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歷史，流言曾經造成嚴重的國家級事件。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清朝的流言之災歷史相關信息，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清朝的流言之災歷史：

　　1768年，正值康乾盛世頂峰，這年春天，江南發生了幾起“叫魂”案。

　　江西小縣德清，某人把仇家的姓名八字寫在紙上請一個木匠用木樁打入水底而企圖置仇家于死命。一些流浪漢偷剪別人的發梢或衣角，即做魘勝之用。這引起了鄉民的恐慌，石匠、乞丐、游方僧等高度懷疑對象，或被扭送官府、或被扭打至死。

　　流言和恐慌傳播的速度極快。6月，“叫魂”謠言已經越出長江擴散到了近千里外上游城市的漢陽府。至初秋蔓延到華北，再向西行進，于10月在陜西境內出現。在半年時間里，“叫魂”這個幽靈就盤桓在了大半個中國。

　　這個既無實際傷害，又無政治企圖的流言，卻觸發了君主弘歷的敏感神經，他一口咬定妖術背后存在政治風險，并一手策動了全國性的除妖運動。

　　3個月來，軍機大臣們忠實地推動了對妖術的清剿?？墒撬麄兙趩实匕l現，最后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偽證，沒有頭緒的瑣屑細節，以及許多不明不白斃命的囚犯。官僚集團開始懷疑妖黨是否存在，軍機處的介入，使得真相大白：“所謂的‘叫魂’妖術只是產生于無知又滋長于嫉恨的一個幽靈??至此，本書故事中最初出現的那些角色──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終于都如釋重負地退出了歷史的記錄。”

　　故事講完了，深思不能就此打住。美國漢學家孔飛力調度著卷帙浩繁的奏折、上諭、史料，條分縷析，織錦般還原了歷史事件，并得出信息掌控與政治能力一致性的結論。這就是其口碑極高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對信息匱乏與失真的補救

　　大清帝國的根基，原來脆弱得經受不起一縷“叫魂”的風。江西德清一句坊間流言，被逐級放大后，竟然攪動了一個龐大帝國的官場，各種行政常規，田賦、科舉、河工、鹽政、肅貪，都要為其讓路，國家機器嘩啦啦地開動起來，為其讓路，全國大部分地區都感受到了這股妖術氣流帶來的震動。

　　將這縷風逐級放大的信息流通道有兩個：一是乾隆時期經濟發達，民間因商業需要而建立的幾乎覆蓋全國的信息網絡;二是清政府內部的通訊體系。

　　政府通訊體系所依存賴的組織，是典型的科層制。清朝基層的政權是州縣，他們原則上是不能越級同皇帝直接對話的，省級以上的督撫擁有這種權利，也有義務向皇帝本身報告自己負責的地方的情況。

　　按照制度設置，他們的折子先交到軍機處(秘書機構)，軍機大臣們在對報告做了初步的判斷后，把他們認為重要的報告交給皇帝，通常也附上自己的處理意見，皇帝往往也就根據折子處理意見做出批復。從這個過程來看，顯然，皇帝所能得到的，只是官僚希望他得到的信息。

　　乾隆皇帝很深刻地意識到了自己在信息流通領域內的不利地位，并且采取了許多反措施來對付官僚們的顢頇甚至是有意的隱瞞。

　　皇帝掌控信息的途徑又在常規渠道之外開辟機要渠道，即皇帝和各官之間的個人通訊熱線。密折由具折人的私人仆從或驛吏秘密送到皇帝御前，不經過中間官僚。上折人是皇帝特許的部院大臣、封疆大吏和科道，后來放寬到道員以上。密折放在專用的折匣內，甚至加上西洋鎖，鑰匙皇帝和具折人各一把，他人不得開閱。

　　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的飛抵乾隆皇帝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報人手中，驛路梨花紛飛，一騎絕塵，一只沉甸甸的木匣，里面裝著這個國家最高機密。

　　這種體制外或半體制外的制度，以自己比較私人的方式直接獲得信息或情報,從明朝開始實行內閣(即清之軍機處)制度開始，便建立了起來。明朝更側重于密探制度，即有名的東廠、西廠。清朝皇帝努力建立與地方大員的類似私人性質的“恩情”關系，并鼓勵他們直接上“密折”，力圖避開制度獲得更可信的信息。

　　一旦升為省級官僚，便標志著他們同皇帝之間建立起了一種以忠誠和依靠為特征的特殊關系。1768年中國的行省官僚是一個由63人組成的很小的精英圈子，弘歷通過朱批奏折操縱和牽引他的精英官吏。

