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歷史文化指與先秦飲食文化(包括遺址、遺物、遺風、遺存)有直接關聯的文化旅游活動。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先秦歷史文化介紹，希望能幫到你。

　　先秦歷史文化介紹

　　1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

　　在商代和西周時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已經開始形成，武王伐紂時說“牡雞無晨，牡雞之臣，唯家之索。” ，伯夷、叔齊事件，都為當時政治文化的體現。然而當時的政治文化發展尚未成熟，各種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現實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軍事兼并的不斷發生，各國尋求治國之法，使得在東周時期各地各國學者們持有大相徑庭的各種思想。交相辯難，百家爭鳴。這是中國政治文化迅速發展并趨于成熟的時代。就中國的實際政治文化發展而言，百家之中對后世影響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義孝悌，一方面，他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維護禮制進而維護等級制度，維護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提出了君主的義務和責任;又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強調作為民眾的獨立人格。

　　孔子之后的孟子更將民眾提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一方面，儒家維護等級制度和君權，另一方面，他們主張君臣履行各自的義務和權利，任何一方都不該要求對方無條件的服從和妥協。孔子主張以“仁政”治國，反對過分剝削壓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張。先秦儒家并不主張禁欲，而是推己及人。“禮”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強調維護內部制度和社會的穩定，因此在競爭角逐激烈的春秋戰國時代并不能得以特別的任用。但是人們如果因此就認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確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戰國時代，已經遍布七雄諸國。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殺方士、術士時，公子扶蘇就以其中有些人畢竟是儒生為理由，為他們辯護;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為臣。這些都說明秦朝是并不特別排斥儒生的。所謂“坑儒”，其實是坑殺包括一些儒生在內的方士、術士。一旦統一，維護政權統一就成了當務之急，儒家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統治者的思想骨干之一。歷史的經驗表明，在外部政治環境穩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對國家制度和社會的穩定作用是顯著的、驚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并不像其他學派一樣奔走諸侯之間，尋求任用。因為他們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張無為而治的。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學是其治國之道的理論基礎。“道”即“自然”是永恒常在的、無所為的，天地萬物都因“道”而生成，那么“道”又是“無不為”的。作為國家統治者，如果能夠謹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寧質樸地生活。與老子同為道家代表人物的楊朱認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張是“無為而治”，然而“無為而治”并不是消極怠慢而無所作為。道家學派的思想，對后世一些新朝代建立時順應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廢待興、休養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大軍之后，必有兇年”，道家對戰爭等劇烈的社會動蕩，十分反感。他們進而認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樂業，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們處處能感覺到管理者的痕跡，進而認為高質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賜的看法道家并不認同。在西漢初年，統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為主要管理思想，我們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對一個飽經戰亂的國家所能起到巨大積極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論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韓非子等人。他們主張以法治代替禮治，法律統一，不分親疏。但事實上法家這種“法治”與現在的法治大相徑庭。因為在戰國時代，由于各國以貴族世襲，貴族擁有特權，并把持國家政治，這造成了君權旁落和政治腐敗。法家在這種環境下通過提高君權，反對貴族特權而被君主所賞用。在法家理論中，君主同時具有立法和司法權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為民眾遵守的同時，統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來對屬下進行考核和考驗，甚至動用一些“術”，目的是使權力顯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測，使人畏君，從而戰戰兢兢。這也是后世君權被一再抬高的理論源頭之一。而且統治者雖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受到法律的約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響，比如吳起就主張國之安危“在德不在險”。法家和儒家，對后世影響很深。有人說“陽儒暗法”，不是沒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雖然尊崇儒教，卻曾經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為誘餌賄賂官員，然后對這些不知是計的官員予以重罰，這其實是對“術”的一種使用。儒家是維護舊有的君權與貴族制度，法家則是抬高君權，壓抑貴族的權力。

　　4)先秦其他學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還有陰陽家、名家等其學派。如陰陽家的代表人物鄒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后世帝王統治國家的重要理由理論根據。每個朝代，都會宣揚五行中的一“德”，以五德相克相生之理，確定其統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孫龍、惠施，名家研究名辯之學，啟迪各派圍繞“名”和“實”的問題反復辯難討論，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源流之一。

　　應該說，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雖成為后世政治文化發展的基座，但后人并不再像先秦這樣競相創造流派，而是以先秦各流派為基礎，雜糅其他外來思想，或者相互融會貫通，進一步發展;或者借先秦流派的名與理論，闡述自己觀點。

