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1880年-1925年)，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北洋軍閥皖系名將。字又錚，號鐵珊，漢族，徐州府蕭縣醴泉村人。故人稱徐徐州。1919年10月，徐樹錚率兵進入外蒙古，迫使外蒙古在1919年11月17日正式取消自治，回歸中國。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北洋名將徐樹錚的一生，希望對你有用!

　　北洋名將徐樹錚圖片

　　北洋名將徐樹錚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1880年11月11日(光緒六年十月九日)，徐樹錚出生于清朝江蘇省徐州府蕭縣(今屬安徽省)醴泉村。在此之前，他的父親徐忠清(又名徐世道)和母親岳氏已經有兩個兒子和四個女兒。當時，徐忠清已有四十七歲，而岳氏也已有四十五歲，徐樹錚的出生對他們來說可謂老來得子，因此對徐樹錚格外疼愛，正如徐樹錚所回憶的那樣："樹錚于昆弟序最幼，先考妣撫愛規教，倍切于兄姊"。

　　徐樹錚出身于一個耕讀之家，他的祖父徐蘭因躲避太平天國之亂而逃到了徐州城外的醴泉村定居。他的父親徐忠清原本是一個鄉村塾師，1873年被選為拔貢生;母親岳氏為徐忠清之繼室，其家族自稱岳飛后裔。徐樹錚的外祖父岳封叔是個看相先生，因看中徐忠清有富貴之相而將女兒嫁給他。徐樹錚從小生長在這樣一個鄉村知識分子的家庭環境中，自幼深受儒家熏陶，并且聰明伶俐，鄉里爭傳他"七歲能詩"，譽為神童。 十三歲那年(1892年)考中秀才，四年后以歲試第一等第一名的成績補廩生，可謂少年得志。

　　投筆從戎

　　1897年，徐樹錚赴省城江寧(今南京)參加鄉試，不幸落榜。此時清朝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失敗，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逐漸覺醒，不少人走上投筆從戎的道路，徐樹錚就是其中之一。此次名落孫山后，他就放棄科舉，認為"儒者讀書，要以致用為宗。頻年朝政日非，喪師割地，為國大辱。釋而不圖，雖皓首牖下何益?"于是徐樹錚將他投筆從戎的志向訴說給父母聽，父母借口他還年輕而不予同意。此后的徐樹錚便"思究兵謀，留意天下政財大略，預為投筆計"。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徐樹錚聽說清政府正在招募士兵，認為這是自己實現夙愿的大好時機，便從父親的床頭拿了錢偷偷離家投軍。岳氏發現兒子離家出走之后，親自坐上騾車，追到清江，把徐樹錚帶回了家。兒子膽大的舉動讓父母十分擔憂，為了打消徐樹錚從軍的念頭，父母強逼徐樹錚娶親成婚。新娘是同樣出身鄉村塾師家庭的夏宣。盡管如此，徐樹錚仍割舍不掉他的軍旅情結，夏宣甚至還出奩金資助丈夫追求夢想，徐忠清夫婦見無法阻攔，不得不贊同徐樹錚離家投軍。

　　1901年，徐樹錚離開徐州前往濟南，欲投奔當時的山東巡撫、統領新建陸軍的袁世凱，并上書一封，中心內容大致是"國事之敗，敗于兵將之庸蹇。欲整頓濟時，舍經武無急務" ，袁世凱正值母喪丁憂，所以不能親自接見徐樹錚，便派山東觀察使朱鐘琪來代他考察這位年輕人。但徐樹錚與以"名士"自居的朱鐘琪話不投機，被拒之門外，朱鐘琪甚至還向徐樹錚的家鄉寄去了譏諷他的書信。 就在徐樹錚落魄于濟南城中之時，他遇到了袁世凱之部下段祺瑞，兩人一見如故，段祺瑞遂聘徐樹錚為記室，徐樹錚遂成為段祺瑞20多年的左膀右臂，并開啟了他事業的起點。

