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榜下捉婿”的歷史
科舉制度發展到宋代變得更加完善和嚴密，甚至成為迎娶富豪家千金的途徑，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宋代“榜下捉婿”的歷史，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宋代“榜下捉婿”的歷史：
科舉制度作為一種選拔官員的制度，也受到了統治階層的空前重視。雖然在宋代，科舉還并未成為進入仕途的惟一途徑，但是想要在官場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考取功名就絕對是必要的了。不過，科舉考試在宋代所起到的主要是積極作用，選拔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參與到官僚隊伍中，而它的種種弊端則是明以后開始占據主導的。宋代的及第舉人也獲得了相當多的優越條件。一旦金榜題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燭”也就馬上接踵而至了。
女兒嫁給狀元是家族榮耀
在唐代，取得功名后還要經過考試合格才有資格擔任官職，到了宋代，只要是進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遷的速度和級別之高也是其他途徑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所以，宋朝政府的高級官員中，科舉出身者占了壓倒優勢。就拿北宋時期的正、副宰相來說，科舉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正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可以說，宋代士人在經過“十年寒窗”的艱苦努力之后，一旦科舉登第，得到的將會是精神、物質兩方面的超值回報。
考取功名的士人在宋代社會中所受到的重視和推崇也是空前的。宋朝人評價一個家族的興盛程度的重要標準就是看這個家族有幾個考中科舉的男子和幾個嫁給科舉出身者的女子。
雖然前一個標準是主要的，但是后者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為在古代社會中，女性出嫁不僅僅是一個家庭走進另一個家庭，也不僅僅是個人角色從女兒到妻子的轉變，她還肩負著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擔當聯系兩個家族的紐帶。這一作用在當時人眼中是被重視的。宋代也不例外。
因而為女兒選擇理想的婚配對象常常是使父母傷腦筋的大事。不過，所謂的理想對象既不是女兒的個人意愿，也不是從女兒的角度來考慮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親從維系、發展家族的角度來考慮的。
七旬進士也被搶作快婿
正因為上述原因，考中科舉的士人就成了豪富之家選擇佳婿的“搶手貨”，真是“十年勤苦無人問，一日成名天下知”。“榜下捉婿”就是生動的例子。宋代在由皇帝擔任主考官的殿試結束后，就要舉行唱名儀式，此時便是“金榜”之上的“題名”見分曉的時刻。而且其間會賜予袍、笏，這叫做“釋褐”，表示已經脫離平民，步入仕途，正所謂“前日秀才，今日官人”。唱名結束后，便是“期集”，也就是新及第舉人的宴會活動。不過，唱名和期集不在一處，這就為“擇婿”者提供了條件。從唱名地點到期集所這段路程就成了“擇婿”的地點，豪家貴邸競相在此觀望這些新及第的士人，從中挑選自己滿意的人選，行情好時，一日之間“中東床者十八九”。
宋人把“擇婿”說成“捉婿”，又戲稱為“臠婿”，“臠”乃肉塊，可謂比喻形象，又頗帶諷刺意味。在當時就有不少關于這方面的笑談。
在科場選婿者，不乏“饑不擇食”者，將習俗所重視的陰陽吉兇、家世背景等都拋之腦后，甚至是這位新及第進士是否還是單身都來不及考慮。曾有一個新及第的年輕舉人，體貌亦不凡，為一權勢之家看中，其家便派出十多個壯丁將青年簇擁至其家，該青年既不拒絕，也不逃避，而是欣然而往。不多時，一位著高官袍服的人來到青年面前，問道:“我只有一個女兒，長得并不丑陋，愿意嫁與公子為妻，不知可否?”此青年深深鞠了一躬，推辭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說，怎么樣?”圍觀眾人見狀哄堂大笑，隨即散去。
有時年齡也是可以不考慮的。有一個叫韓南老的人，考中了進士，很快便有人來向他提親，他并未拒絕，而是作了一首絕句“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
高官搶狀元女婿捷足先登
現實中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而且“捉婿”成功者不少是政府中的高官。宋真宗時，范令孫登甲科，當時的宰相王旦立刻就把女兒嫁給了他。即使品質有問題也是可以忽略的。還是真宗時，有一個叫高清的進士，人品和聲譽都很差，但是他剛登科，宰相寇準就馬上把兄弟的女兒嫁給了他。不僅如此，這位寇氏死后，宰相李沆又以自己的女兒做了高清的繼室。當時就有人形容這些既登科又娶宰相女的人是“天子門生宰相婿”。不過，宋代的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少不媚權勢者。徽宗時著名的“六賊”之一的蔡京就曾在“榜下捉婿”方面受挫，他曾想把女兒嫁給剛登進士第的傅察，傅察卻以沉默來抗拒。
為了籠絡住自己中意的對象，有權勢、家財豐厚者還會以錢財或仕途前景作誘餌來引誘士人上鉤。宋仁宗時，頗得仁宗寵愛的張貴妃的叔父張堯佐看中了剛及第的馮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并冒稱是皇帝的旨意，還擺出了豐厚的嫁妝，而馮京只是“笑不視，力辭”。“六賊”中的另一位朱勔在洪皓等待第三輪考試--殿試時就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他，洪皓謝絕了他。登第后，朱勔再次向洪皓請婚，而且送給他大量的錢財，并許以顯官，不過洪皓依舊是堅決拒絕了這門婚事。當時還流行一種給男方的所謂的“系捉錢”，為釣到“進士婿”，有的富商甚至會拿出千余緡的“系捉錢”來誘惑，自愿上鉤者亦有不少。當時就有官員嚴厲地批評這種“論財娶妻”的登科進士道“市井駔儈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為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于此”，并進而論斷這種人是“天資悲陋，標置不高”，而且指出剛及第釋褐就做出此種“污行”，以后踏上仕旅肯定也會是貪贓枉法之徒。
“榜下捉婿”其實也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即宋代的婚姻觀念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從魏晉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于門閥制度盛行，婚姻對象的選擇是有著嚴格的門第限制的。到唐中后期門開始衰落，經歷五代，到宋代，門第觀念已經淡薄。上述故事中提到兩個擇婚的標準，一個是個人才能，一個就是錢財，而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則與宋代高度發展的經濟、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因而，對于宋代此種婚姻觀念的評價應該辯證地看，較之前代的門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歷史的進步，不過對于后世的論財婚而言也可謂是一種濫觴。