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名人曾國藩的遇險故事
曾國藩以一介書生而成為軍事集團首腦，鎮壓太平軍挽救了清王朝，四次遇險，最終均有驚無險，于是成就了一代名臣。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推薦的歷史名人曾國藩的遇險故事，希望各位看官能感興趣哦。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遇險故事：
第一次，靖港大敗。
1854年2月，曾國藩已練成湘軍水陸兵勇各十營五千人，雄心勃勃地進行所謂的“東征”，臨出發之際，還發布了著名的《討粵匪檄》。然而，這次“東征”出師起初并不順利。當他還駐軍長沙時，太平天國西征軍石祥禎部就已經占領岳州、湘陰、寧鄉等地，兵鋒直逼長沙。曾國藩派軍進攻寧鄉，損兵折將，大敗而歸，初戰敗績。然太平軍情報偵察不明，見湘軍來勢洶洶，以為清軍主力將至，連夜撤到靖港等地。曾國藩急忙派軍進占岳州，以圖扭轉湘北敗局。適逢太平軍湖北援軍大至，與湖南太平軍一道圍攻岳州，殲滅守軍大部。湘軍水陸傷亡慘重，逃歸長沙。不久，曾國藩也抵達長沙，以保全省城。是時，長沙清軍“二三千有余，僅敷守垛之用”，力量較為薄弱，而且，由于出征以來連連受挫，官兵心驚膽戰，士氣低落，“人自以為必敗”，“聞吹角及火光，皆自驚”，惶惶不可終日。后來靖港民團前來報告說，那里的太平軍人數較少而且沒有防備，“可驅而走也”，并稱已經搭好浮橋，愿意為湘軍助攻。于是，曾國藩決定對太平軍實施反攻，并改變原先制定的陸路進攻湘潭的計劃，于4月28日親率大小戰船40只、陸師800人奔襲靖港，妄圖僥幸取勝。但是，由于太平軍已作好戰斗準備，更加上天時不利——風速過快，湘軍戰船無法在靖港停泊，只得停靠在靖港對岸之銅官渚。太平軍順風勢焚毀湘軍水師戰船10余只。曾國藩驚悉水師慘敗，急派陸師分三路進攻靖港，企圖挽回敗局。然“陸勇見水勇失利，心懷疑怯”，亦潰散而逃，“爭浮橋，橋以門扉、床板，人多橋壞，死者百余人”。曾國藩見士卒反奔，親自仗劍督陣，并豎令旗于岸邊，上書“過旗者斬”?？墒窍孳姳鴶∪缟降?，士卒都從旗邊上繞道而奔。曾國藩又羞又憤，遂決定跳水自殺，一死了之。幕僚陳士杰、李元度見他支開隨從，神情有異，遂指使“小委員”章壽麟乘小船悄悄跟在他后面，以備不虞。曾國藩行至銅官渚，章壽麟見他跳水尋死，急忙搶救，將其背負船上，與陳、李一起勸回大營。曾國藩靖港大敗之后，受到長沙眾多官員的參劾。他悲觀到了極點，甚至密令弟弟曾國葆買來棺材，準備自殺以謝喪師敗北之罪。幸而湘軍悍將塔齊布率陸師于湘潭擊敗太平軍林紹璋部，獲得大勝，使得咸豐皇帝對湘軍刮目相看，救了曾國藩一命，也正由于此，曾國藩遂在湖南士紳官員中站穩了腳跟。
第二次，湖口慘敗。
曾國藩從靖港逃回長沙之后，即進行嚴厲的整軍，將在戰斗中潰散的營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僅留下敢戰之士，連他的弟弟曾國葆也在裁撤之列。長沙整軍使湘軍的戰斗力大為提高。在經過添募新勇、修補戰船等一系列的休整、補充后，湘軍重新發動攻勢，經岳州城陵磯和武昌兩次大戰，給太平軍水師以毀滅性打擊并奪得上游重鎮武漢。咸豐帝被突如其來的勝利沖昏頭腦，賞給曾國藩兵部侍郎銜，并命令他迅速順流東下，進攻江西、安徽的太平軍。湘軍經過惡戰，亟需休整，但是在咸豐帝的嚴旨逼迫下，曾國藩只得硬著頭皮繼續進攻。田家鎮一戰，湘軍再給太平軍水師以重創，使其基本瓦解。湘軍陸師乘勝連陷湖北廣濟、黃梅，兵臨江西九江城下。太平軍方面，由于上游戰局惡化，石達開再度受命主持西征軍務，督師安慶，與猛將羅大綱共同指揮九江、湖口會戰。太平軍在九江、湖口防線深溝高壘，堅壁不出，使湘軍寸步難行。1854年12月8日，湘軍陸師進攻九江，拉開戰幕，但進攻多日沒能破城，形成相持狀態。1855年1月3日，湘軍水師進抵湖口之八里江一帶，太平軍早已嚴陣以待。兩軍經連日作戰，均傷亡慘重。太平軍用于防守湖口的木簰水城被摧毀，石達開立即重筑湖口防線，命人將大船鑿沉載江中，“實以砂石，僅西岸留一隘口，攔以篾纜”。但湘軍也被太平軍的“驚營”戰術弄得疲憊不堪，由驕而躁，急于求戰。不久，戰端重啟。29日，湘軍水師貿然沖擊湖口水卡，斬斷用以攔截湖口的竹篾纜繩，一百二十余艘長龍、舢板等輕便船只沖入鄱陽內湖，橫沖直撞，焚毀太平軍大量戰船。石達開抓住時機，令將士在湖口再行設卡筑壘，修筑兩座浮橋，橋下填上泥土，構筑炮臺，斷敵歸路，切斷內湖、外江湘軍水師之間的聯系，準備各個擊破。同時，他出動小劃20余只，圍攻外江湘軍快蟹大戰船。湘軍水師作戰，必須快蟹、長龍、舢板等大小戰船相互配合行動?？