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哪些關于道德的歷史故事呢?一起來看看小編給大家精心準備的資料，歡迎閱讀!

　　歷史故事背后的道德陷阱

　　講歷史故事是古今社會道德建設的重要途徑，譬如我們常常提起的孔融讓梨和司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西方也有許多勵志的歷史故事，譬如李維寫過《羅馬史》，講述執(zhí)政官布魯圖斯懷著痛苦心情處死自己的兩個年少兒子，因為他們參與了復辟王政的陰謀。

　　布魯圖斯事跡的真實性受到歷史學者的懷疑，不過這并不妨礙參與過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路易·大衛(wèi)以及其他畫家就這一題材創(chuàng)作著名的美術作品，宣傳共和國的理想和品德。可惜的是，并非所有歷史故事都有清楚無誤的正面道德寓意。

　　現(xiàn)代歷史故事的真實性在很大程度上還可以考證落實，人們禁不住去探究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圍繞美國二戰(zhàn)末期在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的故事，學者有深度的反思，也做了實證研究，但是尚未有完全一致的見解。

　　三位杰出的美國學者對杜魯門總統(tǒng)的這一決定發(fā)表過精辟見解。我們在處理中日美三國關系以及相關歷史問題時，了解美國社會精英看問題的獨特視角，應該是沒有壞處的。

　　在哈佛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任職的沃爾澤有名著《正義與非正義戰(zhàn)爭》(1977)。他借用丘吉爾的話說，在歷史上的某些時刻會出現(xiàn)正義一方不得不面對的“極度緊迫情勢”，譬如1939年的英國在軍事上有可能被納粹德國擊敗，英國乃至整個人類的生存都面臨危險。

　　此時正義一方如果沒有更好的應對辦法，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極端的措施，譬如對德國城市進行無差別的轟炸。但是在德國軍事上已經(jīng)失敗的1945年春，英國空軍用夜間轟炸毀滅整個德累斯頓，就完全違背了正義戰(zhàn)爭不傷害平民的原則，也讓丘吉爾后來覺得內(nèi)疚。

　　按照這樣的標準，對美國在日本投擲原子彈應該如何評價?沃爾澤認為，除了投擲原子彈和大規(guī)模使用燃燒彈，美國完全有別的途徑減少對日作戰(zhàn)傷亡，得勝的速度會放慢，但是并無必要采取使用核武器這一極端手段。

　　哲學教授羅爾斯在哈佛任教40年，在美國思想界地位突出。他戰(zhàn)后曾經(jīng)在日本駐扎，親眼目睹原子彈爆炸遺址的慘狀。他指出，美國對日作戰(zhàn)無疑是一場回應侵略的正義戰(zhàn)爭，但是在結束戰(zhàn)爭的時候，杜魯門使用原子彈意味著他把敵方的平民也看成是邪惡對手，而且沒有給已經(jīng)在軍事上失敗的日本談判的機會。

　　羅爾斯所談論的正確決策，正如他自己所界定的，只有“理想狀態(tài)的政治家”才能做出。而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在遭受原子彈轟炸和蘇聯(lián)出兵之前，日本政府難道真的有承認失敗的誠意，并能夠讓杜魯門產(chǎn)生善意嗎?

　　耶魯大學教授卡根的立場與沃爾澤和羅爾斯完全不同，完全不懷疑使用原子彈的正當性。他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里面說，沃爾澤和羅爾斯形成前述看法的基礎是一些歷史學者對相關史實的錯誤陳述。

　　他提出，擔憂美軍在占領日本戰(zhàn)事中遭受可能接近百萬的巨大傷亡，給了杜魯門及其軍事將領巨大的壓力，是投擲原子彈的真實理由;使用核彈大大減少了雙方軍民的生命損失。卡根還強調(diào)說，經(jīng)常被否定的真相是，在遭受原子彈轟炸之前，日本政府從來沒有認真談判和接受投降的意圖，其國策是“戰(zhàn)斗到最后一刻”。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假如美國更加清楚地讓日本了解原子彈的威力或者蘇聯(lián)的出兵計劃，日本就會放下武器。事實上，在8月6日和9日原子彈先后炸毀廣島和長崎之后，在蘇聯(lián)8月8日出兵之后，日本軍方領袖依然表示，軍隊和人民能夠“沉重打擊敵人”。

　　卡根認為，第二次對日使用原子彈讓日本天皇意識到，抵抗再無益處，投降是唯一的選擇，而僅僅威脅使用原子彈完全不可能讓日本屈服。但是使用原子彈，絕不是讓人欣喜若狂的事情，盡管當時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媒體曾經(jīng)這樣歡呼。

　　沃爾澤在評論廣島遭遇原子彈轟擊的時候曾經(jīng)說，日本從來沒有對和平與自由構成像德國那樣的嚴重威脅。

　　一個美國人可能會這樣說，如果他是一個中國人，曾經(jīng)生活在1937年12月淪陷的南京，他絕不會有這樣的感覺和言論。卡根用不同方式講述了杜魯門決定使用原子彈的故事：這可能是壞處最小的選擇，不過仍然是導致生命消逝和讓人感到悲哀的選擇。

　　沒有了這一種悲哀，人們就會落入這一歷史故事背后深不可測的道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