　　三造共和

　　1905年，徐樹錚在段祺瑞的支持下，東渡日本學習軍事。他先在振武學校學習基礎知識，三年后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就學，1910年學成回國。回國時才知道父親已在幾年前去世，不禁放聲痛哭。

　　徐樹錚被清政府分配到駐扎北京南苑的陸軍第六鎮，仍歸段祺瑞麾下。不久后又前往彰德拜訪"回籍養疴"的北洋領袖袁世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很快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袁世凱被起復以鎮壓革命，到11月更登上內閣大臣寶座。此間徐樹錚為段祺瑞出謀劃策，使計劃起義攻入北京的吳祿貞被暗殺。 接著，段祺瑞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徐樹錚隨他駐扎湖北孝感。其后袁世凱授意段祺瑞等部將擁護共和，逼宮清廷，徐樹錚受命為段祺瑞草擬擁護共和的通電，并以總參謀官身份名列49名將領之中。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孫中山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位讓與袁世凱。段祺瑞成為民國政府的陸軍總長，徐樹錚則被任命為其屬下的軍學司司長，旋調任軍馬司司長。1914年升為陸軍次長。當時，段祺瑞因鎮壓白朗起義而不在陸軍部，回京后又因對袁世凱不滿而經常不上班，所以陸軍部的事務實際上由徐樹錚掌管。

　　1915年二十一條簽訂后，段祺瑞、徐樹錚相繼免職，當時袁世凱正籌劃稱帝，段徐二人都表示反對。而袁世凱則認為段祺瑞的態度是徐樹錚推動的，所以對徐樹錚尤為忌恨。1916年袁世凱撤銷帝制后，段祺瑞升任國務卿(后改稱國務)，擬用徐樹錚為其秘書長，由于袁世凱不悅，遂改為副秘書長。 從陸軍次長到國務卿副秘書長這段賦閑期間，段祺瑞用美國軍械軍火的回扣錢創辦了北京正志中學(現為北京市首都師范大學附屬中學 )。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去，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仍為，徐樹錚升為國務院秘書長。他在任時行事獨斷，威福自專，氣得黎元洪抱怨道："現在哪里是責任內閣制，簡直是責任秘書長制!" 連段祺瑞也說"又錚荒唐"。 徐樹錚與當時的內務總長孫洪伊對立，一度鬧得不可開交，最后經徐世昌調解，黎元洪遂于1916年11月將二人分別免職。

　　1917年春，圍繞對德宣戰問題，府院之爭達到白熱化。段祺瑞企圖在日本的支持下對德國宣戰，而黎元洪則唱反調。在段祺瑞的部下中，唯有徐樹錚一人堅決反對，認為中國應在一戰中嚴守中立。 但段祺瑞不聽徐樹錚勸諫，于3月14日宣布與德國斷交，5月1日操縱國會通過對德宣戰案。大總統黎元洪拒絕蓋印，并且在美國公使芮恩施"允為后盾"之下，利用5月18日北京英文《京報》披露段祺瑞向日本借款1億日元而引起民憤之事罷免了段祺瑞之職。 段祺瑞離京赴津，試圖東山再起。徐樹錚作為段祺瑞麾下骨干，為段祺瑞恢復權力而四處奔走，還參加了1917年5月長江巡閱使張勛組織督軍團召開的第四次徐州會議。 段祺瑞從徐樹錚那里得知張勛欲借調停府院之爭以恢復清朝的計劃以后，決定暫時不反對復辟，等到張勛復辟成功后再行討伐，趁機奪回寶座。果然，張勛應黎元洪邀請進京后，就于1917年7月1日扶植清朝遜帝溥儀復辟。 段祺瑞在7月3日馬廠誓師，自立為討逆軍總司令，以徐樹錚、梁啟超等為參贊，討伐張勛。 討逆軍組織前后，徐樹錚并不在段祺瑞身邊，而是南下蚌埠、南京等地，游說北洋實力派倪嗣沖、馮國璋等反對復辟。 不久后返回天津，到7月12日，張勛復辟失敗，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功勛重掌大權，而每一次行動都與徐樹錚是分不開的，正如徐樹錚的朋友陳興亞向他致電所說那樣："以(段祺瑞)坦白無私，而有三造共和之功，實皆兄運籌贊襄之力居多。"