煨贰㈤L龍火力猛，舢板機動性強，這樣大小相依，火力與機動性相結合，才使得湘軍水師戰斗力較強。但是長龍、舢板既陷于內湖，“外江所存多笨重船只，運掉不靈，如鳥去翼，如蟲去足，實覺無以自立”?？煨反蟠瑹o法應付太平軍機動靈活的小劃襲擊戰術，敗退回九江大營。石達開決定乘勝對九江城外湘軍水師實施第二次打擊，以徹底解九江之圍。2月11日，石達開乘月黑無光、天色迷漫之際，命令三十余只裝滿引火之物的小劃火攻湘軍水師，另派三十余只小劃圍攻曾國藩的拖罟坐船，搜獲曾國藩的家書、奏章、地圖和咸豐帝給他的上諭。危急之中，曾國藩再次投水自殺，又被幕僚救起，“急掉小舟駛入羅澤南營”。他遙望江內水師紛紛潰散，念及自己慘淡經營數年的水師竟落得如此下場，既羞憤又心痛，欲仿效春秋時晉國大將先軫的榜樣，策馬赴敵而死，慌得羅澤南、劉蓉緊緊抓住韁繩，眾幕僚寸步不離，經過好一番拉扯勸解才作罷。
第三次，困守南昌。
太平軍自從九江、湖口大捷之后，主力乘勝直搗湘軍后方，力爭向上游進軍，收復武漢。湘軍另一頭子胡林翼這時署理湖北巡撫，要求曾國藩撤回在江西的湘軍主力，回救武漢。而曾國藩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害怕被政敵參劾，更害怕受清廷責難，堅持固守江西。他駐扎在南康府，與內湖水師相互依存，繼續指揮湘軍圍困九江，僅派遣悍將羅澤南回救武漢。湘軍前期陸師的兩大將領分別是滿人塔齊布和漢人羅澤南。此時，塔齊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已嘔血而死。羅澤南一走，曾國藩手上就沒有得力的干將了。這期間，他在江西主要依靠的是被困在南康的內湖水師和塔齊布的舊部(由塔的助手周鳳山統領)。1855年4月，太平軍三克武昌。在穩定了湖北的軍事形勢后，石達開便帶兵回到江西，乘羅澤南回援湖北之機，在江西展開強大攻勢。自1855年11月起，石達開聯絡廣東天地會起義軍，連下江西瑞州、臨江、袁州等府，并圍攻吉安府城。曾國藩只好從九江撤圍，調周鳳山部陸師駐扎在戰略要地樟樹鎮，以圖南下救援。但是曾國藩對能否解救吉安并沒有把握，而且又擔心省城南昌的安危，便命周鳳山在樟樹鎮堅守，以觀望形勢。石達開利用周鳳山軍舉棋不定的時機，于1856年2月攻克吉安，并乘勝攻破樟樹鎮湘軍大營。潰兵紛紛涌入南昌城，曾國藩也只好進入南昌城收拾殘局。到1856年4月，西征太平軍占領了江西13府中的8府46縣，曾國藩哀嘆說：“自鄂渚以南，達于梅嶺，賊蹤綿亙數百里，眾號數十萬。”為了挽救江西的危局，曾國藩急調在武昌城外攻堅的羅澤南回救。羅澤南為迅速攻破武昌城以回救其主子，加緊攻城，卻被太平軍擊傷致死。這樣，曾國藩所依靠的湘軍陸師兩大悍將雙雙斃命，處境愈加艱難。曾國藩困守南昌，文報不通，聯系中斷，連送家書都不得不用隱語蠟丸，化裝潛行，即便如此，送信人往往還是被太平軍識破，被捕殺者達百人以上。曾國藩后來描寫當時的情形說：“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方其戰爭之際，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饑將困，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可見曾國藩當年的處境是何等狼狽。石達開在樟樹鎮擊敗周鳳山軍后，大可乘勝直搗南昌，活捉曾國藩。很可惜的是，正當曾國藩在南昌城內岌岌可危的時候，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將石達開調回天京參加攻破清軍江南大營的戰斗，并帶走大批太平軍，使曾國藩得以死里逃生。1857年3月，曾國藩接到其父的死訊，于是奏請回籍丁父憂，并且不待諭旨到來便委軍而去，離開江西回到老家，借此擺脫困境。
第四次，祁門被圍。
1858年7月，曾國藩在家守制未滿，即奉清帝諭令再次出山，先后奉旨增援浙江、福建，將石達開驅入贛南、湘南，遠離主要戰場。8月，清廷應胡林翼疏請，詔曾國藩與胡林翼共圖安徽。曾國藩提出圖皖的戰略總方針：“……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之所必救。”根據這一“剪除枝葉，并搗老巢”的戰略總方針，曾國藩決定發動安慶會戰，與陳玉成決戰皖北，以奪取戰爭的主動權。為此，曾國藩制定了四路進兵的具體計劃，并始終貫徹執行之，甚至因不救蘇、常而受到清廷朝野上下責難也不為所動，終于在1860年6月將安慶嚴密包圍。為便于指揮，曾國藩將大營移至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門。