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進諫歷史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司馬光的進諫歷史相關信息，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司馬光的簡介：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漢族，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 ，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范，歷來受人景仰。
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反對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變法以后，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鑒》、《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司馬光的進諫歷史：
司馬光(1019～1086年)一生，有三件事聞名：少年時期“砸缸”救友，中年以后編修《資治通鑒》，晚年罷廢“熙豐新法”。
數百年來，學界評論司馬光，亦多著眼于上述三件事。
實際上，司馬光一生并非只限于這三件事聞名。
他二十歲那年(1038)考中進士以后，就入了官場，做過縣官、州官，更多時間是做朝官，在朝廷的多個部門任過要職，如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知諫院、權御史中丞和審官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端明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判吏部流內銓、判集賢院等，最后死在宰相任上。
司馬光的老友邵雍(康節)在《邵氏聞見錄》中贊其為“腳踏實地”的人、“九分人”(十分的完人是不存在的)。確實，司馬光每任一官，都忠于職守，并能打開新局面。所以，評價司馬光時倘若只著眼于世俗社會所熟知的三件事，必定是不全面的，且易失之偏頗。
司馬光四十二歲到四十七歲(1061~1066年)是他最年富力強的時期，有六個年頭，做過兩屆知諫院(每屆三年)。
知諫院是諫院的領導人，專職監察和參議，上至皇帝、下至百官，皆可彈劾。
漢代以前無諫官，梁武帝蕭衍始置專職諫官，唐朝叫“補闕”、“拾遺”，但職權不大。宋朝開始，諫官作用空前加強。真宗天禧元年(1017)設“諫院”，有諫官六人，稱“司諫”、“正言”，領導人叫“知諫院”，由他官兼領稱“同知諫院”。仁宗以前，諫官由宰相直接領導，諫官也由宰相遴選。這樣，諫官對宰相的批評便不能不心存忌憚。就在司馬光任知諫院前不久，仁宗皇帝為了更好地發揮進諫職能，把遴選諫官大權收歸自己手中。這樣，諫官就可拋棄顧慮，對四海之事、天下之政、得失利弊皆可進諫。諫官地位重要了，入選諫院之人一定要有實際工作經驗，又要有學識、有威望的一時名流。所以，社會上對諫官都高看一眼。
諫官也不宜當。朝廷規定：三年一任，一般不能連任;上任后，三個月內無諫諍，便被視為不合格，解除職務;如果諫言不當，觸怒權貴，還會遭到不測。所以，諫官承受的政治風險很大，知諫院身為諫官的領導人，風險自然更大。在北宋王朝，多數諫官都做不滿三年任期便離開了諫院。
司馬光是一位歷史學家，他通觀古今，對治國安邦的道理有深入的研究;司馬光此時又在北宋王朝做了二十多年地方、朝廷的官吏，對北宋社會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危機有切膚之痛。他有一肚子的政見要傾吐，諫官一職，恰好為他提供了難得的平臺。嘉祐六年(1061)六月末，“起居舍人兼同知諫院”的詔命一下，七月初一，他便迅速到諫院就職了。
司馬光六年的諫官生涯，以敢于進諫而知名。他去世多年后，人們對他的兒子司馬康，不呼其名，而稱“大諫之子”(邵雍《邵氏聞見錄》)。
受詔之后，司馬光曾作詩明志：
其一
恩與乾坤大，身如草木輕。
何階致明主，垂拱視生平。
其二
秋水浮槎客，漂如一葉輕。
鷗群需仗言，鯨口幾忘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八)
不久以后，他又寫了著名的《諫院題名記》，內中說：“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后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
