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指北宋與契丹(遼朝)之間在澶州(古稱澶淵郡，今河南省濮陽市)訂立的和約。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遼蕭太后與遼圣宗親率大軍南下，深入宋境;宋真宗想遷都南逃，因宰相寇準的勸阻，才勉強至澶州督戰(zhàn);宋軍堅守遼軍背后的城鎮(zhèn)，又在澶州城下射殺遼將蕭撻覽;遼害怕腹背受敵，提出和議。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遼蕭太后與遼圣宗耶律隆緒以收復瓦橋關(今河北雄縣舊南關)為名，親率大軍深入宋境。蕭撻凜攻破遂城，生俘宋將王先知，力攻定州，俘虜宋朝云州觀察使王繼忠，宋軍憑守堅城。宋廷朝野震動，真宗畏敵，欲遷都南逃，宋朝大臣王欽若主張遷都升州(今江蘇南京)，陳堯叟主張遷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宰相寇準力請宋真宗趙恒親征。宋真宗被迫北上。這時寇準倚重的將領是在歷次抗遼戰(zhàn)斗中屢立戰(zhàn)功的楊嗣和楊延朗(楊業(yè)之子，后改名延昭)等人。楊延朗上疏，建議“飭諸軍，扼其要路，眾可殲焉，即幽、易數(shù)州可襲而取”，但未被采納。宋軍在澶州前線以伏弩射殺遼南京統(tǒng)軍使蕭撻凜(一作覽)，遼軍士氣受挫。

　　從以上資料來看，遼國在北宋邊境不斷挑釁，直至揮師進逼，可見其覬覦中原之心，其妄圖吞并北宋，引發(fā)兩國之間的戰(zhàn)爭，這便是之后兩國所締結的澶淵之盟的直接原因。

　　遼軍至定州，兩軍出現(xiàn)相峙局面，王繼忠乘間勸蕭太后與宋朝講和。遼恐腹背受敵，提出和約，初為真宗所拒。十一月，遼軍在朔州為宋軍大敗，岢嵐軍的遼軍因糧草不繼撤軍。遼軍主力集中于瀛州(今河北河間)城下，日夜不停攻城，宋軍守將季延渥死守城池，激戰(zhàn)十多天未下。蕭撻凜、蕭觀音奴二人率軍攻克祁州，蕭太后等人率軍與之會合，合力進攻冀州、貝州(今河北清河)，宋廷則“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戌卒會天雄軍”。遼軍攻克德清(今河南 清豐)，三面包圍澶州(今河南濮陽)，宋將李繼隆死守澶州城門。

　　遼朝統(tǒng)軍蕭撻凜恃勇，率數(shù)十輕騎在澶州城下巡視。宋軍大將張環(huán)(一說周文質)在澶州前線以伏駑射殺遼南京統(tǒng)軍使蕭撻凜，頭部中箭墜馬，遼軍士氣受挫，蕭太后等人聞?chuàng)閯C死，痛哭不已，為之“輟朝五日”。《遼史》載：“將與宋戰(zhàn)，(蕭)撻凜中弩，我兵(遼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此時宋真宗一行抵澶州。寇準力促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門樓以示督戰(zhàn)，“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shù)十里，氣勢百倍”。

　　趙恒到北城轉了一圈后，也受到這種氣氛的感染，加上也感覺到契丹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于是也就安下心來，留寇準在北城全權各項事宜，自己回南城住下。而這個時候，契丹方面卻遇到了一定的困難，因為盡管他們這次出兵進展順利，但是戰(zhàn)線拉得過長，補給非常困難，再加上孤軍挺進宋朝腹地，萬一戰(zhàn)敗，后果不堪設想。蕭太后本身也是一個很務實的領導人，在出兵之前，她已經(jīng)做好了可戰(zhàn)、可和的兩手準備，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也有心同宋朝和談，于是就聽從了降將王繼忠的建議，派人赴入澶州轉達了自己罷兵息戰(zhàn)的愿望。