太平軍方面，在二破清軍江南大營之后，領導者們即制定了分兵兩路合取武漢以解安慶之圍的計劃，稱為“二次西征”。根據這一軍事部署，太平軍決定兵分五路援贛，其中有一路便是攻打曾國藩的祁門大營。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帶2萬人“突由羊棧嶺竄入，圖解休寧之圍，斷鮑、張兩軍糧路”，但是被湘軍悍將鮑超、張運蘭擊敗，被迫退出羊棧嶺。李秀成的這一次進攻，對曾國藩震動極大，因為羊棧嶺距曾國藩祁門大營僅60余里。祁門防守兵力單薄，他的身邊僅有三千余人，而太平軍卻是人多勢眾。當時，曾國藩料定難以活命，連遺囑都寫好了，向弟弟曾國荃和曾國葆妥善安排了后事。然而，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爭此處，實上湖北招兵”，尤為重要的是，他對“二次西征”始終不感興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實力，故而被擊敗后，便退出了羊棧嶺，致使進攻祁門的大好戰機喪失，使曾國藩絕處逢生，白撿一條性命。不過，曾國藩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太平軍在皖南的實力還是要優于湘軍。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門地區發動進攻，曾國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驚恐之中。他在家書中說：“自十一月以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余日。”可見當時情況已十分危急。后來，曾國藩急調悍將鮑超救援，擊敗了太平軍，恢復了糧道，暫時渡過了危機?？墒?，此后不久卻又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情況。1861年3月起，太平軍連續對祁門大營發起進攻，多次擊敗湘軍的抵抗，進至離祁門僅僅二十余里的地方，又使得曾國藩文報不通，餉道中斷，陷入絕境。此時，他悲觀到了極點，在日記中寫道：“是以憂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矣。”在給兒子曾紀澤的遺囑中寫有“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為震動”、“爾等長大以后，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于見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針毯”?？梢娝敃r的心情是何等灰暗，情緒是何等沮喪。恰在此時，湘軍另一首領左宗棠于江西景德鎮一帶大敗太平軍，威脅著圍祁門太平軍的后路，迫使其撤圍而去，曾國藩再一次撿回了性命。至此，太平軍的五路援贛戰略計劃徹底破滅。自到祁門以來，曾國藩就沒有一天輕松過。一波三折的戰局使他恐懼不已，經常處于一日數驚的境地中。乘太平軍撤圍之機，他趕緊離開了祁門這一險地。1861年5月6日曾國藩從祁門出發，10日抵達東流，將大營設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師護衛，這樣，就再也不用擔心會遭到太平軍的圍殲了。
這四次遇險沒有要了曾國藩的性命，卻使他最終得以指揮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建立“不世之功”。但是，同歷史上許多功臣一樣，“功高震主“的曾國藩也并沒有逃脫“兔死狗烹”的命運。從天京被攻下的那一天開始，清廷便積極對他進行打壓，提拔和扶植他的部下，使之與其地位相當，以便與他分庭抗禮，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突出的一個例子便是曾國藩推行“防河”戰略圍剿捻軍遭到挫折后，清廷便以李鴻章取而代之，諭令他回兩江總督原任。而李鴻章接手“剿”捻事務后，仍舊推行曾國藩的“防河”戰略并取得成功。對于清廷的這種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情由。1868年9月，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1870年6月，著名的“天津教案”發生，天津的愛國群眾打死法國殖民者二十余人，并焚毀了一些外國人的建筑物。