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

　　今天學習啦小編要與大家分享的就是：被譽為東方伽俐略的徐向前的故事，故事具體內容如下，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美國第42任總統克林頓1998年6月29日北京大學的演講中，有這么一段話：“從我在華盛頓特區所住的白宮往窗外眺望,我們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紀念碑高聳入云。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這個大碑鄰近有塊小石碑，上面刻著：米利堅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這些話并非出自美國人，而是由福建巡撫徐繼畬所寫，1853年中國政府將它勒石為碑作為禮物贈送給我國。”

　　克林頓所提到的徐繼畬是中國近代“放眼看世界”的先驅人物，石碑上所刻的話出自徐繼畬所著的《瀛寰志略》。徐繼畬是徐向前的族祖。

　　鴉片戰爭使中國出現了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先進人物，那個時期的中國，產生了兩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地理著作，一是魏源的《海國圖志》，一是徐繼畬的《瀛環志略》。梁啟超說：“此二書在今日誠為芻狗，然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

　　以往的研究者們都把這兩部書等量齊觀，而在這基礎上比較兩者的得失與高下。但是認真說起來，這兩部書的背后卻隱藏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海國圖志》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世界地理書，魏源根本沒有走出天下觀念的限制，只是把四夷的范圍推向極致而已。“海國”二字其實就是新形勢下的四夷，以中國為天下的概念沒有根本的變化。《瀛環志略》則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地理圖志，徐繼畬最早拋棄陳腐的華夷觀念，客觀地將中國降為萬國之一，由傳統的“天下觀”而達“世界觀”，接受了近代地理學的宇宙觀，認同多元的世界及文明。所以說，徐繼畬才是當之無愧的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徐繼畬生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字松龕，又字健男，別號牧田。晚清名臣、學者。徐繼畬是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偉大先驅者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學家，《紐約時報》曾稱其為“東方伽利略”。他在文學、歷史學、書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著有《瀛寰志略》《古詩源評注》《退密齋時文》《退密齋時文補編》等。

　　徐繼畬是山西五臺縣東冶鎮人，其父徐潤第是進士出身，任過內閣中書，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職。山西五臺縣徐氏一族是明朝洪武年間從外地遷徙而來，歷代文、武科舉考試中，族人均有中榜者，被曾國荃稱為“山右望族”。在徐繼畬的后代中，出了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即共和國元帥徐向前。按山西五臺縣《徐氏宗譜》記載，徐繼畬是五臺縣徐氏第十五世，徐向前是第十九世。

徐向前：東方伽俐略

　　徐繼畬六歲時接受母親的啟蒙，讀書識字，七歲跟隨母親到北京探望父親，曾經受教于當時有名的才子、《紅樓夢》的續者高鶚。徐繼畬考中了道光六年進士，后歷任廣西、福建巡撫、閩浙總督、衙門大臣、首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等職。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繼畬晉京升見。道光皇帝詢問海外形勢與各國風土人情，他具所知答對，道光皇帝遂責成他纂書進呈。徐繼畬曾九駐廈門，在辦理通商事務的同時，常常接觸英、美等國家的一些傳教士、官員和商人，開始了對世界的認識和思考。他隨時采訪，廣為搜集資料，公余著述。

　　《瀛環志略》初名《輿地考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稿完成，改名為《瀛環考略》。其后，他繼續補充疏漏，數十易稿使《瀛環考略》日臻完備，定名為《瀛環志略》。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瀛寰志略》初刻于福建撫署。

　　《瀛寰志略》較全面地敘述了當時世界各大洲各地區的情況。全書共分10卷，分裝6冊，總分圖共42幅。當時世界上存在的各個國家，基本上都得到了反映。最為系統而真實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疆域、風土人情、歷史沿革、財政收入和陸、海軍規模都有具體數字，以及對海外的擴張與中國的交往等情況，可謂中國近代史上水平最高的世界地理書籍。徐繼畬著述態度嚴肅，糾正了國人對外部世界的不少錯誤觀念，使中國人有關“天下”的概念得到了極大的延伸，并在人們面前展現這個新世界的各個方面。

　　《瀛環志略》一出世，便受到國內外有識之士的高度重視。曾任福建巡撫的劉鴻翔贊譽此書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員鹿澤長說該書“于國家撫馭之策，控制之方，實有裨益”。中國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初以《瀛環志略》述英法諸國之強，以為過，后出使英國，才嘆曰：“徐先生未歷西土，所言乃確實如是，且早吾輩二十余年，非深識遠謀加人一等者乎?”

　　《瀛環志略》傳往日本后，受到廣泛重視，被認為是“通知世界之南針”，有助于他們的維新變法。因此，他們多次刊印此書，在“辛酉版”(1861年刻)中還將書內的未用名詞分譯日文和英文。后來，徐繼畬的名字還被美國收進了《世界名人錄》。www.gs5000.cn

　　咸豐元年(1851年)，徐繼畬因被人誣告，革職回京，降補太仆寺少卿。咸豐二年，徐繼畬再次被人誣告，徹底落職歸里。咸豐六年他被平遙縣超山書院特聘為書院山長，于教業之余，傾心寫詩作文、從事學術研究。期間，曾執筆為當地中國最早的民間銀行——錢莊(票號)，撰寫了錢莊(票號)經營章程(中國最早的《銀行法》)。

　　同治四年(1865年)，徐繼畬再次被詔入京城，擔任通商衙門行走，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任主管對外通商的官員。同治六年(1867年)，徐繼畬又擔任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兼同文館事務大臣。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徐繼畬以老病告歸，十二年(1874年)卒于家鄉，享年七十九歲。曾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曾國藩之弟)為徐繼畬撰寫了墓志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