　　力持武統

　　張勛復辟后，黎元洪引咎辭職，由鎮守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1917年8月10日，徐樹錚再次出任陸軍部次長。當時，西南的桂系陸榮廷、滇系唐繼堯等軍閥處于獨立狀態，孫中山也在廣東發動護法運動，湖南自治運動勃興，面對南北分裂的局面，段祺瑞力主武力統一，而馮國璋則主張"和平混一"，使府院之爭再起。徐樹錚與段祺瑞緊緊站在一起，共同進退。 1917年11月，段祺瑞另一骨干傅良佐在湖南被陸榮廷打敗，武力統一政策受挫，段祺瑞和徐樹錚相繼辭職。

　　徐樹錚辭職后，繼續為武力統一政策四處活動，他將直隸督軍曹錕拉攏過來，又召集北洋各省督軍和督軍代表(除了長江三督以外)召開天津會議，于是武力統一的呼聲重新高漲，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又占了上風。在徐樹錚等人的壓力下，馮國璋不得不贊同武力統一，到1918年2月時，曹錕、吳佩孚、張敬堯、張懷芝、馮玉祥等各路軍閥紛紛南征。

　　徐樹錚在向馮國璋施壓的同時，又秘密慫恿奉天督軍張作霖率兵入關。 他的目的一是為了加大迫使馮國璋主戰的壓力，二是為了截獲陸軍總長段芝貴向日本訂購的武器，四分之三給張作霖，四分之一給自己，三是讓馮國璋親信王士珍下臺，皖系領袖段祺瑞重新出任。 2月22日，奉軍在秦皇島強行截獲日本軍械，馮國璋和段祺瑞均對徐樹錚勾結張作霖截獲軍械之舉極為驚訝，徐樹錚辯解說他是為了防止軍械落入主和派手中。段祺瑞本欲利用這批軍械編練"參戰軍"，不愿其落入張作霖手中，遂召見徐樹錚，指責他此舉是"教猱升木"，徐樹錚反問教長江三督"升木"者是誰(即馮國璋)，段祺瑞無言以對。 進入3月以后，奉軍在徐樹錚的策劃下陸續入關，擁護段祺瑞重新上臺，徐樹錚的計劃遂大功告成。在段祺瑞下臺后的幾個月內，徐樹錚在各路軍閥間的縱橫捭闔是他在政治舞臺上獨立完成的第一個"杰作"。當時在正志中學教書的著名學者林紓曾作《匹馬度關圖》以稱頌之。

　　段祺瑞第三次做以后，徐樹錚專注于武力統一，他以奉軍副司令的身份代行總司令張作霖的職權，指揮數萬奉軍南下應援作戰，反復激勵和催促曹錕、張懷芝率領第一、二路南征軍赴湖南與南軍作戰，并遙控浙閩聯軍進攻廣東，指示川陜劉存厚和陳樹藩堅持抵抗護法軍。 起初北軍節節勝利，奪取了岳陽和長沙。1918年4月，徐樹錚與段祺瑞一道"南巡"漢口，召開軍事會議。 段祺瑞返回北京后，徐樹錚南下長沙，親自部署戰局。這時湘軍趙恒惕、劉建藩等部已反攻回來，徐樹錚急調一支奉軍迅速入援，自己于5月1日回京，繼續輔佐段祺瑞展開對南作戰。隨著戰爭陷入膠著狀態，局勢越來越對皖系不利，特別是段祺瑞政府在1918年5月16日簽訂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披露以后更是引起了新一輪的反戰浪潮。 5月21日，徐樹錚受段祺瑞之命再次南下漢口、長沙，穩住前線士氣。