曾國藩在處理這次事件時對法國侵略者卑躬屈膝，以極為屈辱的條件接受了法國人的要求，極大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一時間，斥責之聲充滿朝野，愛國官紳對他的痛罵不絕于耳，甚至有人當面把他比作秦檜，給他戴上了“賣國賊”的帽子。曾國藩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打擊。本來曾國藩的做法是秉承了清廷的旨意，但在全國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清廷不得不讓曾國藩做了替罪羊，而且，清廷借此機會再次對他進行打壓，又派李鴻章來接手“天津教案”。李鴻章對曾國藩先前處理的結果幾乎沒有大的變動，卻得到了清廷的肯定。1870年8月，清廷將曾國藩調回兩江總督原任。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在一片“千夫所指”中，死于兩江總督任上，時年61歲。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四敗”藏鋒
曾國藩認為為官有四大忌，即“四敗”：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復多詐者敗。曾國藩把這“四敗”寫在案頭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個地方，曾國藩又說，自古以來兇德致敗者大約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總結歷史的經驗說：“我看歷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數都是因為這兩個原因而敗家喪身的。”不管是居官四敗也好，還是二敗也好，其實都有一個核心，這就是，為官者之所以身敗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顧忌。
曾國藩曾經說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國藩一生，也始終是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樣的心境中度過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國藩升了官，他在給弟弟的家書中，表示不但不敢高興，反而感到戰戰兢兢。他說：
“這次升官，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誠惶誠恐，自我反省，實在是無德足以承受。你們遠隔數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過失，時時寄信來指出我的不足，務必使累世積累下的陰德不要自我這里墮落。弟弟們也應當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為家里有人當官，于是就敢欺負別人;不要以為自己有點學問，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位高轎低
曾國藩在道光年間連年被提拔，升遷極快，十年之間連升十級，這是難得的恩遇：在升為正三品大員后，按規定，轎呢要由藍色換為綠色，護轎人也要增加倆人，而且乘轎是需要配備引路官和護衛的。但令百官詫異的是，曾國藩從升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邊不得不增加兩名護衛外，轎前不僅沒有引路官，連扶轎的人也省了去，且轎呢也沒有換成綠色，仍乘藍轎。
不久，曾國藩又升為二品大員，下人就為他薦舉了四名轎夫，要把曾國藩的四人大轎換為八抬大轎。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員準乘四人抬的藍呢轎，三品以上官員準乘八人抬的綠呢轎，俗稱八抬大轎。但這并非硬性規定，官員如達到品級而收入不豐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級達不到卻乘高品級的轎子就算違制，一旦被人舉報，不僅要受處分，嚴重的還要被革職、充軍。
其實，曾國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曉水滿則溢、人滿則忌的官場道理，對于可擺可不擺的架勢、可坐可不坐的大轎，一律是不擺不坐。雖然，曾國藩因乘藍呢轎而被下級官員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員出行，都知道向護轎的官員交代一句：“長點眼睛，內閣學士曾國藩大人坐的可是藍呢轎呢。”