　　千古膠著的信息控制與反控制

　　乾隆從一開始就對這樣一場包含內外兩條戰線的清剿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熱忱。他坐鎮北京和承德行宮，通過與各省督撫間的秘密通訊渠道，直接指揮著各省的清剿。乾隆運用其君主權威和帝王手段對他的督撫們不停地激勵鞭策和訓斥威脅，把這場兩條戰線的清剿上演得有聲有色，緊張激烈。

　　從表面上看，皇帝處于科層制組織的最高層，又處在信息流通的中樞位置，他所掌握的信息應該比處在基層的官僚更全面、更準確。

　　恰恰相反。這個金字塔尖的位置恰恰使他處于被蒙蔽的位置。

　　一方面是君主企圖通過控制信息來掌控官僚階層和百姓;另一方面，官僚階層通過截流信息來回避君主。在民眾和最高統治者之間，信息的傳遞遇到了官僚階層強有力的阻遏。

　　他們“謹慎地隱匿情報，小心地自我保護，隱瞞真相以掩蓋人際關系，百促不動以墨守常規程序。一個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設置障礙，僅以他日常的貪瀆和欺飾，就足以讓任何一個君主大傷腦筋”。

　　地方官在處理這些事件時的一般原則是就事論事的，如果沒有出人命，就大體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會動蕩。這就是為什么在叫魂危機發生的最初兩個月里，沒有一個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報告過地方上發生的妖術恐懼。各省官僚的這種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絡，共同對皇帝封鎖消息。

　　最初，官僚們是有意無意地不讓皇帝本人知道有巫術事件在地方發生;而后，當皇帝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情，官僚們又極力讓皇帝相信，這些事件是孤立的，地方性的;后來，當皇帝已經強勢介入，官僚們仍然盡力地通過過濾信息引導皇帝做出和他們自己一樣的判斷。

　　在清政府的政治體系中，官僚不僅是貫徹皇帝意志的工具，也是皇帝獲得他的帝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信息的根本渠道。他只有根據官僚們給他的信息來做出判斷和決策。

　　君主通過常規考評制度、私人親信的秘密奏報、恩典庇護和法律制裁等加強對官僚的控制，而官僚集團則借助信息的截流、轉移視線、集團內統一步調、將事件導入到常規化的安全軌道等來進行反控制。這是一場千古膠著的信息戰。

　　弘歷之敗的“賽點”

　　全國性的除妖運動，也是一場動員過程，整個事件的展開，是圍繞著中國當時的各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對巫術這樣一種東西的不同理解進行的，即是賦予意義。

　　叫魂案的三大參與主體是皇帝、官僚和普通民眾，“恐懼”是被賦予的共同意義。但是，恐懼是各不相同的：百姓恐懼的是妖術本身，弘歷恐懼的是謀反本身，官僚們則為統治者的恐懼而恐懼。

　　乾隆版本的恐懼——清朝建國已經100多年，但是清朝初年剃發、易服等強制行為激起的滿漢沖突、亡明遺黨曾經不屈不撓的反抗、甚至直到乾隆繼位也依然在民間傳遞的“反清復明”的口號，使滿族征服者一直保持著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經。

　　當妖術與發辮這類敏感詞聯系在一起，便觸動了最高統治者的敏感神經。乾隆的判斷所依據的理由，其實不是巫術事件及它所具有的意義，他判斷事情的著眼點，始終是整個帝國的安危和政權體制的正常運行，在他眼中，那些就事論事的官員是“短視”的。

　　官僚版本的恐懼——在處理叫魂案時，地方官幾乎都以它們是孤立事件來對待，因此，他們采取的方法也就很自然的是官場傳統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就事論事地處理，把它的影響盡量地控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況且，對大事他們自己無能為力，奏不奏報，相差無大，最終要靠中央軍的鎮撫。

　　皇權介入，是他們心生恐懼的唯一理由。輕則革職、重則問斬，決策者的頭等大事，就是執行者的頭等大事，這是中國官場上亙古未變的邏輯。

　　當官僚們不得不被攪動起來之后，依然沒有放棄對信息權的爭奪。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也是因為軍機大臣們很聰明地把一些有傾向性的材料給乾隆，讓“他自己”做出了放棄追查的決定。

　　民眾版本的恐懼——1768年，上溯十年，《紅樓夢》誕生了，是以盛世危言姿態面世。

　　雖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巔時期，但盛世軀殼之下是一個備受困擾的社會。“從一個18世紀的中國普通百姓的角度來看，商業的發展大概并不意味著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會變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著在一個充滿競爭并十分擁擠的社會中，他的生存空間更小了。18世紀60年代，中國經濟已將大量人口擠入一個不斷擴大的下層階級??人們對于赤貧者的責任感正不斷削弱并變得更為模糊。他們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圍種種看不見的趨勢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