　　操縱選舉

　　張勛復辟后，段祺瑞就采納研究系梁啟超、湯化龍等之意見，宣稱不要舊國會、不要舊約法、不要舊總統，而是成立了一個過渡性的臨時參議院，并由馮國璋簽署了選舉新國會的命令。 徐樹錚遂積極從事于新國會的綢繆，打算成立一個支持皖系軍閥的政黨來控制國會。 他認為政黨一詞"為世詬病"，已經污名化，王揖唐乃建議用俱樂部之稱，又因為該俱樂部在1918年3月8日成立于北京安福胡同，故稱為安福俱樂部。由于徐樹錚是現役軍人，不便直接出面，因此是安福俱樂部的幕后操縱者。 1918年6月，徐樹錚自南方前線回京后，更加緊鑼密鼓地籌劃選舉事宜。由于權勢干預，安福系與梁士詒、葉恭綽等的交通系聯手在參眾兩院選舉中大獲全勝，成功排斥了勁敵研究系。徐樹錚大喜過望，于1918年6月29日致電各省督軍說："各省區參、眾選舉已揭曉者，其成績以奉、皖、黑、晉、熱、察、中央各部及蒙、藏為全勝，吉、豫十之九，京、綏五分四，魯、蘇四分三，直、贛、浙三分二。以上選員得人，為國稱慶，吾兄聞之，當亦為之快慰也。" 此次選舉出的國會是中華民國第二屆國會，由于安福系包攬70%以上的議員名額，因此又稱"安福國會"。

　　安福國會出籠后，選舉新任大總統成為當務之急。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并非不想轉正，但他看到國會已被安福系控制，自知大勢已去，不愿參選;國務段祺瑞雖然在政斗中處于上風，但由于樹敵過多，直系軍閥及國會中的交通系、研究系都不樂見他當選，南方更是誓死反段，所以他也表示不參選大總統。 而標榜超然主義的北洋元老徐世昌成為眾望所歸的大總統候選人。9月4日，徐世昌當選中華民國大總統，作為這次選舉幕后導演的徐樹錚在現場"面有得色" ，并第一時間將此消息通報給各省軍民長官。徐樹錚領導的安福系在國會和總統選舉中出盡風頭，引起各方不滿，盡管他一心維護段祺瑞的地位，但段祺瑞權衡利弊，決定辭去之職，專任參戰督辦。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正式就職，段祺瑞和馮國璋也同時下臺，由錢能訓代理國務。但段祺瑞仍在徐樹錚等人的支持下把持著實權。在徐樹錚籌劃國會選舉的同時，殺死了段祺瑞的政敵陸建章。 此事雖在段祺瑞的袒護下不了了之，但引起了各路軍閥的不滿，尤其是陸建章的侄女婿馮玉祥，雖然當時并未流露，卻為七年后刺殺徐樹錚埋下伏筆。

　　武統失敗

　　徐樹錚活躍于北京政界之時，南方前線的局面卻越來越糟。先是主將曹錕稱病北返，吳佩孚等前線將領又產生厭戰情緒，私下與南方通款，又發電斥責徐樹錚"堅持武力、得隴望蜀"，甚至公然反對安福系選出的徐世昌當大總統。另一方面，張作霖與徐樹錚也產生齟齬，徐樹錚不得不于1918年10月1日辭去奉軍副司令之職，專任參戰督辦處參謀長，負責編練參戰軍。

　　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僅國際和平成為人心所向，國內和平也壓倒了武力統一之聲，新任大總統徐世昌公開鼓吹南北和解，美國和日本也不愿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繼續下去。在此情況下，段祺瑞與徐樹錚難以堅守武力統一政策。1918年10月24日，徐世昌下了一道和平令，徐樹錚自然不甘接受，徐世昌乃把他支去日本"觀操"。11月4日，徐樹錚啟程赴日，11月16日，徐世昌下達停戰令，武力統一政策宣告破產，等12月16日徐樹錚"觀操"歸來時，南北和平會議已經拉開帷幕，徐樹錚對此無可奈何，遂于12月25日請假回徐州省親，以示不滿。