當時的北宋王朝已失去太祖、太宗時期升平的景象，內憂外患叢生，“三冗”(冗官、冗兵、冗費)愈演愈烈。十幾年之前，范仲淹等有識之士曾發動過“慶歷新政”，冀圖改革積弊，仁宗皇帝開始支持，后又反對，使“新政”流了產，充分反映了仁宗皇帝優柔寡斷的性格。
司馬光通過歷史研究，得出一個認識：“國之治亂，盡在人君。”“慶歷新政”流產的現實，也充分印證了他的認識。所以，他把進諫的矛頭首先對準了仁宗皇帝。
第一道諫札叫《陳三德上殿札子》，針對仁宗皇帝優柔寡斷的性格，指出：“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接著進行具體解釋：
仁，不是柔弱姑息，而是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
明，不是對小事的苛察，而是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
武，不是強迫命令，而是排除干擾、堅持不懈。
仁、明、武三者兼備，國家大治。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皆缺則亡。
緊接著，司馬光又上了一道有關“致治之道”的諫札，名叫《言御臣上殿札子》。這道諫札針對北宋王朝多年以來用人不問政績，只靠熬年頭升官的弊端而發，指出：“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
司馬光談到這兩道諫札的作用時說：“仁、明、武，所出于內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于外者也。”(《司馬文正公傳家集》)這就是說，司馬光的進諫已經涉及仁宗皇帝的個人修養以及施政重點。
一般的諫官上任伊始，誰敢這樣教訓皇帝?司馬光就敢!不但敢，還十分自信。他說：“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于是。”
這時的仁宗皇帝已被內政、外交攪擾得無計可施，看了司馬光有針對性的進諫，不禁眼前一亮。所以不僅未予拒絕，反而十分重視，將《陳三德上殿札子》留在禁中，把《言御臣上殿札子》送到中書省去具體實施。
司馬光善于進諫，這從“建儲”問題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仁宗身體素質較差，也無生育能力，所以沒有皇子。嘉祐元年(1056)春節，皇帝依例要在大慶殿接受群臣的祝福，可是，當百官剛剛就列，他卻從龍椅上跌了下來。這一年仁宗四十六歲。滿朝大臣都曉得皇帝無生子能力，一來不敢進諫，二來無緣進諫。這一下出現了時機，許多大臣都進諫早建儲嗣的問題。這時司馬光還是并州(治今太原)通判，人微言輕，可是他出于一種政治自覺，也進諫了“建儲”問題。此時，要“建儲”就要從侄輩中挑選。仁宗并不情愿，總盼望后妃們會給他誕下龍子。所以，許多重臣關于“建儲”的諫言，他均不予理睬，對司馬光這樣一個小小的并州通判的諫札，更不會當成一回事。
六年以后，司馬光就任知諫院時，仁宗皇帝的身體更差了，可是滿朝大臣誰也不敢再挑頭進諫“建儲”一事了，一塊石頭壓在群臣的心上。擔當諫諍之臣的司馬光，是唯一合適的進諫人選。司馬光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上任三月后，就上了《乞建儲上殿札子》。他害怕仁宗皇帝又會把諫札置之不理，過了兩三天，又直接面見陳述。這次面陳，司馬光選擇了一個仁宗心情好的日子，所以，未曾說完，仁宗便說：“愛卿是讓朕從宗室子侄中選繼任者吧?此乃忠臣良言，好久無人提起此事了。”他讓司馬光把諫札送到中書省存案。
司馬光深知仁宗近年喜怒無常，又知道中書省的大臣不得圣旨，不會進行
實質性的工作，便進一步讓仁宗親發德音。仁宗了解司馬光執著不撓的品格，便答應了。
宰相韓琦也是一位忠厚老臣，早已盼望皇帝的德音，聽了司馬光的匯報，高興非常。仁宗皇帝早幾年在宮中辦了一個子侄培訓班，他看中了濮王趙允讓的十三子趙宗實。可是，宦官首領任守中害怕趙宗實繼位后自己失去恩寵，于是從中挑撥是非。
十天過去了，建儲之事又石沉大海，韓琦按捺不住了，問司馬光，司馬光內心著急，卻表現鎮定。又是十天過去了，還是沒有任何動靜。如果是明哲保身的人，可能會退避三舍。司馬光卻不懼斧鉞之誅，帶著諫札進宮，強硬地質問仁宗皇帝：“陛下答應辦事，如今不見動靜，卑臣料想有撥弄是非之人從中作梗，他們可能說，陛下富于春秋，不必急辦此事。其實，他們并非為江山大計著想，而是準備陛下百年之后，倉促之間立一傀儡!陛下千萬不要忘記歷史教訓，唐朝不就有‘定策國老’之禍嗎!”
