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創建一個朝代的封建統治集團取得政權后走向腐敗,這幾乎是共同的,甚至已經形成的一條規律。那么宋朝是不是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

　　歷代王朝都不會容忍官僚集團貪污腐化，因為官場腐敗會腐蝕整個統治階層的權力基礎。但今人一直有個成見：以為古代政府反腐敗，只靠人治的手段，而未能夠建立嚴密的制度。其實，任何一個享國超過二三百的王朝，如果沒有建立一套有效控制腐敗的制度，又如何可能維持這么長久的統治?

　　在今年春天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作家二月河說，“有人主張高薪養廉，我不同意，歷史上工資最高的時候是宋朝，‘工資’是漢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我贊同“高薪未必養廉”的觀點，都若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那確實是小說家言，當不得真。因為，如果說到腐敗的嚴重性，無疑以“政由賄成”(即系統性、制度性的腐敗)的晚清為最。清末官場之腐敗、吏治之潰敗，讓當時的一名體制內官員——云南學政葉爾愷也感嘆清王朝已喪盡合法性，不亡無天理。

　　宋代當然也產生過一些大貪官，但畢竟并未形成系統性、制度性的腐敗。從制度安排的角度來說，宋代建立的反腐敗機制還是非常周密的。比如在控制公款吃喝方面，宋朝創立了“公用錢”制度，即由財政撥給地方官一筆“公用錢”，類似用于公務接待的特別費。換言之，宋朝承認公務接待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但長官也不能亂花公用錢，必須用于公務接待，公款招待必須按照法定的規格、標準，使用時也需要副職副署，且計入公賬。若公務接待違反了法定標準，即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

　　同時，宋政府又設立“券食”制。凡官員出差公干、下基層考察，均由政府發給“券食”，憑券供給飲食。什么職務的官員，在什么情況下可以發給“券食”，按什么標準發放，政府都有非常細致的立法作出規定。“券食”的費用到年終由各州的常平主管官統一結算，上報戶部審計，如果發現“有過數取予及違戾者，并重置典憲”，即超標、違規的公費接待，以重典處置。

　　對于任何政府來說，完全取消公務接待是不切實際的，當然也是斷不可行的。關鍵是如何遏制不必要的公款吃喝。宋代創立的“公用錢”與“券食”制，看起來很有現代性。換言之，這是現代國家完全可以拷貝、施行的制度。

　　今天的人還特別愛引用英國阿克頓勛爵的一句話，來說明腐敗產生的機制：“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其實阿克頓所說的道理，我相信宋朝的制度創建者也是明白的，因為宋朝的一切制度設計，均遵循一個原則：“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換成現在的說法，便是通過分權與制衡，防止出現絕對權力。宋人呂祖謙描述過宋朝的權力制衡機制：“大臣權任太重，恐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其中來自臺諫的制衡權尤其強大：“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宋代是臺諫權最為發達的一個朝代，代表監察權的臺諫系統獲得了完全獨立于行政系統的獨立地位。宋人經常將“執政”與“臺諫”對舉，可以看出他們已經明晰地認識到，行政權與監察權乃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權力，應該讓兩者分立、對峙。這便是古典中國的“二權分立”思想，現代公司治理的“執事”(經理層)與“監事”二分制，可能便是從中汲取了靈感與智慧。

　　強大的臺諫系統，發達的監察權，構成了宋朝最有力的反腐敗機制。如南宋初，宋高宗詔令：“如人吏受賂及故違條限，仍許御史臺檢舉送大理寺，依法斷遣。所有京朝官、大使臣亦依此。”后來孝宗皇帝也下詔：“諸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并緣申請妄進羨，違者重置典憲，令御史臺覺察。”

　　從實際效果看，作為權力凈化機制的臺諫制度，是運作良好的。一個宋朝官員如果被臺諫官彈劾涉嫌貪腐，通常都會受到查處。宋仁宗時，有個叫做蘇舜欽的官員，在過“賽神會”這個節日時，將單位的舊報紙賣了，換成一筆小錢，叫上幾位同僚去喝花酒，結果這事兒被臺諫官舉劾，導致蘇舜欽被“削籍為民”，參與聚飲的其他人也“皆斥逐”。蘇舜欽還只是一個小官兒，仁宗朝的宰相梁適，也被臺諫官彈劾有貪賄之事，雖然梁適貴為宰相，位高權重，但臺諫官也不示弱，再三發起彈劾，最后迫使皇帝不得不將梁適罷相。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顯示了在行政權與監察權分立的權力構架下，獨立的臺諫系統確實可以及時發現并清除行政系統的權力腐化問題。

　　只是在政治昏庸的時候，如北宋末年，這套權力凈化機制才似乎失效了。但我們不能說，宋人并沒有建立一套有效控制腐敗的制度。實際上，控制腐敗的制度還是擺在那里，只不過它被擱置了，停擺了。對于今人來說，大概可以從宋朝反腐的得失中獲得一個啟示：建立控制腐敗的制度并不太難，難的是如何讓這套制度一直保持有效的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