　　這也正是趙恒的心愿，所以當即回信表示宋朝也不喜歡窮兵黷武，愿與契丹達成和解，又派出殿直曹利用作為使臣去與契丹洽談議和事宜。寇準在聽到消息后，急忙趕回南城向趙恒苦諫，稱契丹已是強弩之末了，正是打敗他們的大好時機，邊防大將楊延昭也派人上書，稱敵軍人困馬乏，我軍士氣高漲，正應該趁此良機，扼守各路要道，對敵圍而殲之，然后再乘勝北上，收復燕云十六州。可惜趙恒畏敵如虎，只想媾和，而朝中大臣們也都懼怕契丹，紛紛表示支持合議，甚至聯(lián)合起來攻擊寇準擁兵自重，寇準無奈之下，也只得同意與契丹講和。

　　雙方既然都有心和解，剩下的事情也就好辦了，無非就是討價還價上的問題了。趙恒財大氣粗，也不在乎錢，起先契丹派人說要宋朝歸還被周世宗奪走的瓦橋關南之地，趙恒生怕割地求和，會遭后人唾罵，于是就對使臣曹利用說道：“割地免談，錢給多些不必心疼。”曹利用就問底線到底是多少呢?趙恒不假思索地道：“如事不得已，百萬亦可。”寇準聽到之后，又暗中把曹利用叫了過去，說道：“皇上雖有百萬之約，但要是超過三十萬，我就砍了你的腦袋。”

　　曹利用領命去了，此時契丹求和心切，也不敢獅子大開口，幾經(jīng)討價還價，雙方達成了宋朝每年給契丹三十萬銀絹的數(shù)字。曹利用自覺很光榮地完成了任務，興沖沖地回去交旨。請見之時，趙恒正在吃飯，侍者就問曹利用許給契丹多少銀兩，曹利用說道：“事關機密，必須得面奏皇上。”侍者說道：“大概有個數(shù)字，好讓皇帝心里有個底。”曹利用還是不說，只是伸出三個手指放在額頭上，意思是三十萬兩。

　　侍者進去回稟，趙恒問道：“曹利用到底許給契丹多少銀兩啊?”侍者回道：“具體不知道，大概是三百萬兩。”趙恒聽完大叫一聲道：“啊!這太多了!太多了!”然后愁得捶胸頓足，過了好半天，又忽然想開了，說道：“三百萬就三百萬吧!咱們宋朝不差錢!”等過了一會兒，趙恒吃完了飯，把曹利用宣了進來。曹利用剛聽到趙恒在殿里大呼“太多了”，嚇得心驚膽顫，一進殿就伏地請罪道：“臣罪該萬死，此次許給契丹的銀兩太多了。”

　　趙恒更加認定是三百萬兩，但還是要證實一下，便有氣無力地問道：“你到底許給他們多少銀兩啊!”曹利用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答道：“三十萬兩。”趙恒聽完又是“啊”地一聲大叫道：“你很會辦事，很會辦事!”隨后重重地獎賞了曹利用。

　　澶淵之盟影響：

　　積極影響

　　富弼以為歲幣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費用百分之一、二，“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發(fā)長者)，不識于戈。”結束了戰(zhàn)爭狀態(tài)，節(jié)省了巨額戰(zhàn)爭開支，避免了重兵長年戍邊的造成的過量徭役和朝廷賦稅壓力，以極少的代價換取了戰(zhàn)爭所難以獲取的效果。促進了兩國之間的經(jīng)濟交流，有利于雙方開展經(jīng)濟文化交流，有利于中華民族的文化發(fā)展。

　　消極影響

　　王安石和富弼認為澶淵之盟之后，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政府“忘戰(zhàn)去兵”，河北軍和京師軍“武備皆廢”，只剩下陜西軍可用，馬知節(jié)、曹瑋、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擠，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權，王欽若和陳堯叟深獲寵幸，以至于導致慶歷增幣。[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