曾國藩縱橫官場幾十載，正是憑借了這種低調、內斂的力量。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不要錢，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時人皆知。作為七品京官的曾國藩年俸僅為45兩，外加作為津貼的“恩俸”和“祿米”也不過135兩。而后來的張之洞曾給京官算過賬：“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強自給。”彌補這樣大的收支赤字只有兩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饋贈，二是借貸。外官收入豐厚，為了構建關系網，每次進京，都要給熟悉的京官們送禮，名為“冰敬”、“炭敬”、“別敬”(意為夏冬買冰買炭等費用)。這筆饋贈，少則數十兩，多則數百兩。但是曾國藩很少利用手中權力為人辦事，所以這種饋送次數很少，于是借債就成為他經濟來源的主要部分。因為人品好，曾國藩借錢比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國藩已累計借銀400兩。這一時期，他在家書中多次出現“借”“欠”“窘”的字樣，艱難形狀，躍然紙上。
咸豐二年(1852)曾國藩墨绖(dié，指服孝)從戎，創建湘軍，從此開始了11年鎮壓太平軍的戎馬生涯。晚清軍隊是腐敗最烈的所在。吃空額、扣兵餉、出售兵缺，以及在軍營中設賭收費都是軍官們最普遍的營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員，也可以憑“截曠”和“扣建”致富。國家統計的軍餉，是足員足月的全額。但一年當中，軍隊常有兵員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補充。新舊兵員不可能當天銜接，這中間會有空缺?？杖睍r的餉銀就節省下來，叫做“截曠”。國家計餉，都按每月30天算，農歷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軍餉扣下來，叫做“扣建”。這兩筆銀子本應上繳國庫，但實際上誰都沒有繳。日積月累，為數甚巨。比如李鴻章帶淮軍幾十年，截曠和扣建積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銀子存在直隸藩庫中，作為自己的“小金庫”，死后還存有800萬兩。
但曾國藩的宦囊并沒有因此而豐富。初出山之時，曾國藩表示：“不要錢，不怕死。”統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錢雖多，但他為“風示僚屬”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給了戰區災民，寄回家的錢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國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錢，不僅因為要保持清廉之節，還因為他認定從小經過生活磨煉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說：“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后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
雖然官至極品，但曾國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儉樸習慣。薛福成擬的《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勛事實疏》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其(曾國藩)本身清儉，一如寒素。官中廉俸，盡舉以充官中之用，未嘗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區。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過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過二百金，垂為家訓。有唐楊綰(wǎn)宋李沆(hàng)之遺風(楊、李二人分別為唐宋名臣)。而鄰軍困窮，災民饑饉，與夫地方應辦之事，則不惜以祿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給。”
