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的侵華方針
日本早期的侵華方針是怎樣的?從《田中奏折》來看日本早期侵華戰略的方針的話又是怎么樣的?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日本早期的侵華方針相關信息，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日本早期的侵華方針：
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思想和政策是由來已久的，1552年和1597年，豐臣太吉兩次發兵侵略朝鮮，妄圖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征服亞洲，他的狂妄侵略行徑被朝鮮人民和朝中聯軍徹底粉碎。
到了18世紀90年代，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語》竭力鼓吹入侵堪察加、庫頁島和滿洲。
1823年，佐藤信淵在其《宇內混同秘策》一書中宣稱：“皇大御國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各國之根本”，因此，皇國號令世界各國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據這一“天理”，日本要首先并吞滿洲，繼而將中國全部領土劃入日本版圖，爾后從東南亞進軍印度，合并世界各國。
19世紀50年代，吉田松陰曾主張：急修武備，一俟船堅炮足，北割滿洲之地，南取臺灣、呂宋諸島;又叫囂：與俄美講和，乘此間隙培養國力，轉而掠取朝鮮、滿洲、中國，“致對俄美貿易中之所失，亦可由略地朝鮮滿洲而取得補償。”
1872年末到1873年，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等人為了“將希冀內亂之心轉移于外，行興國之遠略”，最初計劃侵略臺灣，隨后計劃侵略朝鮮。
1874年，大久保利通實施了西鄉等制定的遠征臺灣計劃，悍然侵犯我國臺灣，日本侵略軍登陸后，對臺灣人民進行了殘酷的屠殺，事后，又從我國獲取50萬兩白銀的“賠款”。
1875年作為“征韓論”的發展，武裝侵略朝鮮，制造了“江華島事件”，這些強盜行徑，說明日本政府推行的“富國強兵”國策，就是一個擴張侵略的國策。
日本陸軍參謀總長山縣有串在其1880年寫的《鄰邦兵備略》中曾明確地說：“查兵之多寡，較諸國之貧富尤為當務之急”，“強兵為富國之本”，所以，在推行這一國策的初期，就迫不及待地對中國和朝鮮進行了擴張侵略，日本資本主義大體上是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在1897年至1911年這段時間發展成為帝國主義的。
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日本吞并了朝鮮，奪取了臺灣和庫頁島南不，取得了遼東半島的租借權，成為帝國正義五個列強之一。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臺灣、吞并朝鮮后，就陰謀獨占整個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壟斷資本大發戰爭財，經濟實力急劇膨脹，成為公認的“帝國主義暴發戶”，進入20年代，發生了戰后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日本受到這場危機的沖擊，日本統治集團決定發動大規模侵略中國和亞洲的戰爭，以擺脫經濟和政治危機，爭奪新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并全面控制中國進而控制亞洲，稱霸世界。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義一以首相兼外相的身份，在東京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外務次官森恪、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陸軍次官田俊六等，這次會議完全是田中義一為制定侵華政策而召開的。
田中在7月7日的一次會上宣稱：“……有關我國對華政策的實施的具體辦法，本大臣和各位另行商議”，在這次會議之前，田中等人與參謀本部、陸軍省和外務省的一些極端軍國主義分子，就“大陸問題的解決辦法”進行了秘密磋商，并確定了“把滿蒙從中國分割開來，劃為單獨的區域，在這個土地、地區上滲入日本的政治勢力”的方針。
在這一方針的驅使之下，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恒于1927年6月1日，向日本當局提出了《關于對滿蒙政策的意見》，強烈主張“帝國此刻必須以扶植其在東三省和熱河特區的實力為對華政策的基點”，田中在7月7日的會議上，以“訓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確的侵貨方針《對華政策綱領》。
在公開發表的“綱領”中，一開頭就公然將中國領土區分為“中國本土和滿蒙”，妄圖把中國東北分割出去，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他宣稱：“關于滿蒙尤其是東三省”，是一個“在國防上及國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關系”的特殊地區，有“特殊的考慮”的責任。
1927年7月25日，田中義一提出了世界歷史上罕見的極其露骨的侵略計劃“滿蒙積極政策”，世稱《田中奏折》，這個秘密文件的主要內容是闡述侵略中國的方針政策。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是：“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日本獲取全中國的資源以后，“就可以進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島、中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大和民族在亞洲大陸顯露身手，掌握滿蒙的權利則為首要關鍵。”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應開拓滿蒙富源，以培養帝國恒久的繁榮”，為此，日本必須千方百計地取得滿蒙的土地商租權、鐵路建筑權、礦權、林權、對外貿易、海運、金融權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滿蒙;設置日本政治、財政、軍事顧問和教官;大力獎勵朝鮮移民;派遣軍人潛入蒙古，控制舊王公等。為了管理滿蒙的事務，日本政府要設置拓殖省即殖民部。
