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放榜后為學子們舉行的慶祝的宴會，在唐代、五代、宋初稱為聞喜宴，從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開始改為在瓊林苑舉辦，因此這場宴會又被稱為是“瓊林宴”。 [36-39]

宋代科舉，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進行了重大的改變。

宋代的科舉放寬了錄取和作用的范圍。宋代進士分為三等：一等稱進士及第;二等稱進士出身;三等賜同進士出身。

唐代科舉考試有兩級(即地方州縣的發解試和中央尚書省禮部的省試)，宋初承襲其制。開寶六年(973年)以后，宋朝將天子親臨殿試變成為定制，州縣發解試第一名自唐以來即稱“解元”，中央省試第一名宋代改稱“省元”，殿試第一名方才稱“狀元”。“連中三元”遂稱為科舉時代讀書人的最高愿望。殿試時皇帝一般并不親自閱卷，事實上仍由各考官閱定等。考官所取定的名列前茅者，要送呈皇帝“御覽”。皇帝控制科舉的最后一關——“殿試”后，新進士們即成為“天子門生”。 [83]

彌封、謄錄，時北宋對科舉制度進行的最重要的改革。彌封就是將試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貫等記錄封貼起來，又叫做“糊名”。糊名之法最早出現在唐朝，唐初在吏部詮試授官時，所試判文，即用糊名考校之法。五代后周廣順三年(953年)，知貢趙上交首次在進士考試中采用糊名彌封的辦法取士。 [83]

考生姓名彌封后，考官仍能認識其筆記。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設置謄錄院，殿試卷子一律派專人抄錄，然后試官審閱，此后省試、發解試也次第推行謄錄制度。此外，北宋還進一步加強了科場紀律，實行嚴格的搜身法規，考察內兵衛羅列，巡行監視。北宋時舉子入場挾帶作弊之風頗盛，舉子“重裘而進，便于懷挾”，“挾書為奸”者頗多。北宋力求堵塞各種權門舞弊之徒，自然要嚴肅考場紀律。 [83]

這些制度，對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確產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后期，此種方法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試形式上的改變，不但沒有革除科舉的痼疾，反而使它進一步惡化。 [85]

北宋科舉最初仍每年舉行，但隨著實行彌封、謄錄，增加殿試等，使每一次考試的組織準備、人員安排等工作量大大增加，如果每年舉行考試，從中央到地方都會疲于奔命。因此從宋太宗以后，科舉實際上已沒有每年舉行。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正式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 [3] 每年秋天，各州進行考試，第二年春天，由禮部進行考試。省試當年進行殿試。

宋代還要舉行皇帝宣布登科進士名次的典禮。 [40-41]

宋代科舉在考試內容上也作了較大的改變。宋朝加強了科舉考試中策論的地位和重要性。 [84] 熙寧四年(1071年)宋神宗與王安石正式推行科舉改革：科舉只設進士一科，將原來的明經、學究等科(泛稱“諸科”)都撤消并入進士科;廢除詩賦、帖經墨義考試，改試經義、論、策;殿試僅試策一道。王安石改革科舉的重要目的是統一思想、學術。 [84]

科舉考試前期重在詩賦論策，后期重在經學，王安石廢詩賦考經義，正是這一轉變的樞紐。元、明、清以程朱一家之說嚴酷統制知識分子思想，也由王安石用《三經新義》、《字說》等統制學校、科舉而開其先河。 [84] 明清科舉所重的“八股文”，正是直接從王安石制定的“經義“演化而來的。 [84]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蘇軾、司馬光等人的反對。宋神宗死去，高太后”垂簾聽政“，司馬光當宰相，推翻了科舉改革，僅保存了新法以經義取代墨義的部分。元祐四年(1089年)，由于經義取士推行了十多年，許多士人已不長于詩賦，因此宋朝又將進士分為詩賦、經義兩科。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死，宋哲宗親政，又恢復了王安石所定的科舉規制。 [84]

北宋取消了吏部銓試。但是從宋太祖開始殿試舉人，給士子們在省試上增加了一道難關。不少人省試通過了，殿試卻遭黜落。宋人的《邵氏見聞錄》與《燕翼貽謀錄》等書記載：“本朝自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第，貧不能歸，多有赴水死者。” [42] [86] 皇帝用殿試取黜士人，那么落第者的怨憤必定直接指向皇帝。有個叫張元的士人，多次殿試落第，憤而投奔西夏，幫西夏出謀劃策，西夏軍連年侵宋，宋軍迭遭慘敗，鬧得北宋君臣不安，大臣們都怪殿試黜落士人。于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正式下詔“進士殿試，皆不黜落”， [43] [86] 此后舉人通過省試后，就算穩拿進士，殿試只排列名次。 [86] [3]

宋朝大幅增加了科舉錄取名額，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僅進士一科取人近萬名，平均每年達四百五十余人。唐朝總共取進士總數才六千多人。宋仁宗對進士名額做了限制，規定每科不超過四百人。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達一百三十多人。宋朝平均每年取進士數是唐朝每年取進士數的十幾倍。 [83]

宋代科舉是為有錢人家所包攬的。 [45] 呂蒙正、范仲淹、歐陽修等寒士在科舉及第者中是極少數，而且他們也并非貧苦農民出身。科舉所需的經濟開支，的確不是一般農家所能負擔的。 [45] 三蘇父子本是四川眉山縣的殷實人家，嘉祐元年(1056年)蘇洵攜兒子進京趕考，蘇軾兄弟雖金榜題名，然而家當也開銷的差不多了。次年蘇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喪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慘景。 [44] 這還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產的花費。小戶人家豈敢問津如此科舉?北宋科舉名額的擴大幾乎把全社會的讀書人都吸引了進去，科場競爭激烈，士人頭白身衰，出入科場，死而后已。而在唐代，科舉還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還不足以吸引整個知識階層。 [45]

宋代科舉杜絕引薦，純以試卷定取舍，但考試內容的不合理卻因此更加突出，詩賦、經義并不是選拔人才的科學尺度。像王安石、蘇軾兄弟、范仲淹這樣兼長文學與政事的人才，實在是鳳毛麟角。唐代“通榜”辦法允許考官有較大的自主權，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選出那些雖不長于文詞卻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績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而宋代科舉一決于考卷，便使不長于文學的才能之士難于出頭，而單有文采卻不懂治國理民的人可能選在高第，例如黃庭堅、張九成等等。 [45]

而彌封、謄錄這些法律隨著南宋政治腐敗而日益受到破壞。北宋統治者為了籠絡知識分子而全面擴充科舉取士名額，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會的一大普遍弊端，即嚴重的冗官問題。由于宋代進士錄取額是唐代的十多倍，為了安插眾多科舉入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數量，兩宋的官吏隊伍空前龐大臃腫，行政效率極低。宋代科舉取士之濫，造成官冗之弊，許多官員侯缺久，生活苦難，一旦到任，“侵漁求取“(侵奪索取別人的所有)，“無所不為”(什么壞事都做)，剝削無所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