　　2先秦平民政治與士風的形成

　　先秦時代，失勢貴族、布衣平民通過游說宣傳自己政治觀點和主張這個辦法來影響政治的例子很多。君主通過采納這些人的意見和政治理論，或提高君權的實力以更好地控制國家，或提高國家的實力以稱霸。而一些貴族也迎合這個潮流，大量收養門客，增強自己的實力，以便更容易地操縱政局，維護自己的利益。

　　這種參與政治的形態，我們可以稱為“門客政治”。平民百姓大肆議論政治，而一躍成為官僚乃至貴族的門客政治形態，在中國政治文化的歷史上絕無僅有。沒落貴族、平民百姓均用這種方式以圖任用。這種風氣在戰國時代最為盛行。

　　到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等級制度變得并不森嚴。個人的尊嚴和自由人格得到時人重視，“士風”盛行于人際交往、政治活動之中。士風具體體現在:一、重視個人尊嚴;二、個人尊嚴要靠個人道德來承托和維持;三、個人道德要靠他人的認同來達到。

　　西方人普遍認為個人尊嚴是神所賦予，而中國人的個人尊嚴，則是通過眾人的認可來取得的。春秋戰國之士人，為了“士”的精神，可以拋棄生命，去做必死之事。“士為知己者死”，“士可殺不可辱”等成為了士人的信條，以“忠”、“信”作為個人準則。士風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延續千年而不變。人們相對于對自我人格的認同，更傾向于使他人認同自我。表現在政治文化上，經常會傾向于忽略事件的過程與結果，不惜損失利益和退讓或者進而以過激手段以求得到對方的尊重。士風傳承千年，成為中國政治文化極重要的一部分，在各個時代，它的內涵，也有很大變化，但都不會離開以嚴守個人道德與價值觀的方式，維護個人尊嚴、個人意志。

　　先秦歷史文化教育

　　傳說虞、夏、商、周四代分別在鄉邑和國都設有庠、序、校、小學、大學等各級各類學校，對貴族子弟以至平民施行倫理教育。這恐怕是戰國秦漢儒生們的理想。其實，商代以前的學校教育尚無可靠材料說明。西周春秋的學校教育則以六藝為主要內容。所謂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講禮、樂意在培養道德情操;射、御是軍事訓練;書、數是治民從政所需要的技能。西周銅器麥尊、靜簋銘文提到王室有稱為辟雍、學宮的大學，對貴族子弟進行射箭教學，并舉行周王親自參加的射獵活動加以考核，還獎勵負責教射有功的官員。盂鼎、師■簋銘文提到的小學，也是培訓貴族子弟從政的場所。

　　《禮記·王制》稱，周王出兵時要“受成于學”，作戰獲勝，“反(返)釋奠于學，以訉馘告”。可見學校也是戰前制訂作戰計劃和戰后舉行慶功典禮的地方，它與軍事活動有著密切的關系。據《周禮·師氏》記載，國學中的貴族子弟同時還是周王近衛親軍，隨時隨地擔負著守護警戒的重任，說明國學培育的正是精悍的武士。地方上的庠、序同樣以教習射箭為主，并為當地祭祀和社交活動的場所。春秋時，鄭人在鄉校議論政事，開明執政的子產甚至將此輿論視為良師。就是孔子本人也曾以射御自許，孔門弟子多能衛國殺敵，冉有即因領兵擊破入侵齊軍受到孔子的贊賞。

　　但是孔子開創的私學卻使古代學校發生了根本變化。從此，出現了以學習文化典籍為主、以從事政治活動為目標的文士集團，六藝也轉變為《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古典文獻。私學培養的是“從政”、”治賦”、“使于四方”的治國安邦的人才，它面向社會招收各階層子弟，為官僚政治、布衣卿相局面的發展準備了條件，影響遠遠超出學校教育的范圍。繼起的戰國諸子也都是從事教育的大師，墨子、孟子有成百上千的學生，不求利祿的許行亦有門徒數十人，就連避世隱居的老子、莊子都各有自己的學生。這些私學擴大了教學領域，促進了百家爭鳴。在此基礎上，有些君主創辦學術活動中心，如魏國的西河、齊國的稷下等，都聘任各家各派大師“不治而議論”，講學爭鳴，以吸引四方游學之士，這些實際上就是新型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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