　　其后徐樹錚一面繼續編練參戰軍，一面幕后操縱南北和會，徐世昌亦不愿受段祺瑞、徐樹錚的擺布，起用徐樹錚的死對頭靳云鵬、張志譚分別為陸軍總長、次長以牽制之，南方則要求解散安福國會及參戰軍，各方矛盾在此期間交織在一起，使南北和會毫無進展，到1919年5月13日，南北談判破裂。

　　西北籌邊

　　盡管參戰軍沒有遭到解散，但在國內外追求和平的潮流下，依賴日本借款、挑起南北戰爭的皖系軍閥已成為眾矢之的，最為段祺瑞器重的徐樹錚更是被推上風口浪尖。因此，徐樹錚不得不為參戰軍找一條出路，而這條出路就是外蒙古。辛亥革命時，外蒙古在俄國庇護下獨立，后又取消獨立，改為自治，中華民國僅享有宗主權的空名。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外蒙的王公和喇嘛受到震動，遂生撤銷自治、回歸中國的想法，日本則指使出身布里亞特人的白俄軍官謝苗諾夫染指外蒙，使外蒙撤治提上了議事日程。

　　徐樹錚很早就關注外蒙問題，1912年在給當時還是段祺瑞手下干將的靳云鵬的信函中就已闡述他力保蒙古的戰略思想。1918年10月，徐樹錚辭去奉軍副司令之職后，負責編練參戰軍，派人到河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兵，組成三師四旅的規模。1919年1月，皖系人物察哈爾都統田中玉提出條陳，首次公開提出撤治的建議;4月17日，徐樹錚提出《西北籌邊辦法大綱》，不僅主張撤治，更提出了使外蒙與內地一致的同化政策。6月13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7月18日頒布西北籌邊使官制，同時參戰軍改為邊防軍，參戰督辦處改稱邊防督辦處。6月底以后，邊防軍陸續開拔外蒙。徐樹錚動員的駐守外蒙古的邊防軍其實只有第三旅第七、第八兩個團的兵力，其余大部分邊防軍都駐守內地，以備軍閥混戰之用。

　　雖然外蒙撤治已成定局，但外蒙的王公和喇嘛兩派圍繞撤治條件問題明爭暗斗，尤其是喇嘛不愿失去既得利益，對撤治頗為抵觸，導致撤治延宕不決。中央政府駐外蒙的代表都護使陳毅則周旋兩方之間，商定了《外蒙善后條例》63條方案，準備由蒙古王公呈報中央政府批準。與此同時，徐樹錚還陷入北京的政爭之中，他在6月成功推翻了錢能訓內閣，扶植龔心湛代理國務，徐世昌為了打擊徐樹錚的氣焰，與曹錕、張作霖聯手，點名要已成為徐樹錚之政敵的靳云鵬組閣，徐樹錚反對靳云鵬組閣失敗，開始專心于外蒙古問題。都護使陳毅與蒙古王公方面商量的有條件撤治方案，顯然不符合徐樹錚的口味，他于1919年10月23日自京啟程，10月29日抵達外蒙首府庫倫(今烏蘭巴托)，11月1日便指出陳毅撤治方案的“七不可”，主張簡括數句，快刀斬亂麻地解決外蒙問題。 隨后他排擠陳毅，并對外蒙施壓，于11月14日夜晚直赴外蒙“”巴德瑪多爾濟住處，出示其新擬8項撤治條件，逼其簽字;或者外蒙先提出撤銷自治，再商定條件，并警告他說：“寬限一日，夜晚須解決，否則拿解者不止一佛(指外蒙“皇帝”哲布尊丹巴活佛)，執事雖老，亦當隨行!” 巴德瑪多爾濟聽了以后嚇得戰戰兢兢，第二天便趕緊召集王公和喇嘛開會，擬出了請求撤治的呈文，馬不停蹄地交給徐樹錚，徐樹錚為昨日的魯莽向巴德瑪多爾濟道歉，隨后立刻將呈文送至北京。11月22日，大總統徐世昌批準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國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此前一天，徐樹錚已從庫倫返回北京復命。

