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明治維新與軍國歧途，為什么這么說?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日本的明治維新歷史，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日本的明治維新歷史：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每逢提及日本，大多認可其自明治維新起在政治、文化、教育體制諸多方面的變革，而嚴厲批判其變本加厲的軍國主義侵略行徑。

　　今年，旅日華人學者宗澤亞以大量日方歷史檔案為依據，用圖文并茂的方式，寫出《清日戰爭》與《明治維新的國度》兩書，相繼在中國內地出版并引起關注，盡管作者對新史料的挖掘、對新視角的強調，使這套“姐妹篇”的部分描述和結論迥然有別于以往國內的研究，讓人耳目一新，但大體而言，并未背離上述傳統思路。

　　問題是，一些更加耐人尋味、更為關鍵的歷史細節，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1、日本國際化的入場券

　　《明治維新的國度》書如其名，對日本當時是個什么樣的國度介紹非常多，但對明治維新本身的分析卻有些粗略，尤其是此次近代化改革的核心議題——法律制度建設，著墨甚少。

　　一般認為，明治維新的真正目標，是建立一套近代化國家體系，其他改革都是輔助性措施，在19世紀末的東亞，“近代化”最大特點并不是能造多少槍炮、會造什么機器，而是有一套完整、規范的法律體系。

　　西方列強入侵東方各國，頭等大事之一是取得“領事裁判權”：洋人在“貴國”犯了事，不能依據本地法律審判，而要用洋人自家的法律審判。

　　反過來說，要想收回治外法權，第一要務就是完善國內法律體制，明治維新之后，這也長期是日本政界高層的焦點議題。

　　1875年(時為明治八年)，日本發布太政官58號令，正式導入立憲政體;1876年9月，憲法取調局設立;1880年《日本國國憲案》規定天皇要發誓遵守憲法;1885年建立內閣;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1891年，日本加入國際公法會。

　　正因法律制度不斷完善，日本才得以修改不平等條約，1888年、1893年，日本分別與墨西哥、夏威夷兩國達成平等條約，英國也在1894年7月16日與日本修改原來的不平等條約。

　　注意，日英條約修改之后半個月，甲午戰爭才正式爆發，換句話說，英國并不是因為日本戰勝清朝而成東亞強國才同意修改條約，而更多是因為日本法律制度已不斷健全。

　　對明治憲法，《清日戰爭》一書引用部分條文，意在說明天皇仍是“實權君主”，不是“立憲君主”，然而，明治憲法本是一個矛盾體，如第一條規定“日本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第四條又規定“天皇要根據憲法履行權力”，到底是絕對君主制還是君主立憲制，這部憲法里沒說清楚。

　　事實上，憲法制定者伊藤博文傾向于立憲君主制，卻又必須為新生的近代日本找到精神領袖——天皇是再合適不過了，而為了限制天皇權力，早在1886年9月，伊藤博文就與明治天皇達成“機務六條”，其核心精神是：非首相邀請，天皇不得參與內閣會議，即不得直接干政。

　　伊藤博文更親自表態，憲法第四條才是核心，進入大正時代(1912-1926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者美濃部達吉發表論文，以第四條為核心重新解釋明治憲法，將天皇從絕對君主之位上拉下來，僅成為國家統治的一個“機關”，大正時代，“天皇機關說”一直是日本法學界的統治性理論，就連后來的昭和天皇也私下表示過：自己同意此學說。

　　2、此“不平等”與彼“不平等”

　　宗澤亞在兩本著作中對近代日本與各國的外交關系有過關注，但篇幅稍顯簡略，不離常軌，特別是忽略了明治時期日本人最關注的外交焦點：修訂不平等條約。

　　從最早巖倉使節團出訪各國，到后來開設鹿鳴館招待各國外交官，再到反復完善國內法律體系，日本一代又一代外交精英都在尋求修改不平等條約，其中最重要的一環，莫過于前面已述及的1894年7月日英修約。

　　有意思的是，日英修訂條約前，日本民間“國權派”人士搞過很長一段運動，要求保留不平等條約。

　　為什么?很簡單，不平等條約對日本人不平等，對英國人也“不平等”，因為條約規定：英國人只能在外國人僑居地做生意，這嚴重限制了英國商人的擴張欲望。

　　當時日本政府的態度是：以開放全國市場為交換，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在日英國人須遵守日本法律。

　　至于“國權派”則主張：咱們別主動，等英國人忍不住了，自然會來修改條約，我們就可以獅子大張口，要英國人讓渡更多利益。

　　1893年，日本政府允許英國人在日本內地雜居，“國權派”六大黨派隨即形成所謂“對外強硬六派”，11月28日，“對外強硬六派”聯合對眾議院議長、政府派領袖星亨提出不信任案，逼其下野;兩天后，首相伊藤博文宣布解散議會，重新大選。

　　1894年3月舉行大選，支持政府的一派沒能獲得多數，局勢越發微妙，“對外強硬六派”隨即舊事重提，再度要求廢除條約修改案，結果僅以5票之差遭否決，形勢對執政當局非常不利，6月2日，伊藤博文只得又一次解散議會。

　　恰好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清軍應朝鮮政府要求出兵幫助鎮壓，伊藤博文眼見可將日本內部政治矛盾轉移到敵對的清朝身上，立即決定當日出兵朝鮮——于是，最終釀成了改變東亞實力對比和歷史走向的甲午戰爭。

　　由修改不平等條約而引發國內政局動蕩，再由轉移國內政治矛盾引發大規模戰爭，繼而取得對他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主導權，歷史就是這樣讓人無語。