仁宗皇帝一聽，方覺問題之嚴重，立即下詔立嗣。
宰相韓琦接了圣旨，佩服司馬光的大智大勇，給司馬光作了一個揖。
趙宗實此時已三十歲了，長期生活宮中，深知弄不好會惹來殺身之禍，便以居父喪為借口(其父趙允讓兩年前去世)，拒不受命。隔了一年，詔令再下，又以身體不適為由推辭。
司馬光害怕任守忠、曹皇后(反對趙宗實為皇儲)趁機搗亂，于是上奏了《乞召皇侄就職上殿札子》，此時，仁宗皇帝已病入膏肓了，司馬光再奏《乞早令皇子入內札子》，說：“恩父之命不可違，臣子之職不可缺。”趙宗實這才進了宮。
幾天以后，仁宗皇帝崩于福寧殿，兩天之后(嘉祐八年四月一日)趙宗實(改名趙曙)柩前繼任，是為英宗。
司馬光作為一位諫官，在新老皇帝權力移交這樣的社稷大事中，敢于進諫，善于進諫，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聲望。
治平四年(1069)歐陽修在《薦司馬光札子》中說：“光于國有功為不淺矣!”(《歐陽文忠公集》)清朝史學家顧棟高說：“當日昌言，尤稱盛世。”(《司馬溫公年譜》)都是指司馬光為“建儲”而進諫說的。
改革科舉考試是司馬光進諫的又一重要方面。
科舉選人是宋王朝官吏的重要來源，所以，如何進行科舉考試，就直接關乎官吏隊伍的素質高下。
宋承唐制，先考辭賦，后考其他，如果辭賦不及格，便不可能被錄取了。司馬光認為辭賦做得好，只是文人的事，當官并不一定當得好。他在《論舉選狀》中明確提出，科舉選人應“以德行為先”，其次是經術，再次是政事(政治見解)，最后才是藝能(詞賦)。為了貫徹這一改革主張，他諫議每次科舉錄取要留三十個名額給地方推舉的“孝廉”(大約1/10到1/20)。對“孝廉”任官與進士甲科相同，而優于“明經”科。
什么樣的人叫做有德之人?司馬光的觀點與許多思想僵化的老臣頗不相同。嘉祐六年(1061)，司馬光剛任知諫院，就被抽調參加錄取新科進士的工作。從四川來的蘇轍參加當年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試，在答卷上批評仁宗皇帝不關心邊防、沉湎后宮、賞賜無節。范鎮、胡宿等老臣認為這樣大膽攻擊皇上的人，語出狂妄，不可錄用。司馬光則認為，蘇轍直陳朝政弊端，正是忠臣之本色，是“德行”之優者。雙方各執己見，最后爭論到仁宗皇帝那里。這時的仁宗皇帝正欲改革積弊，認為“求直言而以直言棄之”不符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本意，蘇轍被錄取了。
司馬光還主張改革“明經”科。
“明經”一科向來考五經、九經的背誦能力，所以一些擅長背書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國安邦實際工作能力的人反而會落選。司馬光在《論舉選狀》中，主張把“明經”一科從死記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題，司馬光稱之為“以己意裁定”。
司馬光在《論舉選狀》中，還對考官出偏題、怪題的現象給予了抨擊。當時的考官出題，有的不在經文中出題，而在注疏中出題;有的“或離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為問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應試舉人交白卷。朝廷不明是非，竟誤認為各地方舉人不精，罷免了一些地方發解官。司馬光明確提出，不要罷免發解官，而應重選命題官，用“通經術、曉大義”的人來命題。
司馬光這些改革科舉的主張，同幾年以后王安石變法對科舉改革的主張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