　　1919年12月2日，北洋政府任命徐樹錚為外蒙活佛冊封專使，12月27日，徐樹錚第二次來到庫倫，1920年1月1日為哲布尊丹巴八世舉行冊封典禮，在恰克圖巡視邊務后于1月24日返回北京。1920年5月10日，徐樹錚第三次赴蒙。不久后，北洋內直奉矛盾陡然升級，徐樹錚于6月被段祺瑞召回。接著，大總統徐世昌于1920年7月4日免去徐樹錚西北籌邊使之職，徐樹錚對外蒙的經營也就戛然而止。一年后，外蒙古在蘇俄支持下脫離中國獨立。

　　直皖戰爭

　　徐樹錚收復外蒙古，使他本人和皖系的威信和實力均大為增長，令奉系張作霖和直系曹錕如坐針氈。原本北洋各派系在段祺瑞、徐樹錚的指揮下共同對南作戰，到1920年時已經離心離德，大有劍拔弩張之勢。徐樹錚的政敵靳云鵬在直奉二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下坐上之位，也讓徐樹錚耿耿于懷。1920年4月8日，曹錕在保定以悼念直軍陣亡將士為名義，召集8省代表開會，不僅決議停止對南作戰，還要求解散徐樹錚所把持的安福俱樂部，矛頭直指皖系。1920年5月，吳佩孚從南方前線撤回直隸，直皖關系日益緊張。直系明確提出罷斥徐樹錚，段祺瑞堅決不接受。7月3日，張作霖、曹錕、李純等通電公布徐樹錚“禍國殃民”、“賣國媚外”、“破壞統一”、“以下弒上”、“以奴欺主”六大罪狀 ，7月4日，大總統徐世昌免徐樹錚西北籌邊使之職，改授遠威，其指揮的邊防軍劃入陸軍部。段祺瑞和徐樹錚對此怒不可遏，加緊對直系備戰。7月9日，段祺瑞組建定國軍，自任總司令，徐樹錚任副司令兼總參謀長。7月14日，段祺瑞發布總攻擊令，曹錕、吳佩孚率軍迎戰，直皖戰爭爆發。兩軍從廊坊到高碑店一線展開戰斗，到7月17日時，皖軍將領曲同豐被吳佩孚生擒，張作霖也通電助直反皖，戰局急轉直下，徐樹錚見大勢已去，當晚從廊坊戰場逃回北京。7月19日，段祺瑞引咎辭職，直皖戰爭結束。

　　皖系戰敗后，安福俱樂部被解散，徐世昌下令通緝徐樹錚等“十大禍首”，徐樹錚逃到日本公使館避難達百余日。1920年11月14日，徐樹錚藏在一個箱子里，逃出了日本公使館，自天津東渡日本。

　　自直系聲討徐樹錚以來，徐樹錚本人一直保持沉默，先是靜觀待變，然后埋頭于軍事部署，未嘗公開以言語反駁。因為他自知樹敵過多，不宜公開發言。直皖戰爭失敗對徐樹錚來說是一次沉重打擊，不僅武力統一的夢想被徹底粉碎，而且他的政治生命也隨著皖系的倒臺而基本終結。此后徐樹錚雖試圖東山再起，但再也沒有先前在中央政界呼風喚雨的能力了。

　　開府福建

　　1921年1月末，徐樹錚自日本返回上海，2月初秘密到達福州，勸說福建督軍李厚基與浙江督軍盧永祥一起推翻直系軍閥。李厚基曾經是皖系成員，并與徐樹錚有表親關系，但他為了維護自己地位，不愿接受徐樹錚建議。4月，徐樹錚又游說盧永祥，盧永祥雖然是皖系軍閥僅存的碩果，但與徐樹錚有隙，為保存實力，也不予理會。這時，孫中山返回廣東，展開第二次護法運動，自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徐樹錚產生了與曾經的敵手——孫中山合作的想法。在此之前，徐樹錚就和孫中山有了一些聯絡，他曾閱讀《孫文學說》一書，對孫中山的主張表示贊成。收復外蒙古以后，又主動電告在上海的孫中山，孫中山也以陳湯、班超相稱許。這時出于打倒直系的目標，徐樹錚開始為皖系和孫中山牽線搭橋。

