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一大批文學家，如曹操、曹丕、曹植、蔡文姬、邯鄲淳等，他們在銅雀臺，用自己的筆直抒胸襟，抒發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掀起了我國詩歌史上文人創作的第一個高潮。由于其時正是漢獻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稱為建安文學。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建安文學的概況及評價，希望對你有用!

　　建安三曹圖片

　　建安文學的概況

　　東漢末年一大批文學家，如曹操、曹丕、曹植、蔡文姬、邯鄲淳等，他們在銅雀臺，用自己的筆直抒胸襟，抒發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掀起了我國詩歌史上文人創作的第一個高潮。由于其時正是漢獻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稱為建安文學。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安。漢沛國譙(今亳州)人曹操組建青州兵，挾持漢獻帝，統一北方，社會有了比較安定的環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學修養，由于他們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學有了新的生機。在當時建都的鄴城銅雀臺(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境內)，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詩、賦、文創作都有了新的突破。

　　尤其是詩歌，吸收了漢樂府民歌之長，情詞并茂，具有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漢末的社會現實以及文人們的思想情操。因發生在漢獻帝建安時期，故后人稱這一時期的文學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為核心。曹操是建安文學的主將和開創者，今存其樂府詩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寫了軍閥混戰時期的慘景，《短歌行》更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詩歌委婉悱惻，多以愛情、傷感為題材。兩首《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七言詩。其所著《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是這一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流傳下來的詩賦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繪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寫愛情的《美女篇》，《洛神賦》等，曹植寫《七步詩》的原委，更流傳為盡人皆知的佳話。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學對后世的深遠影響。

　　建安文學興盛的原因

　　建安文學之所以興盛，與其時代背景有很密切的關系。東漢末年州牧割據，戰禍延綿，人民妻離子散，四處逃亡，或死於亂軍之中，或死於饑荒癘疫。建安文人生活於這個巨變的年代，目擊種種社會的慘狀，極有切身的感受。故當時的文學作品，多有反映現實的主題，描寫戰亂、人民疾苦和渴望國家統一的作品大量產生。可見時代環境的刺激對建安文學的興盛是有重大影響。

　　儒學的衰微亦助長建安文學的興盛。自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一直在思想上占據著統治的地位。儒學傳統的文學觀點乃是原道宗經，文學一直只是經學的附庸，窒礙了文學的自由發展。東漢傾頹，傳統的儒學已失去了統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學開始擺脫了經學的束縛。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傳統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為明顯。他們不再將文學視為闡發經義的工具，而是用來反映現實生活和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學的道路更為開闊。

　　另外，文學批評的盛行和發展也帶動了建安文學的興盛。正由於社會紛亂，儒學式微，建安文人對文學的價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對各種文體的特點、文章的風格與作者的關系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經常相互探討批評，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當時最舉足輕重的一篇文學批評之作，可知建安文學的發展與文學批評不無關系。

　　當時領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學更為興盛。曹操父子不單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更是政治的領袖人物，「奉天子以令不臣」。他們愛好文學，廣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舉」，促成了一群有水準的文人共同創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才之馀，自己亦有優秀的文學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對建安文學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他們喜好文學，對文士自然禮遇有加，不同於過去的統治者將之視作「俳優」，相反卻是一同從事創作，討論文章，相處如賓如友。是以文學風氣變得活躍，建安文學興盛，與統治者的態度有莫大關系。

　　最后，建安文學的興盛，實際也是文學發展的規律。兩漢文學為建安之興起了準備作用，詩、賦等等，皆啟發了建安的作家們。例如建安文學的現實精神，就是師承於漢代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三祖陳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樂府舊題名篇反映現實。古詩十九首等亦為建安抒情詩提供了借鑒。

　　建安文學的文學崛起

　　從東漢桓、靈之時，后黨秉政，中涓弄權，朝政昏暗無比，以至于人民怨聲載道，終于導致了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藩鎮借著剿滅黃巾的機會，發展自己的力量，地方勢力漸漸強大起來。東漢王朝在風雨飄搖、天下大亂之際搖搖欲墜。漢獻帝即位后，屢屢遭到播遷，需要仰仗權臣的鼻息才能生存下來。尤其是曹操挾獻帝遷都于許，借著天子的名義使令諸侯之后，漢獻帝已經成為了一個傀儡，權威盡失，威風盡喪。

