男人展示了成熟帝王的權謀之道，他的欲擒故縱，他的欲取先予。而1403年春天，朱棣的善意秀毫無疑問只是其演出的開始部分，一切都有待于接下來的承接與轉折。

　　事實上，在1403年朱棣就曲徑通幽了。這一年寧王朱權乞請改封地為蘇州或錢塘，被朱棣拒絕。寧王朱權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藩大寧。他在人生道路上曾經面臨過一個重大選擇：幫四哥朱棣還是幫建文帝坐天下?那是建文元年(1399年)的十月，朱棣和建文帝開始了生死較量。這是路線之爭，當然也是生死之爭，對寧王朱權來說同樣如此。他最后作出的決定是倒向四哥朱棣，而朱棣也許諾事成后和他兩分天下。四年之后，謎底揭曉，朱棣問鼎天下，但天下卻沒有曾經出過苦力的寧王朱權的份兒。這也是厚黑之術—越是有功之臣就越危險，朱棣最后將寧王朱權徙封南昌，算是活學活用了戶部侍郎卓敬當年的秘密建言。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卓敬秘密上疏朱允炆，建議徙封燕王于南昌，這樣萬一有變，比較容易控制。但是書生氣十足的建文帝對卓敬的建言按壓不報，最后自己落得個不知所終的下場。但朱棣卻真正領會了卓敬建言的精神實質，那就是—若要魚死，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它離開水。

　　當然朱棣削藩中玩得最好的一招是恩威并施。這顯示了一個成熟男人的游刃有余—先恩后威或者先威后恩，朱棣總是將人心拿捏得很準，玩得收放自如，令人望而生畏。永樂十五年(1417年)，在徙封長沙、受朱棣之恩15年之后，谷王朱橞發現自己的命運被打入了谷底。二月初六，朱棣突然宣布谷王朱橞謀逆，將其及二子皆廢為庶人，家屬誅死。至此，朱棣完成了對谷王朱橞命運的策劃和審判。而在此之前，很多藩王的命運都已被他改寫：永樂元年十一月，朱棣削革代王朱桂的三護衛及官屬;永樂四年五月，朱棣削去齊王朱榑的官屬和護衛，八月廢齊王為庶人……及至永樂十九年朱棣逼迫其同母弟周王朱橚獻還三護衛，基本與其同輩的藩王武裝都解除干凈了。和當年建文帝轟轟烈烈、劍拔弩張的削藩行動相比，朱棣的動作老辣低調，打草而不驚蛇，其拿捏適中的政治手腕毫無疑問是一流的。

　　削藩是與兄弟的人心戰，與此同時，朱棣也展開了另一場戰爭—與他兒子們的心理戰。在太子立廢問題上，在與親生兒子過招的過程當中，朱棣讓我們再一次認識到，他的確是個可以掌控全局的人，在這個帝國，沒有誰會是他的對手。

　　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朱棣立世子朱高熾為皇太子，封次子朱高煦為漢王。這是個可堪玩味的舉動。雖然立世子為皇太子符合帝王時代中國人的政治習慣和道德準則，但具體到朱棣身上，他卻玩了一把良心游戲。因為在建文四年的浦子口戰斗中，朱棣曾經拍著率兵趕來的朱高煦的背做托付狀說：“吾兒勉之，世子高熾多疾，如爭得天下，就讓你取而代嗣。”現如今天下到手，朱棣的誓言卻成空，朱高煦情何以堪?由此他對父親的幽怨乃至爭斗徐徐展開，父子間的過招以一種隱秘的形式進行。

　　在立世子朱高熾為皇太子后，朱棣將朱高煦封地云南，遠離帝國的權力半徑，使其無法有所作為。朱高煦拒絕遠行，一副與父親、兄弟對著干的態勢，帝國隱隱有危機存焉。

　　但對朱棣來說，朱高煦的姿態卻是蒼白無力的。自古以來能成事的人首先必須學會韜光養晦，朱高煦如果真能低調去云南默默耕耘，倒顯得孺子可為，現在這樣一副梗著脖子叫勁的樣子，明顯不成熟。永樂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朱棣改封朱高煦于青州，朱高煦仍然拒絕就封。父子間的過招進入了新階段—朱高煦自以為得計，朱棣則冷眼旁觀，一切盡在他的掌握中。

　　漢王朱高煦的人生敗局就緣自于“高調”二字。在朱棣去北京視察新都建設期間，朱高煦在南京蠢蠢欲動。他私自招兵3000，精選自己的護衛隊，不把兵部放在眼里。他甚至還放縱他的護衛隊在京城大肆搶劫，當兵馬指揮徐野驢準備依法處理這一突發事件時，朱高煦竟用鐵瓜錘猛擊徐野驢至死，從而釀成驚天血案。那么朱棣回來后是怎么處置狂妄的朱高煦呢?他做了這樣一件事：將朱高煦廢為庶人，關在西華門內，并將其3000私兵調往居庸關北，全部充公。朱高煦從此一蹶不振，敗在父親手下不再有翻身機會。

　　至此，朱棣將永樂權力場打掃得干干凈凈，不再有覷覦者和蠢蠢欲動者。他是這個帝國最孤獨的那個人，身邊不再有兄弟和兒子靠近。他離權力很近，離親情很遠。但只有在這樣的遠近對比和間隔當中，朱棣才能感受到安全。這是一個帝王必須付出的代價，對于這一點，王者朱棣很明白。

　　AB兩面

　　有了安全感才能有所作為。當永樂權力場成為朱棣一個人的舞臺之后，他開始傾情出演，演繹一出屬于他的帝王戲。

　　毫無疑問，朱棣的演出充滿立體感。因為他總能從A面不動聲色地跳躍到B面，兩手抓，兩手都能硬起來。他似乎是儒家文化的衣缽傳人，卻更是法家治術的強硬實踐者。在術與道之間，朱棣跳得出來，又能鉆得進去。表面上看，他比建文帝還要深入骨髓地信奉仁者愛人，但在殺伐決斷上，朱棣并不亞于其父朱元璋。朱棣這個精通方圓、軟硬、真偽、善惡兩極變化的人，比以往任何帝王都懂得治理他的國家和民眾。他應該是一個辯證法大師，只是欠缺了邊界或者說底線而已。

　　現在，就讓我們透過永樂年間的層層迷霧，看看朱棣是怎樣一個形象—第一印象顯然很好，這個人侃侃而談，似乎是一個智者，也是一個仁者。

　　永樂元年九月初一，明成祖朱棣發表談話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為治之道，在寬猛適中，禮樂刑政施有其序。”這是其論創業守成之道。

　　永樂七年正月初三，朱棣告誡來京述職的1500多名地方官說：“君國之道，以民為本。因此設官分職，簡賢用能，目的在于安民。為臣者若能體其君愛民之心，付諸行動，天下之民即可得其所。”這是朱棣論治國安民之道的精彩語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