　　1921年12月22日，徐樹錚抵達廣州，試圖會晤孫中山，孫中山因公務纏身，派廖仲愷、汪精衛、蔣介石等代為接見。1922年1月18日，徐樹錚又前往桂林，在獨秀山下靖江王府會見了孫中山，徐樹錚建議孫中山與段祺瑞、張作霖建立三角同盟，打倒把持北京政府的直系軍閥，孫中山表示贊成。兩人相談甚歡，孫中山甚至要把徐樹錚留下來作參謀長，被徐樹錚婉拒。徐樹錚回到上海，致函隱居天津的段祺瑞，建議聯合孫中山，段祺瑞權衡再三，終于同意。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張作霖的奉軍敗北，退回東北自保;6月，陳炯明與直系勾結，驅逐孫中山，孫中山回到上海。8月21日，徐樹錚與孫中山在上海會談，徐樹錚擬至福建延平(今南平)策動他的舊部王永泉推翻李厚基，占領福建，作為反直根據地，請求孫中山調其部隊相助。孫中山表示同意，派胡漢民去延平與王永泉商議合作條件，徐樹錚本人也攜帶段祺瑞撥給他的80萬元經費，于9月7日潛入延平，成功說服王永泉與效忠孫中山的粵軍許崇智部一起打倒李厚基。9月27日，王永泉在延平宣布獨立，許崇智亦從粵贛邊境向福州進軍。10月2日，徐樹錚在延平建立“建國軍政制置府”，自稱“總領建國軍政制置府事宜”，宣布尊奉段祺瑞和孫中山，在正統政府成立以前不聽從任何人的號令，以其所著《建國銓真》為準則。隨后王永泉和許崇智在其指揮下打敗李厚基，徐樹錚于10月17日進入福州，任命王永泉為福建總撫。但是，徐樹錚的制置府基本上無人支持，不僅直系虎視眈眈，王永泉同床異夢，就連段祺瑞也不贊成徐樹錚另立旗號。福建人民則高呼“閩人治閩”，孫中山方面亦主張“軍民分治”。徐樹錚接受孫中山的主張，以王永泉為福建總司令，閩籍國民黨人林森為福建，曇花一現的建國軍政制置府便被取消了。

　　遇刺身亡

　　1922年11月2日，徐樹錚離開福建，經上海前往天津，會見段祺瑞，匯報閩事經過，后又返回上海，隱居近兩年。這期間，他一直在撮合與維持段祺瑞與孫中山的聯盟關系，另外他還在1924年夏秘密來到奉天，會見張作霖，捐棄前嫌，重修舊好，使皖奉一致針對直系。 1924年夏秋之際，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與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之間的江浙戰爭爆發，徐樹錚再度活躍，援助盧永祥對抗齊燮元，但盧永祥的浙滬聯軍節節敗退，到10月時只剩下上海，徐樹錚趁機取而代之，通過盧永祥部將陳樂山、楊化昭逼盧下野，然后自任浙滬聯軍總司令。孫中山聽說徐樹錚登臺，積極響應，發表了討賊宣言，并鼓舞部下說“又錚登臺必可大振，望各方為之助力，我軍仍決入贛”。 不料，10月15日徐樹錚到華界浙滬聯軍司令部開完會后返回上海英租界寓所時，被偏袒直系的英租界工部局拘禁，理由是他在租界從事軍事活動違反相關規定，于是徐樹錚欲在江浙大展宏圖的計劃流產了。

　　1924年10月21日，徐樹錚獲釋后就乘英國船出國游歷，逗留香港時聽說政局發生劇變，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如火如荼之際發動北京政變，軟禁大總統曹錕，段祺瑞重新出山，被奉為執政。徐樹錚反對段祺瑞當執政，強調這只是一個傀儡地位，但段祺瑞還是在1924年11月24日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徐樹錚便決定將外游計劃由長期改為短期。1925年1月4日，段祺瑞任命在巴黎的徐樹錚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組成一個15人的考察團，考察團先后訪問了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德國、蘇聯、波蘭、捷克、比利時、荷蘭、美國、日本共12個國家，徐樹錚會見了這些國家的元首，包括墨索里尼、斯大林、裕仁天皇等，并與法國交涉金佛郎案，為此案的解決起到重要作用。1925年12月10日，徐樹錚率考察團回到上海。

