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新政是北宋仁宗慶歷年間的政治改革。宋初以來，大地主兼并土地日益劇烈，戰爭頻發，加以契丹渝盟，軍費與歲幣增加，農民負擔加重。慶歷時，各地陸續發生農民起義。那么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是什么?

　　中國宋代仁宗慶歷年間進行的改革。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官。宋仁宗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運使和提點刑獄;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更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余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又規定地方官職田之數。四年三月，更定科舉法。另外，還頒布減徭役、廢并縣、減役人等詔令。由于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五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

　　將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歸于保守派的破壞和改革派的失誤，似過于簡單了一些。因為，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分歧來解釋改革的失敗，有違歷史真實。

　　慶歷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名臣為相，執掌朝綱，決定對吏治進行整頓。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旗幟鮮明的提出整頓冗官，任用賢能。三 冗三費是改革所要打擊的主要目標。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變動，就是要改變趙匡胤恩養士大夫的祖制，向參與政治的廣大知識分子開刀，打破他們的鐵飯碗，所以，改革將要觸動的不是少數人的利益，而是整個士-官僚層，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改革失敗的直接原因是以呂夷簡為首的反對派攻擊范仲淹、韓琦為朋黨。看過雍正王朝的都知道皇帝對大臣結為朋黨是很有戒心的。雍正是這樣，宋仁宗也不例外。所以，就像秦檜的莫須有為高宗殺岳飛提供了借口一樣。呂夷簡誣蔑韓、范的“朋黨”之議，也為宋仁宗終止改革提供了借口。所以，改革失敗的真實原因是皇帝不想改革了。而不是因為保守派的反對。因為如果皇帝要想改革，那是誰也阻撓不了的。那么皇帝為什么不要反對并自終止自己提倡的改革了?很簡單，皇帝提倡改革與終止改革的理由一樣，為了自己的家天下。 當然，很明顯的是，慶歷新政的改革措施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宋仁宗也正是迫于他們的壓力廢止了新政，毋庸置疑這是新政失敗的根本原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但是，如果以犧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來實現富國強兵，專制帝王當然不能答應。而慶歷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是暮氣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丟官。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

　　關斑竹提及仁宗下詔取消新政是對下猛藥進行改革產生了懷疑，其實，仁宗這樣做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所以，還是因循守舊，以穩定為大局。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養士大夫的國策。北宋統一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但統治者卻從五代歷史汲取了消極教訓，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國家不利，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人為的制造將不知兵，兵不識將的局面以維護其統治。實行更戍法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歷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仁宗罷黜范仲淹的一個原因是范仲淹帶過兵，有軍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黨之議，仁宗也知道這是臣下在互相攻擊，但范仲淹確實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個士大夫階層比起來，一個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愛啊。

　　所以，慶歷新政失敗是必然的，是北宋政府體制決定的。扼殺改革的是體制，而非所謂保守派 。

　　相關人物：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文學家，祖籍邠州(今陜西省彬縣)，后遷居蘇州吳縣(今江蘇省吳縣)。他為政清廉，體恤民情，剛直不阿，力主改革，屢遭奸佞誣謗，數度被貶。1052 年(皇佐四年)5月20日病逝于徐州，終年64歲。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陽東南萬安山，謚文正，封楚國公、魏國公，有《范文正公集》傳世，通行有《四部叢刊》影明本，附《年譜》及《言行拾遺事錄》等。

　　富弼(1004—1083年)字彥國，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天圣八年(1030)以茂才異等科及第，歷知縣﹑簽書河陽(孟州，今河南孟縣南)節度判官廳公事﹑通判絳州(今山西新絳)﹑鄆州(今山東東平)，召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知制誥、樞密副使、知鄆州、青州，樞密使，進封“鄭國公”，出判亳州。富弼多次出使遼國，對西夏情形也十分關注，他認識到遼國“委實強盛”，西夏“日漸壯大”，與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勁敵。富弼利用自己對宋、遼、西夏三國關系的透徹了解，助宋朝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元豐六年(1083年)去世，享年八十，臨終前上書神宗割地于西夏，已達到修兵息民。謚號“文忠”。

　　韓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號贛叟，漢族，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將，天圣進士。初授將作監丞，歷樞密直學士、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與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名重一時，時稱“韓范”。嘉祐元年(1056)，任樞密使;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嗣位，拜右仆射，封魏國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出知相州、大名府等地。熙寧八年卒，年六十八。謚忠獻。《宋史》有傳。著有《安陽集》五十卷。《全宋詞》錄其詞四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