這段敘述，應該說并沒有過分夸張。曾國藩愛穿著家人為其紡織的土布衣服，不愛著綢帛。曾國藩升任總督后，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制作。當時每晚南京城兩江總督府內，曾國藩夜閱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燈下紡紗績麻。通常他每頓飯只有一個菜，“絕不多設”。
同治十一年，曾國藩在兩江總督官署去世，終年61歲。他生前曾留下遺囑，喪事概不收禮。但曾國荃建議曾紀澤不要遵守此項遺囑，因為，一品大員的喪事，“實非巨萬可以了”，關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紀澤拒絕了此項建議。曾國藩自以為生前給自己留下的養老錢“極豐裕”，然而辦完喪事后，已經所剩無幾。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圣不免俗
一次曾國藩用完晚飯與幾位幕僚閑談評論當今英雄。他說：“彭玉麟、李鴻章都是大才，為我所不及。我可自許者，只是生平不好諛耳。”
一個幕僚說：“各有所長，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
曾國藩問：“你們以為我怎么樣?”
眾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個管抄寫的后生，他插話道：“曾帥是仁德，人不忍欺。”
眾人聽了，一齊拍手。
曾國藩得意地說：“不敢當不敢當。”
后生告退，曾氏問：“此是何人?”
幕僚告訴他：“此人是揚州人，入過學(秀才)，家貧，辦事還謹慎。”
曾國藩說：“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沒。”
不久，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派這位后生去揚州任鹽運使。
老曾每每都在怵惕著“諛”，卻擋不住無形中諛的神奇力量。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秦淮懷春燕
曾國藩平了太平天國后，坐鎮南京，為了復蘇地方經濟，聽從部下建議，決定把秦淮河的旅游業恢復起來。這十里秦淮，原是所謂“六朝金粉氣”的銷金鍋，樓臺畫舫間，槳聲燈影里，文人雅士，歌女名妓，把酒言歡，何樂不為?曾國藩手下一些官員早已按捺不住，又不敢貿然行事，于是便慫恿曾國藩前去“視察”。
曾國藩心知肚明，順水推舟。首次，他碰到一個藝名為“少如”的藝妓。此女色藝俱佳，且頗聰慧，求曾賜副對聯，以抬高自己身價。
曾國藩本是聯對名家，區區一聯，哪在話下，便擬用她的藝名“少如”作一嵌名聯，免掃其興。先書上聯：得少住時且少住;
歌妓一看，所寫并非自己初衷。未等曾國藩寫下聯，她便搶先進言，說妾愿替大人續下聯，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曾國藩沒想到一個藝妓竟然還有文才，自然點頭稱好。
這個少如續寫的下聯是：要如何處就如何。
曾國藩見了，不覺嘆服此女的良苦用心。
曾國藩公務繁雜，自對秦淮藝妓有了良好印象以后，只要得閑，總要邀幾個幕僚好友去秦淮河畔，吃吃花酒，聽聽歌曲，以緩解一下緊張情緒。
一次，他為一來南京的友人在秦淮一酒樓設宴接風，席間請了一個名“春燕”的歌妓唱曲助興。那春燕不但姿容姣好，歌喉更有“余音繞梁，三日不絕”之功力，曾等一干人無不為之傾倒。
后來，春燕為一富商納為小妾，離開了秦淮，曾國藩再去，已是人去樓空。曾在悵然若失間，寫出了下面這副《懷春燕》的對聯：
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一別竟傷春去了;
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
對聯把“春燕”二字分別嵌入上下聯，傷別，悵惘，情真意切。從中亦可看出曾國藩的另一面：他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啊!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曾國藩的另一面