　　而儒家的正統思想統治，則在東漢末年的戰火紛紜中轟然倒塌。人們的思想文化觀念在社會無序、天下大亂的情況下，必然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于是各種離經叛道的思想觀念，突破了儒家思想道德觀念的束縛，紛紛應時而出。儒家思想不但已經失去了權威，而且不再成為人們道德標準和價值尺度。當時的社會，一切都處于失范狀態之下。人們縱情任性，特立獨行，突出自我意識，又追求個人的精神和享受。在這樣無意識的社會條件下，傳統文化在建安時期不可避免的發生了改變，從而呈現出多種文化爭奇斗艷，齊頭并行的狀態。

　　無論是從文化的進化還是演變的角度來看，建安時期的文化裂變，都是一件值得我們給予其充分贊揚和肯定的事情。正是有了建安時期的文化裂變，才使得各種文化思想能夠紛紛登場以及流行。

　　建安時期政治局勢的動蕩，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種應運而生的思想觀念的碰撞，各種社會文化行為不僅極大的改變了人民的思維方法和行為方式，改變了人們看待社會、思考問題的層面，而且極大的促進了人們對人生價值的再一次認識，激發了人們的進取精神，提升了人們的個性意識，刺激了文士的創作欲望。建安時期的文學，就是在這種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得不說的是，在建安時期，尤其是漢獻帝遷都，曹操平定冀州后，文學的發展獲得了一個相當寬松的社會文化環境，文學士人在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同時，"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創作出許許多多表現時代精神，反映時代生活，展現時代風貌的文學作品，使得建安時期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繁榮時期。

　　建安文學的影響

　　1、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是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曹操。他詩歌創作 代表作品有描寫漢末戰亂和人民苦難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現統一天下雄心壯志、充滿積極進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現了他博大的胸懷;《觀滄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描寫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氣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現了作者對賢才的渴慕，《龜雖壽》中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表現了曹操積極進取精神。

　　2、曹操是建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開用樂府舊題寫時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詩也不少優秀之作，他學習漢樂府，但又有自己的風格。

　　3、現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詩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論·論文》是現存最早的文學專論，他提倡文學，對建安文學的繁榮起了推動作用。

　　4、曹植的生活和創作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稱帝為界線，

　　5、曹植詩歌創作的代表作有描寫游俠少年的高超武藝和愛國精神的《白馬篇》，其中"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集中表現了少年的愛國精神;鼓勵朋友建功立業的《贈徐干》;在思婦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悶的《七哀》;描寫一個少年斬斷羅網，拯救一只黃雀的故事的《野田黃雀行》;描寫海邊人民貧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惱寄托自己懷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鐘嶸稱他的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

　　6、建安時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詩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稱見于曹丕的《典論·論文》，指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7、"七子"的詩歌創作中反映社會動亂和人民苦難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詩》其一，其中"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表現了戰亂給人民帶不的苦難。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等;抒寫個人的抱負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劉楨的《贈從弟》三首等。

　　8、現存題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憤詩》，騷體《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憤詩》。

　　建安文學的文學特點

　　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從黃巾起義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約五十年時間。在東漢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爭奪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統一北方的大業，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為核心的鄴下文人集團。建安詩歌便是社會由分裂動蕩趨向統一這一歷史時期的產物。"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代特征，建安文人開闊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遠大抱負、積極通脫的人生態度，直抒胸臆、質樸剛健的抒情風格，形成了建安詩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氣、慷慨悲涼的風貌。為中國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并確立了"建安風骨"這一詩歌美學風范。

　　建安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期，建安文學中所反映的人在社會角色義務之外，還有個人的情趣，愛好，公共的社會生活之外還有私人的日常生活。建安文學是充分展示個體生命的文學，它充分展示著偉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和價值.。

　　東漢王朝恢復，曹操便制訂了"外定武功，內興文學"的治國方針。曹操在逐個消滅各個割據勢力，消除戰亂，實施一系列富國強兵措施的同時，身體力行，積極領導發展文學事業，"御軍三十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以及追隨他們的建安七子:孔融(唯其與曹操政見不一)、王粲、陳琳、徐干、阮瑀、應玚，劉楨及一、二十位文人學士亦仿照曹操積極努力創作。建安時期，無論是詩歌、辭賦，文章等都獲得了極大的進步，尤其是詩歌，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文人詩的創作高潮，使漢樂府詩完全成熟，五言詩體得以發展，七言詩體從此開創。曹操又率先沖破儒學的禁錮，打破當時盛行的駢體文格式，采用通脫的文體作文章，追隨他的文人學士亦積極響應。在北方，不僅出現了一個文學繁榮的局面，而且使一代文風得以轉變。這一時期的文學被稱之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為推動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尤其是對后來的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建安風骨

　　指漢魏之際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詩文的俊爽剛健風格。 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并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后人尊為典范。無論是"曹氏父子"還是"建安七子"，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這種駿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 "風骨"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學品評的主要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