　　徐樹錚回國時，國內處于極度混亂的狀態。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張作霖的奉軍互搶地盤，浙江的孫傳芳崛起，對抗奉軍南下。曾經不可一世的段祺瑞在復出后淪為馮玉祥的傀儡，由“段厲公”變成“段哀公”。徐樹錚一心想將段祺瑞推上總統寶座，重掌大權，打算勸說張、孫兩家息兵，共同對付有“赤化”之嫌的馮玉祥。馮玉祥得到這些情報，自然感到芒刺在背，再加上七年前徐樹錚殺死他舅父陸建章的仇恨，遂對徐樹錚萌生了殺心。

　　1925年12月19日，徐樹錚自上海乘輪船進京，12月23日在天津上岸，當天乘汽車抵達北京，12月27日身著掛滿勛章的大禮服覲見段祺瑞，表示使命完成。此時北京局勢日益險惡，馮玉祥打敗了奉系李景林，張作霖處死了叛將郭松齡，馮、張雙方勢必有一場惡斗，因此段祺瑞勸徐樹錚早早離京。等到徐樹錚啟程時，有人在段祺瑞辦公桌上放了紙條，上面寫道：”又錚萬不可南去，去必死”十個字，段祺瑞又連忙派人將紙條遞給徐樹錚，徐樹錚看了后卻毫不介意，笑道：“何人阻我，我豈信此讕言?”

　　1925年12月29日，徐樹錚南下上海。馮玉祥的心腹——京畿警備司令鹿鐘麟將這一情況通報在張家口的馮玉祥，并請示該如何處置。馮玉祥對徐樹錚的新仇舊恨一時涌上心頭，指示鹿鐘麟將徐樹錚逮捕槍斃。鹿鐘麟轉達馮玉祥國民軍第五師師長張之江執行，于12月29日午夜在廊坊截住徐樹錚所乘列車，徐樹錚出站后被“請”入張營，隨即遭槍殺[5]。與此同時，馮玉祥將陸建章之子陸承武接到廊坊，讓他出現在徐樹錚的隨從面前，聲言該事件是他為父報仇所為，但事后的各大報紙都披露了馮玉祥殺死徐樹錚的真相。而段祺瑞雖然對徐樹錚的被害感到痛不欲生，驚呼“斷我股肱!斷我股肱!”卻因處于馮玉祥的控制而無能為力，徐樹錚之死也就沒人追究了。次年4月，段祺瑞因三一八慘案而辭職，隱居天津，皖系軍閥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北洋名將徐樹錚總評

　　正面

　　1919年，在外蒙古撤消自治已具備相當有利的客觀條件下，徐樹錚抓住有利契機，經過深思熟慮的準備，運用正確的策略方針，把握和推動時局，迅速和平地完成了撤治使命，使外蒙古最終于1919年11月17日正式呈請民國政府"情愿撤消自治"。徐樹錚在撤治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外蒙古的回歸，不僅打擊了民族分裂勢力，保證了中華民國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統一。徐樹錚的外蒙古治理政策對外蒙古的政治穩定、經濟文化的恢復和發展均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反面

　　徐樹錚極力推行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直接和間接發動了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頻繁的戰亂使國家瘡痍滿目，士兵尸橫累累，人民流離失所。而造成國家這樣的亂局，徐樹錚起到了很惡劣的作用，難辭其咎。徐樹錚是段祺瑞的靈魂，有極強才干，但鋒芒畢露，過于驕狂，膽大敢干，樹敵太多。馮玉祥殺徐樹錚，有政敵的原因，但徐樹錚殺了馮玉祥的舅舅兼大恩人陸建章，也為自己埋下了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