曾國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個官精。他步入仕途后，十年七遷，連跳十級，37歲就當上了二品京官，可謂一帆風順。但是，縱觀曾國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著兩副面具。
天京攻破后，御史賈鐸在京城發難，奏請朝廷命曾國藩將太平天國的金庫查明，報部備撥，這是對曾氏兄弟極為兇狠的一著，使他們幾乎沒有招架的辦法。當時，太平天國的大量金銀珠寶在幼天王等倉皇逃命的時候，是不可能全部帶走的。湘軍入城后，對這些積存已搶劫一空，不可能再“報部備撥”了，就是少有劫余，曾氏兄弟也不愿意上繳。但是，面對朝廷的命令，該怎么辦呢?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說：“克復老巢，而全無財貨，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朝廷當然是不相信他的話的，但是，這時的朝廷并不愿意與曾氏兄弟的關系鬧得太僵，于是在給他的廷寄中說，根據你的奏折，城中(指天京)并沒有賊庫，這是事實。這樣，朝廷算是給了曾氏兄弟一個體面的臺階。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在俘獲李秀成后，沒有解京獻俘，而是在十七天之后匆匆地將李秀成殺了。消息傳到京城，輿論大嘩，都說曾氏兄弟專橫跋扈，殺人滅口，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難以招架的地步。
本來，曾國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報捷折中還向朝廷請示，李秀成、洪仁達“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請定奪”。按理，曾國藩應在朝廷“定奪”之后行事，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卻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飲宴了一番之后，便將李凌遲處死了。把李秀成檻送京師，是當時各方面的共同意見，就是曾國藩本人也是這么認為的。但他又為什么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將李秀成匆匆處死了呢?他給朝廷做了一番解釋。他認為，除了洪秀全之外，其余的都沒有必要解送到京師，陳玉成和石達開就是現成的例子。再者說，李秀成自知罪重，到哪里也是死，微臣擔心他在途中絕食，或者逃跑，留下禍患，就與弟弟曾國荃再三商量，統一了意見，就地正法了。
曾國藩生怕這樣的解釋交代不了朝廷，于是在另一奏折中進一步解釋說，李秀成很得民心，黨羽很多，威信很高，號召力很強，如果不迅速殺掉，則貽害無窮，所以就把他殺了。
真實的情況是曾國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師，李秀成的供詞與自己連日來的奏折不符，這樣他就犯了欺君之罪，吃不了也得兜著走了。比如，曾國藩報捷說，破了金陵當日，殺“賊”十萬，而當時城中連居民也不過三萬多人，怎么來的十萬?至于天京的“金庫”，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想到這些情況，精明的曾國藩自然是不會把李秀成解送京師的了。
曾國藩為了保護自己，什么謊話都敢編造。本來，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諭旨中明確命令他“遴派妥員，將李秀成、洪仁達押解來京”。曾國藩于七月初六收到了諭旨，而他就在當天把李秀成殺害了。過了半個月，他才慢騰騰地于七月二十日復奏說，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諭旨，仔細算一下，臣應該在初六日就收到諭旨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竟遲了四日。諭旨是由安慶轉遞江寧的，不知道是何處驛站出了差錯。朝廷為了利用曾國藩，雖然也下令挨站嚴查，最終卻沒有結果，只好不了了之。
曾國藩有“中興名臣”“洋務運動領袖”“圣相”“近代史之父”等美譽，透過這些美麗的光環，我們看到了另一個真實的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