《田中奏折》認為：“日本除采用'鐵血'政策而外，而能排去東亞的困難”;“將來欲制中國，必以摧毀美國勢力為先決條件，”“不得不與美一戰”，最近將來，在北滿地方必與赤俄沖突，因此，日本計劃以軍事為目的，迅速修建幾條具有戰略價值的鐵路，把滿蒙與朝鮮連成一體，加強對我國東北的經濟掠奪。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驟是：第一期奪取臺灣，第二期奪取朝鮮，第三期奪取滿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國，第五期征服全世界。
該奏折寫道：第一期征服全中國，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該奏折寫道：第一期征服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皆已實現，唯第三期征服滿蒙以征服中國全土，……則尚未完成，奏折繼而提出侵略中國的具體辦法。
后來，日本軍國主義即按此計劃，以“鐵血主義”即武裝侵略的方針，并通過“貿易”、“移民”、“開拓”、“經營鐵路”、“經營廠礦企業”等等一系列侵略形式，不斷擴大和加強其在我國東北地區的侵略范圍和勢力。
直至30年代發動“九·一八事變”，用武力侵占了我國東北，制造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繼而，又發動了“七·七事變”，對我國進行全面的武裝侵略戰爭，所有這一切都說明，自“東方會議”以來，田中的罪惡侵華計劃已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一步一步地變成了現實。
相關資料介紹：
《田中奏折》原件稱《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這份秘密文件據說是愛國志士蔡智堪利用日本政黨的關系，和他在日本經商多年的朋友關系，冒著生命危險潛入日本皇宮內的皇室書庫，用了兩個夜晚抄錄完成的。在1929年末經南京《時事月報》披露以來，其真偽問題已爭論了半個多世紀。
《田中奏折》據稱由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給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不過該奏折在多年后，現已被很多學者認為是虛構而不存在的。被認為日文原本的《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實際上是由參謀本部鈴木貞一少佐應外務省次官森恪寫的一個關于對中國問題的備忘錄。雖然鈴木貞一是昭和軍閥的核心領袖之一，日后貴為企劃院總裁，28個甲級戰犯之一。但當時他還不為中國人所知，在中國發表的時候就了田中義一的名字，以達到宣傳效果。這份文件的發表對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打消了一部分人對日本的幻想。是一份宣傳戰的杰作。
山浦貫一編《森恪》一書，全文刊登了鈴木于1940年的談話:"在召開東方會議的時候，我在參謀本部工作。森恪說要見我，我就同他見了面。問他是什么事情呢?森說:'政治家不同軍部真正打成一片，要解決大陸問題是很困難的。無論如何，必須懇切會談。……'于是，我就問森，是不是真干。他說，真的干。我說，真的干我確有想法。森表示了他自己對東方會議的想法。總之滿洲的治安由日本負擔，以此為中心，把一切干起來，就是說，要解決滿洲問題，舉凡土地問題、商租權問題、各種糾紛問題，都要從頭到尾，一切加以解決。森的意見就是這樣。對此，我說解決滿洲問題這樣就行，但從形勢來看，我有我的看法。于是森叫我把意見寫出來。這個方案，僅就方針而言，是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割出去，成為另一個地區，使日本的政治勢力進入這塊土地、這個地區，并使之成為東方和平的基礎。這一點應當成為日本應該干的一切內治、外交、軍備以及其它所有政務的政策中心。……我把這點告訴了森，森恪立刻表示同意，說:'那就這么干吧!'現在有點重復--森恪回答說，但現在突然把這個方案拿到內閣討論，大臣不會贊成。我說:說服大臣不正是政治家的任務嗎?森說:'總之，這一點我一個人的力量辦不到。剛巧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在東京，同吉田商量一下吧。'于是我同森、吉田一起見了面。
但是吉田說:這樣做必須使美國無可插嘴，剛巧齋藤博從美國回到東京，和齋藤商量一下，怎么樣?齋藤很了解美國的情況。但是赤裸裸地提出這樣的想法，不僅內閣，就連元老、重臣都不會答應，因此必須在這個方案上包上一層糖衣，包什么樣的糖衣呢?那就和齋藤商量一下吧。于是，我們中間又加進齋藤，進行聚會。結果，齋藤執筆修改我所寫的方案。就是說，一個用糖衣包起來的方案。根據齋藤的想法，日本要在滿洲工作，打下不讓美國說三道四的外交基礎。根據這些，吉田和齋藤做外務方面的工作。就是說，所謂東方會議是使這種政策執行起來具有糖衣包起來的作用。
于是，吉田對元老、重臣進行游說;森負責內閣和政界方面;齋藤對外務省和美國做因勢利導的工作。成就了這樣的事情。"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鈴木貞一1940年談話不僅是"東方會議的內幕史"(山浦貫一的評語)，而且詳盡、具體地揭示了"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方案炮制的經過和真相。
"當時在參謀本部作戰課工作的步兵少佐鈴木貞一受森恪的委托，與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以及當時任陸軍大學教官、不久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的步兵中佐石原莞爾等人商量之后，歸納出日本應當采取的有關滿蒙政策的積極意見。森與鈴木帶著這個意見同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會晤，進行磋商。吉田認為:這個侵略計劃過分赤裸裸了，在國內外都通不過，需要用糖衣包裹起來;認為進行這一工作的適當人選是當時賜假歸國中的日本駐紐約總領事齋藤博。因此，吉田介紹了齋藤。就這樣，鈴木將陸軍少壯參謀對滿蒙積極政策的主張歸納為文件，齋藤將它加以修改而成。"
鈴木兩篇談話是日本現存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雖然兩者繁簡不同，但基本內容是一致的。在認為田中奏折確實存在的學者眼中它是重要的證據，足以證明:《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原件是日本官員森恪、鈴木貞一和吉田茂等一伙人炮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