　　當然，將國內矛盾外部化，也是日本近代最愛用的一招，甲午之后，另一個顯著例子是：1931年關東軍突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日本首相若槻禮次郎本不想事態擴大化，但礙于軍部在內搗亂，右翼民粹主義又興風作浪，只得在最后關頭屈從于既成事實。

　　3、“脫亞”“興亞”的異化之路

　　宗澤亞在兩本書中大量描述了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時期日本思想界的動向，有關日本民族主義及日本人對華觀感的內容，尤為詳盡，但其中也有可議之處，比如所謂福澤諭吉倡導的“脫亞入歐”思想，就與學界最新的研究發現有所出入。

　　1885年3月16日，日本《時事新報》刊載《脫亞論》一文，指明中、朝兩國是日本的“惡友”，倡導拋棄亞洲、與列強為伍，此文被看作“脫亞入歐”思想的源頭，然而文章發表了10天，東京三大報紙上均未見輿論回應，沒有人夸，也沒有人罵。

　　研究表明，自1885年起近70年里，日本學界幾乎沒有人引用或提及該文，直到1951年，史學家遠山茂樹才把文章重新刨了出來，當作日本擴張主義的“肇始”，由此可以推斷，《脫亞論》一文對日本明治時代的思想潮流及現實政治，應該不會有太大影響。

　　更重要的是，《脫亞論》一文是匿名發表，福澤諭吉本人終其一生從未承認文章是自己所寫，直到1933年，他去世三十余年后，該文才由其弟子石河干明收錄進《續福澤全集》。

　　福澤諭吉雖大力主張學習西方，也辦大學教授西洋知識，但就其核心政治理念而言，他恰好站在“脫亞”的反面：興亞。

　　19世紀80年代，日本曾有個著名的“亞細亞主義”組織——興亞會，福澤諭吉是它的顧問，他大力引進朝鮮留學生，支持朝鮮近代化改革運動，不過很可惜，這些朝鮮留學生回國以后，大多成了日本侵略軍的“帶路黨”。

　　談及甲午戰爭爆發在日本方面的思想根源，“脫亞入歐”論常常首當其沖被大加鞭撻，但細細審視歷史，近代日本雖然模仿了歐美制度，并借助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等連續取勝，迅速躋身強國行列，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待近鄰的態度依然是以“亞細亞主義”為主：要聯合中、朝等亞洲國家，共同將白人驅逐出去!

　　事實上，“脫亞入歐”四字連用，在二戰前的日本公開輿論中非常罕見，相反“亞細亞主義”一說，不僅風靡日本，還影響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幾代中國人，從第一任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到變法首腦梁啟超，再到革命偉人孫中山，甚至抗戰巨奸汪精衛，都曾經不同程度地推崇過“亞細亞主義”思想，這也影響了他們在不同時期實際處理對日關系時的種種舉措。

　　當然，這個“亞細亞主義”是逐漸異化的，一開始，日本還重視幫助中、朝等國，到了日俄戰爭(1904-1905年)之后，以激進軍人為代表的日本官方野心膨脹，覬覦“亞洲盟主”寶座，相繼吞并朝鮮半島，劍指中國東北。

　　“九一八事變”前后，日本當“亞洲盟主”不過癮，要進一步變成“亞洲統治者”了，最終，在二戰期間演變成了臭名昭著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

　　相關資料介紹：

　　明治維新，是指19世紀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沖擊下所進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面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 。

　　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進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進行工業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開化"、社會生活歐洲化，大力發展教育等。這次改革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逐漸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開端，是日本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明治維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過學習西方，“脫亞入歐”，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同時，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擺脫了民族危機，成為亞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獨立的國家。但明治維新具有不徹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舊日本時代的封建殘余。后來，日本走上了對外侵略的道路，躋身于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的行列。

　　明治天皇經過明治維新而漸趨富強的日本，利用強盛的國力，逐步廢除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在1895、1904年分別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擊敗昔日清帝國與俄羅斯，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但其改革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土地兼并依然嚴重等封建殘余現象，與日后發生的一系列日本難以解決社會問題相互影響，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擴張的道路。而后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軍事力量也快速強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別于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擊敗昔日強盛的兩個大國—大清帝國(1644～1911)與沙皇俄國(1721～1917)，受到西方列強的注意，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脫亞入歐”論也在此時成為正論。

　　維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會地位大幅下降;而隨著俸祿漸次縮減，武士的經濟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種種皆導致士族對明治政府的不滿，武力抗爭因此接二連三地發生。維新功臣西鄉隆盛以鹿兒島縣為中心，于1877年6月18日年所發動的西南戰爭，成為最后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戰役。戰敗之后，殘余的士族成員轉入地下活動，與板垣退助所主導的“民選議院設立運動”結合，透過“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對勢力。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公布，成為亞洲第一部成文憲法;1890年，日本國會(帝國議會)正式開始運作。

　　至于社會、文化方面的改變，隨著留洋知識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等)吸收并引介西方文化與典章制度進入日本，以及眾多現代化事物的引進，“文明開化”的風潮逐漸形成，對于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不只物質需求與生活習慣上出現西化的轉變，在教育系統與社會組織的廣泛推行下，思想與觀念上也逐漸有了現代化的傾向(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與西式禮儀);文藝上的影響也不小。

　　另一方面，雖然明治政府銳意改革，但整體而言較為偏重促使國家強盛的結果，也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出身藩地的有權有勢者長期掌控國政，形成勢力龐大的“藩閥政治”體系、土地兼并依然嚴重、新興財閥壟斷市場經濟等現象。這些負面問題與日后發生并累積的一些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相互影響，最終直接或間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