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為中國古代官署名，六部之一，相當于今日的國防部。今天學習啦小編就為大家講講這嘉慶年間的兵部失印案，希望大家能夠喜歡哦。

　　嘉慶年間的兵部失印案：

　　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跟隨嘉慶帝，由湯山取道昌平一路祗謁東陵。鑾輿剛抵湯山行宮，兵部忽然奏報：庫貯行在印信遺失，印鑰及鑰匙牌也一并無存。嘉慶帝聞知，不禁大為驚愕。

　　以前各朝尚未發生過丟失部堂大印之事，而今此件大案怎不令嘉慶帝惱火?于是當即命行在軍機處傳諭步軍統領衙門，令其知會京師五城，多派捕役，嚴密訪察。同時，諭令留京王大臣會同刑部立即鎖拿兵部看庫人員，嚴行審訊。一經查有端倪，迅速具奏。

　　嘉慶帝認為兵部堂官未能事先預防，應首先給予懲處。管理部旗事務的大學士明亮，年已八十六歲，不能經常到署，雖舊日有勛績，仍被撤職并降了五級。兵部尚書戴聯奎，左侍郎常福、曹師曾，右侍郎常英，均被摘去頂戴，分別受到降調處分。只有漢右侍郎吳其彥，因赴任不久，且又出差在外，才幸免處分。

　　據兵部奏聞，兵部行印與行在武選職方及知武舉關防等司印貯藏在同一大箱，存于庫內。各印均為銅質，唯獨兵部行印及用印鑰匙牌系銀質。三月七日提取行印時，箱內銅鑄各印俱在，唯有銀印及銀牌遺失，而貯存印信之印箱又是在庫內舊稿堆上尋獲的。對此，嘉慶帝滿腹狐疑:各印既同貯一箱，何以只將銀印和銀牌竊去?竊賊倉猝之間哪有余暇將印箱移置高處?而銀鑰匙及鑰匙牌所值無幾，為何一并竊取?因此，嘉慶帝在渴陵路上的三家店、大新莊等行宮，連日寄諭留京王大臣和刑部堂官，將拿解到案之胥役人等嚴切根究，務令早日審個水落石出。

　　刑部經過連日審訊，兵部尚書鮑干謊供：上年九月初三日，即皇帝行圍抵京當天，已將兵部行印與知武舉關防及各司行印同貯一箱入庫。堂書周思緩曾于九月十三曰請領知武舉關防，于當月十七日送回貯庫。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請領兵部行印時，才查知印已遺失。當即派人四處尋找，庫丁康泳寧在舊日稿案堆空印箱尋獲。由于這個供詞紕纟翏甚多，因此，嘉慶帝諭令留京王大臣等嚴切追問堂書周思綬，同時飭知行在兵部，將上年隨圍的領催書役人等已來行在者，立即交行在步軍統領衙門，派員解部歸案。

　　四月三嘉慶帝謁陵后回到大內，審訊情形仍未見奏報。對此，嘉慶帝甚為不滿，當即斥責有關官員“疲玩性成，互相推諉”。四月九日，嘉慶帝諭令將莊親王綿課、大學士曹振鏞、吏部尚書英和以及刑部堂官俱罰俸半年，各衙門所派承審此案之司員均罰俸一年。同時，諭令綿課、曹振鏞、英和三人自四月十日起，每日必須赴部，“早去晚散，不可懈怠”，“若再遲延，嚴譴立降!”

　　四月十六日，兵部遺失行印案仍未審出實據，次日莊親王綿課等只得遞折上奏，請求議處。其實是想脫身，希圖另派他人了結此案。但嘉慶帝認為，此案業經綿課等審訊多日，口供屢次更改游移，斷不能另委他人審理。即使以后要將綿課等全行斥革，也要令其審出實情。于是諭令將綿課等先行拔去花翎，曹振鏞等降為二品頂戴，仍令其加緊研鞫，并限定于五月五日之前究出正賊或起獲行印。倘能如此，當立即予以開復。否則，將于初六H降旨治罪。

　　在嘉慶帝的督催下，刑部堂官等嚴刑詰訊，兵部堂書鮑干始供出：上年收印時并未開看，恐系上年秋圍路上遺失……。刑部堂官即刻派章京赴圓明園向嘉慶帝奏報這一消息。嘉慶帝思忖：行印有正、備印匣兩份。既然行印系上年秋圍路上遺失的，而鑰匙、鑰匙牌與行印及正印匣必然一并失去。那么上年九月初三交印時，一定是將備用印匣充抵入庫的。備用印匣既無鑰匙，又無鑰匙牌，如果事先不向鮑干囑托照應，收貯印信的鮑干豈會接收?果然，嘉慶帝于四月二十四日得到奏報：上年八月二十八日秋圍回鑾時，在巴克什營行印連匣被竊。是夜，看印書吏俞輝庭睡熟，竊賊潛人，將縛于帳房中間桿上的行印連匣竊去。爾后俞輝庭用備匣加封，.賄囑堂書鮑干冒混入庫&當時，兵部當月司員慶祿、何炳彝二人并未開匣驗視。此后，鮑干又賄通該班書役莫即戈私幵庫門，移動印匣，做出行印在庫被竊的假象。至此，遺失兵部行印案終于真相大白。

　　為尋找行印、捕獲竊賊，嘉慶帝先后數次命軍機處寄諭直隸總督方受疇和直隸提督徐錕，令其遴派能十員弁在古北口及巴克什營至密云一帶百里內外，梭織往來，明查暗訪，結果毫無所獲。嘉慶帝在徐錕的奏折上無可奈何地批道：“此印大約難得!”最后，只得諭令禮部重新補鑄了新的兵部行在印信。新印的印文和印式有所改易，所用銀兩及鑄造工費，則由兵部尚書松筠和上年秋圍時署理行在兵部侍郎裕恩賠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